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禧的五个话题

侯德云

在晚清史料中，慈禧是一个敏感词。我注意到一个诡异现象，在有些史家或作家笔下，凡好事，搞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等等，都跟她无关；凡坏事，甲午战败、戊戌变法等等，都跟她有关。这种一边倒的言说方式，从逻辑学角度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宗旨，是从小角度切入，透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这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慈禧的所作所为，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此之前，我们先厘清一件基本史实，慈禧的垂帘听政，不是一垂到底，期间也有“卷帘归政”的时候。整个过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段，1861年农历十一月，咸丰死后，慈禧与慈安共同垂帘，至1873年农历三月，同治帝亲政为止；第二段，1875年农历一月同治病死后，慈禧再度垂帘，至1889年农历二月，光绪帝亲政为止；第三段，是1895年中日战争出现败象，慈禧过问政局，但并不专权。第四段，是1898，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后，慈禧三度垂帘，至1908年农历十月去世为止。也就是说，从1861至1908年间，有两年同治亲政，还有十年光绪亲政，这十二年间，慈禧处于离休或半离休状态。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慈禧身上，好好看看她。

紫禁城里的漂亮女人

大清帝國从1861至1889年，近三十年间，只有短短两年是同治亲政。而这两年，同治毫无建树。

这里必须挑明，所谓“两宫垂帘”，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慈禧。对朝政的处理，俩人有分工：官员升迁等例行公事的折子，主要由慈安处理，圣旨上往往只盖她一个人的印章；事关朝廷大政方针的折子，都由慈禧处置。而且在朝堂之上，慈安“不甚发言”，“呐呐如无语者”。拿大主意的，都是慈禧。因此我要说，大清帝国的1860至1880年代，是慈禧的时代。

慈禧晚年时，曾跟身边人回忆往事，说：“入宫后，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 而她在垂帘听政之初，年仅二十五岁。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竟然领导中国进行了一场让世界瞩目的“洋务运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我把慈禧看作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女人。当然，我所说的漂亮，不仅仅指她的容貌。

我很愿意以时间为序，说说慈禧到底漂亮在哪些地方。

其一，垂帘伊始，改组军机处，外交局面由此改观。新组建的军机处，由恭亲王领班，大清国在对外关系方面，走进一个长期和平的阶段。英国很快注意到：“中国政府一改从前千方百计拒绝跟外国打交道的立场，准备与外国建立密切关系。”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既然中国今天的政策是鼓励与世界各国通商贸易，我们应该协助开明的中国政府，不这样做等于自杀。”由英国牵头，西方各国都跟大清采取“合作政策”。时任英国首相巴麦尊说：“如今我们的政策，是巩固中华帝国，帮助它增加收入，建立一支更好的海军和陆军。”我们当然已经看到，史实跟巴麦尊的说法，高度吻合。

其二，广开言路，鼓励中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议政。晚清“清流党”由此兴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些“清流”中，不乏信口雌黄的人，有时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慈禧本人，但慈禧从不禁言。相反，她还能从“清流”中辨识出千里马加以重用，张之洞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后来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说过这样的话：“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说起来，光绪帝只是继承和发扬了慈禧太后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已。

其三，借力打力，不到三年时间，迅速剿灭作乱已久的太平天国。慈禧善于借用各种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终极目的。美国人华尔、英国人戈登、法国人日意格等，汉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只要担得起历史重任，便一视同仁，委以大权。这里只说一件事，辛酉政变刚刚十八天，清廷颁布上谕，对曾国藩委以重任，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此外还包括浙江省的军务，等于是节制四省。下放的权力之大，在大清国史无前例。事实证明，慈禧的敢想敢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其四，慧眼识珠，重用英国人赫德，治理大清海关。慈禧竟然提拔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而赫德也不负慈禧厚望，在此岗位上为大清恪尽职守近半个世纪，为国库提供了不断增长的税源，成为洋务运动稳固的经济基础。赫德主持的大清海关，雇用一大批外国人，如此“肥缺”，竟被洋人占据，很多人心生不满，甚至有不少朝中大员，直接对赫德表达愤慨。但慈禧用人不疑，显示出超人的判断力。到1888，大清国的年财政收入，由慈禧执政之初的白银四千万两猛增到八千多万两，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海关税收。

