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
鲜卑人和契丹人的语言中，除了蒙古语和突厥语外，与满语相关的成分较多，其中有些成分的语音形式和音节结构与满语更为接近，这为探索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历史演变研究提供了线索。如，《魏书·官氏志》记载的代北姓氏中很多词语与满语相关。
表1 《魏书·官氏志》记载的代北姓氏及其语音构拟
《元和姓纂》载：“北人谓地为拔”，贺拔氏为“总有其地，众皆称贺”。夷馆《女真译语》“卜·阿”一词语义为“地、地方”，满语做ba。契丹语“捺钵”对应着满语的na ba，语义为“地方”。
《魏书·蠕蠕传》称蠕蠕为“东胡苗裔”，该传记君主及大臣称谓的几条“魏言”。如，
“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1] 2291
“(永兴)二年，太宗讨之，社崘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崘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1]2291
“大檀者，社崘季父仆浑之子，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1]2291
“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1] 2293
“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罗*可汗，魏言唯也。”[1] 2294
“和平五年，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1]2295
“(延兴)九年，予成死，子豆崘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1] 2296
“那盖号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1] 2297
“伏图西征高车，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1]2297
“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1] 2300
“阿那环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揽也。” [1] 2303
“太和十一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 [1]2310
以上“魏言”的汉语词语语音构拟和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见下页表2。
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在上古时期，中国东北腹地的东西部分别由秽人和貊人所占据。居住于东部沿海的“东夷别种”秽人和居住于西部草原的东胡系貊人是东北腹地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族群，[2]二者的文化是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虽然汉代以后史书把秽貊并称，但在早期，这两个族群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
表2 “魏言”汉字记音及其语音构拟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两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一个系统由先秦时期的貊人(貉人)创造，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该文化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另一个系统由先秦时期秽人创造，分布于辽东、吉长和朝鲜半岛全境，该文化缺少游牧文化色彩，渔业和农业较为发达，受中原系文化影响很少。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世纪，貊人迁入秽人地区以前，此文化格局未发生过大的变化。与西伯利亚地区古人类短头阔面低颅的人种特征不同，中国东北地区古人类属于长头型高颅的古东北华北类型。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貊人自辽西地区东迁后，逐渐统治了中国东北东部的秽人部落，二者融合形成秽貊族群，是构成后来东北腹地土著的基础成分。汉魏时期的夫余、高句丽、沃沮、东濊等部族，都是在此族群的基础上形成的。“濊貊”一名，晚至《辽史·属国表》中尚有记载：“东北九夷之五为凫臾”，“凫臾，东方国名”。在早期中国东北的部族中，秽貊―夫余系统的部族，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其文化也相对发达。在秽貊族系中，夫余占据了东北九夷之五，在上古时期对中国东北地区影响较大。直到唐代，渤海国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中，尚自称“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
现今居住于中国东北东部的满族和西部的蒙古族，在人种特征和语言的音节结构、语流音变上是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的。当秽貊族系的部族消亡之后，东北世居民族继承其文化，成为东北民族文化的底层。女真人和满族继承以秽系文化为主，契丹人和达斡尔、蒙古等民族继承以貊系文化的为主。
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古城先为古秽城，后为夫余王国前期王城宫城，夫余人和汉人在这里生活。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指出，夫余文化虽属定居农耕文明，但遗物“颇多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色彩”，“颇受匈奴文化之影响”，“总之此种遗物，不特非汉人所应有，亦东北高句丽各族遗迹中所未常见者。考之文献，亦可为前说之证据，非好奇立异之论也。”*
有学者据史书记载北夫余之裔豆莫娄语言与契丹同，以及布里亚特蒙古的族称和“夫余”二字的上古音相似，断定夫余属蒙古语族。尽管库莫奚和契丹都出自鲜卑宇文部，《魏书》却认为契丹是匈奴南单于的远亲，语言“与鲜卑颇异”。[4]因此,不能排除西迁的匈奴人中有夫余人成分的可能。曾经统治过夫余地区的匈奴人，以及来自宇文的鲜卑人，与高句丽及慕容鲜卑关系十分密切的契丹人，其血统中东夷部族的成分要比从大兴安岭迁入蒙古草原的北部鲜卑人浓厚得多。中国东北腹地的满语支部族及西伯利亚南部、伏尔加河中游部族的语言，在音节连接处有相同的语流音变,即元音间单独辅音弱(浊)化；重叠辅音不弱化；较强的辅音与送气音相连时通常强化。[4]
与鲜卑语和蒙古语相同，契丹语、蒙古语、布里亚特语、满语和鄂温克语等语言之间存在c和s对应关系。如，契丹语：撒剌“酒樽”——蒙古语：
朱泓先生根据豪欠营、山咀子两处辽代契丹族墓地出土颅骨的分析结果，认为辽代契丹族基本上可以归入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但也含有少量的东亚蒙古人种或者北极(东北亚)蒙古人种因素。辽代契丹人与汉代鲜卑人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有某种接近的趋向，其颅骨多以圆颅、阔颅、颅形略低的正颅形为主要特征，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点和辽墓壁画上所体现的很一致。契丹源于鲜卑、匈奴血统，而非当地的土著祖先。[5]朱泓先生提出：“在匈奴族中，低颅、阔面类型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其北部人群中”，在“匈奴人的南部人群及其先世的人种构成中体现出一种东亚与北亚人种相混合的性状，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颅形和略窄的面宽”，因此，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并非低颅性质的居民，其中的低颅现象可能来源于和北部匈奴人的混血。[6]由此可知，鲜卑人、南部匈奴人和契丹人有着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人种因素，但其中具有低颅、阔面人种特征的血统主要来自西伯利亚地区。这和鲜卑、契丹语与东北腹地民族语言相接近的词汇结构及从西伯利亚向东北地区渗透的语音特点相互吻合。
契丹语中还有与鲜卑语或更早的语言相通的成分。《辽史》中的契丹语汉字记音，入声字的韵尾及疑母字的声母
表3 契丹语汉字记音及其语音构拟
从表3词语的读音来看，鲜卑、契丹等语言在音节结构上接近满语，但音节连接处的发音习惯和音变规律却接近于蒙古语和达斡尔语。
《魏书·官氏志》中的鲜卑语和契丹语的语音与现代蒙古语有所区别，古代秽貊人对于蒙古族形成之前崛起于中国东北几大部族的影响是强烈的。虽然鲜卑语和契丹语的有些词语与蒙古语共有，而女真语或满语里没有，但也有些词和满语的关系要比和现代蒙古语更为密切。
西迁的匈奴人在语流音变上已显示出具有和满语支民族相同规律的迹象，北朝时期的鲜卑语和辽金时期的契丹语中存在与满语有着密切联系的词语，这不仅和这些民族的发源地偏南，受到东北腹地古代民族的强烈影响有关，而且由于这些民族曾经长期同构成满族先世的人群有过相互的渗透与融合，到辽朝灭亡时，较多的契丹人融入女真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建新，刘俊瑞.先秦时期的秽人与貊人[J].民族研究，2001(4).
[3]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戴光宇.三家子满语语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朱泓.契丹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2).
[6]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和契丹[J].北方文物，1994，(2).
作者戴光宇
【作者机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原文载《满语研究》 2014年第2期P5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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