其五，大刀阔斧，建设现代军队和工业。慈禧执政之初，就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军队，聘请外籍工程师指导武器制造。1866年，中国第一个制造军舰的造船厂落成，1869年，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到光绪帝亲政那年，慈禧打造的北洋舰队，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舰队。同时，中国的现代工业，制造业、采矿业等等，也都欣欣向荣。

其六，放眼向洋看世界，让中国了解世界，也向世界介绍中国。慈禧在执政之初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走了三步棋：先是启用《瀛寰志略》（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的编著者、“老成望重”的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此书在道光年间出版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作者夸大“外夷”，徐因此丢官。慈禧对徐的起用，绝非小事，朝野上下自然能体会到朝廷的用意之深。其次是派人出国“旅游”。1866年春，赫德回国休假，清廷从同文馆选拔几个学生，跟随赫德到欧洲游历。第三是派遣正式外交代表团，出使西方各国。1867年，驻华六年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期满回国，恭亲王建议由蒲安臣领衔为中国特使，带队出访美欧。慈禧当即首肯，并派遣两位年轻的大清官员志刚和孙家谷，为二品“钦命之员”，随蒲出访，史称“蒲安臣使团”。这一使团，行期接近三年，访问了十一个国家。

其七，力排众议，收复新疆。1875年，慈禧二度垂帘之始，决定派兵收复新疆。新疆的阿古柏叛乱，是借太平天国之乱而起，到此时已割据十几年时间。此外，伊犁也被俄国所占。慈禧认为，新疆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她的意见，遭到朝中重臣的激烈反对，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看法，代表性最强。李氏认为，收复新疆，“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况且那“数千里之旷地”，即便收回来，“将来断不能久守”，不如把它当作附属国看待。当时，连醇亲王也觉得“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但慈禧坚持己见，派左宗棠带兵前去收复。到1878年，左宗棠收复了绝大部分失地。慈禧采纳左的意见，将早先的这个自治区域改为行政省。随后，被俄国占领的伊犁，也通过谈判索回。而且那次谈判，被西方观察家称为中国的“外交大胜利”。

其八，“据理相持，刚柔互用”，《中法合约》不伤国体。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军官福禄谈判，达成《李福协定》，清廷以放弃越南为代价，换取法国不侵犯大清的承诺。谁知此后不久，法国竟以双方军队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为借口，向大清勒索两亿五千万法郎（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赔款。对此无理要求，慈禧的看法是：“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态度非常明朗，在朝堂之上，“字字严切”，“即减亦不可”，之后一再重申“不允”、“亦不允”，为此不惜跟法国重新开战，体现出“刚”的一面。法军进攻台湾，炸毁马尾造船厂，都不曾让慈禧萌生求和之意。到1885年3月下旬，清军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打败法军、国内舆论振奋之时，慈禧抓住时机，见好就收，决定体面地结束战争。6月份签订的《中法和约》，基本上是以《李福协定》为底本，法国人一个法郎也没拿到。这场战争让大清国赢得普遍的国际尊重。赫德说：“一年多（指正式宣战）战争下来，没人能说中国干得不漂亮。”连对慈禧常有腹诽的翁帝师，也在日记中扬眉吐气：“朝廷一震之战，已足以化中原积弱之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史实，直接支撑了我对慈禧的看法：她是一个有胆魄、有威仪、有见识、有胸怀的女人。在反腐倡廉、整顿吏治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處。

光绪“亲政”风波

慈禧跟光绪之间，一直就说不上有多么亲密。比较而言，光绪更喜欢慈安太后。可惜，光绪九岁时，慈安去世，弄得“皇爸爸”慈禧跟光绪闹别扭的时候，连个调解的人也没有。透过史实，我们能清晰看到，慈禧与光绪的关系，随光绪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恶化。这种恶化，为大清的国运，带来了一场不可弥补的悲剧。

早年光绪在学习上很用功，翁帝师大为振奋，日记里装满了对光绪的赞美，如“读甚佳”、“读大佳”、“读极佳”等等。在翁帝师眼里，不满九岁的光绪，毛笔字“颇有笔意”，十岁时作诗“极敏捷”，“作史论，亦通畅，且极欢喜” 。对此，慈禧也很满意。九岁以后，宫中复制了一些奏折，让光绪在上面用朱笔练习写批语，有时慈禧会对他加以指点。某年陕甘总督上奏，说甘肃陇西县雷祖庙里的雷神显灵云云，用俗话说，就是当地官员担心“天鼓”要响，预示天灾临近，于是请皇上写份匾额挂在庙上，哄哄雷神。光绪朱笔批示：“著照所请行。”慈禧教他，要说得详细一点，叮嘱地方大员，要“修身爱民，政无缺失”，才能让神灵满意。这大概是慈禧与光绪之间最甜蜜的一段时光。

光绪“亲政”风波，从1886年开始。那年光绪十六岁，慈禧颁旨：“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此谕一出，朝中一片慌乱。史料记载，李鸿章担心已经稳健起步的洋务运动遭遇意外因素干扰，绞尽脑汁考虑对策，竟然达到“寝食俱废”的程度。终于想出对策，给醇亲王写信，说自己是“外吏”，不能冒昧插嘴皇室事务，委托醇亲王设法挽留慈禧。醇亲王也清楚，处在自己的地位上，于礼于理，都应该有个态度。一番叽叽喳喳之后，在谕旨颁发的第三天，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奏折，纷纷而至，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亲王和醇亲王的折子最为显眼。醇亲王同时还安排自己的亲儿子光绪“跪求”慈禧再“训政数年”。这一番运作之后，慈禧宣布，她“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史学界有人指责慈禧“嗜权如命”，说她碍于“祖制”，摆出归政的姿态是假，骨子里恋栈不肯交权是真。尽管没有明确的史料为依据，还是有不少史家，坚持这一论断。在我看来，清廷的那个“祖制”，本身就有问题，把一个泱泱大国，交给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去掌舵，不怕触礁或者翻船么？我觉得李鸿章即有此担心，才想方设法挽留慈禧。事成之后，老李赞扬醇亲王有“回天之力”，还说“远近臣民额首交庆”，光绪帝最亲爱的老师翁同龢，对此结果也不反对，他知道，毕竟“宗社事重”。

对慈禧“再行训政数年”意见最大的，是十六岁的小屁孩光绪本人。小东西很郁闷，“停食头疼”，病倒很多天。翁帝师再三劝慰，“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光绪从此闹开了情绪，对学习也不再感兴趣，翁帝师这个时期的日记，唯有一声叹息：“作论极不佳”，“作诗亦草草”，“功课如此，奈何！”

光绪的身体也从此坏掉了，“腿膝足踝永远发凉……夜间盖被须极严密……耳鸣脑响”，说话声音像蚊子叫，连近在咫尺的翁帝师也听不清。可怜见的，就在这时，他还有了一个难言之隐，遗精，每月十几次之多，连听见锣鼓响，都会应声而泄。小体格越来越坏。

1888年，小皇帝大发癔症。翁帝师在日记中说：“昨日上怒责茶房太监三人，内一人杖几死，因细事耳。”光绪的坏脾气，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慈禧下旨：“明年正月举办大婚典礼。”不久又下旨：“明年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著钦天监于二月内敬择归政吉期。”这回光绪迫不及待，也不给大臣做出反应的时间，立马颁布上谕，命令各衙门准备皇太后“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

对慈禧归政后，她跟光绪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政治关系，醇亲王与一班军机大臣，拟定了详细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光绪独立处理国家大事，不需要事先征求慈禧的意见，只是在“皇上披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而这个清单上面，只有标题，没有详细内容。不过，在任免朝廷一二品大员时，给了慈禧一点发表意见的机会：“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难怪慈禧自己要说：“自归政后，时事不复与闻。”

事实证明，慈禧归政，对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重大损失。光绪亲政后，翁立马运用光绪的信任和手中的大权，把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手脚都给捆住，北洋舰队、京汉铁路、币制改革等等随之终止。慈禧时代“奉命游历”的官员，回国后也得不到重用，他们递交的各种报告，也都尘封在书库之中。西方人士明显感觉到，中国进入“沉睡状态，只有外国人还在积极努力”。这些事件，无论怎么看，都会让人觉得光绪还是跟慈禧赌气，而且是用国运在赌。

慈禧一生中，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件事，是修建颐和园。史学界以往的主要论调是，慈禧糟蹋了海军的钱，对后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负有重要责任。说到钱，我倒要再次替慈禧说两句公道话。修颐和园花了多少钱，以前有个说法是几千万两白银，那是扯淡，准确数字，是五百到六百万两之间，其中最大一笔钱，三百万两，是慈禧从后宫的用度中，逐年节省出来的。其次是满朝官员的“报效”，二百六十万两，以北洋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非职业历史拾荒者”雪珥先生说，此举“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最后才是从海军衙门每年“腾挪”三十万两，等于海军军费的零头。问题是，海军后来停止购舰购炮等等事端，跟颐和园一点关系也没有。此事我在《北洋舰队的悲殇》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这里略过不提。

最后我要强调，修颐和园的花销，跟光绪大婚的花销五百五十万两，基本相当，前者没动国库一分钱，后者所有费用都由国库承担，但为什么没人为此指责光绪帝或者清政府？

甲午年的焦虑和气闷

1894那个甲午年，也包括1895年在内，慈禧生活中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一是焦虑，二是气闷。这两个关键词，交替出现，让她不堪其扰。

下面以时间为序，简要说说慈禧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参政议政”表现。

上文说过，慈禧归政，国家大事由光绪掌控，慈禧只能看到奏折的标题，而无法了解实情。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光绪破例向慈禧请示过一次工作。7月15日，光绪去了颐和园，第二天他向军机处“传懿旨”，说太后“主战”，并叮嘱“诸臣所行照会不准有示弱之语”。

此外，慈禧还参与了一件大事的决策，是关于北洋舰队统帅丁汝昌的罢免事件。光绪听信大舅哥志锐的说辞，要派海军去外洋“截日人归路，遇军火船则轰击之，遇载兵船则杀之”云云，谁知丁汝昌一盆冷水，把光绪浇得透心凉。丁的意见是“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总之是不去外洋为好。正要大展宏图的光绪哪能咽得下这口气，请示慈禧打算把丁免职。慈禧不同意，说“现在此人无罪可料”。光绪坚持己见，下旨让李鸿章找人替代丁，结果李也为丁辩护。光绪只好收回成命，但下旨警告丁：“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姑宽。”丁就是背着这样的思想压力，打了一场悲壮的黄海海战。大战刚刚拉开序幕，光绪就孟浪如此，慈禧能不焦虑？

慈禧很长时间都不了解军情如何，直到李鸿章把宣战后的往来电报，汇集成册呈送给她，她才知道军情糟糕到什么程度。她立刻下旨，从后宫拿出三百万两银子“交李鸿章”，“以济饷需”。之后不久，又拿出二百万两，而且下旨停办六十大寿庆典中的诸多项目。在这一过程中，你说她能不焦虑？

到9月底，清军被全部赶出朝鲜。用赫德的话说：“再打也无益，最好的结果是尽快停战。”军机处与赫德商议，请英国驻华公使调解此事。对此，慈禧表示同意。没想到翁帝师大发雷霆，大骂英使“可恶”。无奈，慈禧只好耗费“极长”时间，去说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翁帝师，让他接受英使在中日间斡旋。谁知，此番努力竟付之东流，日本对英国的态度置若罔闻，一门心思攻打大清的边防要地，并很快进入大清本土。慈禧那个低调的六十大寿庆典，在日军的枪炮声中草草举行。这期间，慈禧大概是焦虑和气闷兼而有之吧？

到11月下旬，日军占领旅顺军港之后，无法了解战局情况的慈禧，以惩治珍妃卖官鬻爵作为压制光绪的手段，迫使光绪对她政治让步。在懿旨把珍妃和瑾妃都“降为贵人，以示薄惩”的同一天，光绪下旨：“所有逐日对奏均递皇太后慈览”。

1895年1月，清廷派张荫桓和邵友濂动身去日本议和之前，慈禧专门给他们颁发一道懿旨：“如日本所请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所不逮者，皆不许擅许。凛之，慎之。”话说得很明白，既不能伤咱大清国的面子，也不能伤咱的里子。等战事延续到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慈禧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再也不谈议和的话题。她“辞色俱厉”，对军机大臣宣告，中日形势“势难迁就”，应“撤使归国”，跟日本打下去。这时的慈禧，又回到中法战争期间的某个节点。但她的主战论，在军机大臣那里碰了软钉子。被重新启用领班军机处的恭亲王，“嗫嚅委婉”劝慰慈禧“不可决绝”。她不听。第二天，她召见即将代替李鸿章担任直隶和北洋职务的王文韶，“不惮烦言，历三刻许”，说告诉前线官兵，皇太后决心打下去，要求众将士“各矢天良，力图振作。果能奋勇争先，杀贼立功，必有不次之赏。”王在日记中记载，慈禧说这些话的时候，“忧愤形于辞色”。

问题是，慈禧说了不算。当时光绪、恭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都不想再打，准备派李鸿章去日本谈判。慈禧让军机处通知李鸿章来京“请训”，恭亲王阻挠：“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生气，明明是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嘛，“我可作一半主张”呀。

其实，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慈禧根本不可能作成“一半主张”。

翁帝师在日记里说，慈禧坚决反对在割地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谈判，恭亲王反复解释，老太太最后负气不管了，你们爱咋地咋地，别来问我！当光绪还想问问割哪块地给日本比较合适的时候，老太太让太监传话，俺病了，不能见人，皇上你自己决定吧。言外之意是，割哪块都不合适。

史学界很多人，多年来一直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强加在慈禧头上，什么挪用海军经费，什么一意主和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对史实的亵渎。实际上，当日本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的消息传来，慈禧的态度十分坚决，她对光绪直言：“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说这话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无疑是要跟日本打一场持久战。

到三国干涉还辽的时候，慈禧还审时度势，认为列强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日本推翻满清而无动于衷，于是又生出废掉《马关条约》与日再战之心。她让军机处讨论这一建议，讨论的结果，让她大失所望。

关于甲午战败的原因，赫德感慨，是由于中國“没有首脑，没有强人”。但有一位法国人，敏锐地看到，在“末日的开端”里，慈禧是“中国唯一的男子汉”。

戊戌年的愤怒

关于戊戌变法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观点，颇有些“惊世骇俗”。这便是张戎女士在《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一书中的说辞。张戎女士认为，戊戌变法是慈禧发动的。在张戎看来，光绪不是不想变法，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变。与此同时，慈禧自甲午战争后期已经拥有了“议政”权。戊戌年的光绪，只能依赖慈禧给他当主心骨，他经常去颐和园向慈禧请教政事便是最好的例子。1898年6月11日，光绪在颐和园待了两天之后，回到紫禁城向军机大臣宣布懿旨。翁帝师在日记中说，“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且“圣意坚定”。说白了，是慈禧下定决心，我们大清国要面向西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于是光绪的态度也“坚定”起来。随后由翁帝师执笔，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陡然拉开序幕。

翁帝师对变法，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他公开扬言：“西学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话等于说，国学比西学更重要。这样的观念，无疑对变法有害。加之翁帝师心情不畅，连日在光绪面前“咆哮”，结果让光绪跟慈禧合谋给罢了官。后来的事，为节省脑力，不妨直接引用张戎的陈述：

慈禧、光绪合作施行改革。每天把变法的谕旨发向全国。谕旨都是以皇上的名字发出，但它们都曾“恭呈慈览”，都得到慈禧的赞同。据清史专家孔祥吉教授披露，取代翁同龢成为皇上知己的张荫桓告诉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文雄：“太后向来喜悦开新派之人。因此，皇帝翻然归于开新之说，与太后更加亲密，势必增加太后之权力。”

……

许多措施是慈禧早年改革的继续，如设立铁路矿物总局，送学生出国学习等。慈禧、光绪将乘火车去检阅用西法操练的军队，以此向全国展示铁路和现代化国防的重要性。崭新的措施包括鼓励现代农业、西式商务，奖励出新书、制新器、造新物，为此准备实行“专利法”。慈禧还对传统的出口方式进行了创新……

慈禧、光绪合作顺利，发出的谕旨代表他们的共同愿望。如此两个多月过去，朝廷的变法意志全国上下都感受到。光绪的改革派老师孙家鼐观察到：“近日臣工愿变法自强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一二。”有的谕旨，如办京师大学堂，立刻开始。但当更多的项目正在展开时，一场突发事件使这场变法运动戛然而止。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角是康有为。

没错，就是这个康有为，大幅度扭转了戊戌变法的走向，大清国的航船，由此严重倾斜。

史料记载，康有为提出的设“制度局”以左右光绪的“阳谋”，经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反复讨论被否决，加上康从张荫桓处得知光绪内心深处对慈禧有怨气的“宫廷秘密”之后，计上心来，作《波兰分灭记》一文上呈光绪。此文先混淆事实，说波兰“守旧法而勿变”，七年而亡，文末警告光绪：“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稍迟数年……吾其为波兰乎？”此文让光绪特别纠结，很快病倒。病中的光绪越发激进，接受康的学说，下旨裁撤“冗署”，仅京城一地，“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据张戎考证，这道圣旨，慈禧并不满意，她以为“过重”，但为了维护光绪的权威，她提出一点修改意见后，同意下发。不料此后，光绪帝竟然“站了起来”，不提前“恭呈慈览”就下发谕旨，罢免礼部六堂官，大力提拔康党成员。康趁热打铁，很快提出更高的诉求，开办与制度局性质相同的议政院，或称懋勤殿，拟用十位“顾问”。所谓顾问，当然是以康党为主。这回，光绪没有专断独行，而是前往颐和园，请慈禧批准懋勤殿一事。没想到慈禧不同意。于是光绪归后召见杨锐，冒出个所谓的“衣带诏”。康得知衣带诏的内容，竟生出谋杀慈禧之心（严格说不仅是谋杀慈禧，更是“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不久阴谋外泄，于是有了戊戌政变。

到戊戌变法后期，慈禧的情态，可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愤怒。

让慈禧愤怒的事，至少有两件：

第一件，康有为暗中写了三份密折，分别以其他官员之名上呈光绪，要求起用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主导”，以“康有为参赞”来指导改革。奏折还进一步鼓动大清与日本“联邦”，甚至是“合邦”。同时，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国闻报》大肆鼓吹，是否聘请伊藤博文来指导改革，是大清“存亡与兴灭之关键”。更巧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伊藤来大清访问，光绪很快确定于9月20日接见伊藤。9月18日晚，慈禧接到御史杨崇伊的密奏，说康氏有可能被“引入内廷”对光绪施加重大影响，又说外界传闻，伊藤将被光绪授以“政柄”，“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你说，慈禧了解这些事，又看过这样的密奏，能不愤怒？这是她决定第二天起驾回京的主要原因。

第二件，得知康党谋反密报。还是9月18日，半夜三更，慈禧被叫醒。关于康党“围园弑后”的报告递交在她面前。大清以孝治天下，现在倒好，皇帝身边的激进分子，要杀皇帝的母后了。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光绪已卷入这个阴谋，但面对此事，慈禧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很快，等光绪接见伊藤之后，慈禧就将他软禁。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老太太“即日训政”。

晚清史专家茅海建说：“戊戌变法之失败，当然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政变，但我仍然能够感到，根据康有为派的政治力量，按照康有为的政改方案，若慈禧太后未在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更远……”另有中国改革史学者雪珥在《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时期的政商赌局》一书中说：“慈禧发动的所谓‘戊戌政变，并非为了遏制改革，而是遏制儿戏般的、以发红头文件为主的‘伪改革，更是为了遏制‘伪改革刺激下即将剧烈爆发的真正宫廷政变”。在这两番公道话之外，我还要特别引用张戎的陈述，来证明戊戌政变并不就是变法的终结。张戎在书中写道：

在平息康有为事件的同时，慈禧希望戊戌变法继续下去，发布了一系列上谕，称“所有一切自 62 47713 62 29754 0 0 9067 0 0:00:05 0:00:03 0:00:02 9065强新政”，不光是“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不得因噎废食”。许多改革措施在继续，不少在事件前仅系倡议，之后才得到落实。然而，每天大发谕旨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势不复存在。慈禧训政后，撤销了提拔康和康党的谕旨；恢复了光绪一股脑裁撤的部门和官员；收回了不切合实际的指令（如鼓励全国所有人直接向皇帝上书）；暂停了对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暂停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还因为当时在华洋兵、教士与当地人屡起冲突，出现了杀伤教士的事情，导致“洋兵接踵而来，欲乘火车进京”。慈禧需要安定……这些都不可避免给人印象，变法夭折。

对慈禧的妖魔化

对慈禧的妖魔化，很早就开始了，早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第一个站出来向慈禧头上泼污的，是康有为，第二个是他的弟子梁启超。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政变仅仅半个月，康有为在逃亡途中，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谈话中，康对慈禧大肆攻击，还妄称光绪对他如何信任，给他“衣带诏”，让他去英国求救云云。谈话内容在《德臣报》发表后，很快传到国内，上海《字林西报周刊》《申报》《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等，或全文或摘要转载了这一长篇报道。报道的破坏性显而易见，一则加剧了慈禧与光绪之间的离心离德，二則导致中方要求日本驱逐康有为。

这还没完，康逃亡到日本，于1899年初，又写下了一部被茅海建称为只“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也就是《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茅海建在《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中说，《我史》中有两个“定理”：之一，康没有任何错误，错的都是别人；之二，变法失败，是守旧派阻挠导致的。

紧随康有为向慈禧大泼污水的梁启超，在政变三个月之后，写出《戊戌政变记》，在《清议报》上连载。在这部真话与谎言参半的著作中，梁假借已被处斩的太监寇连材的“笔记”，攻击慈禧对光绪多年如一日的“虐待”：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见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则变色云。

你个梁启超，你让我说什么好。茅海建说他初读《我史》时，“心情十分混乱”。我读《戊戌政变记》，跟茅海建读《我史》的感受完全相同：心情十分混乱。

这里不想对梁的虚构逐条加以反驳，我只想说一个事实，《戊戌政变记》一书，附有《烈宦寇连材传》一文，把这个愤青太监好一通拔高。实际上，这太监，是清宫里的一个笑柄。甲午战后，此宦心血来潮，给慈禧上过一个折子。晚清史学家戚其章，曾在清宫档案里见过这个折子的复件，发现文法不通，错别字连篇，观点也迂腐可笑，如反对修铁路用轮船吃洋药等等。再看梁启超“引用”的寇连材“笔记”，根本不存在“文法不通，错别字连篇”的问题。略加考究，还不难看出是“启超笔法”。此外，语气也不对，完全采用“审视”视角。

不客气地说，很多史籍，尤其是通俗历史读物，对慈禧的随意涂鸦，都跟康梁有关。可恼的是，如今网上的“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等，关于晚清的某些条目，仍然采信康梁的说辞。可笑的是，关于“寇连材”，这两个“百科”的内容，都是梁文《烈宦寇连材传》的今译和重组。

想不到外国人也来凑热闹，加入向慈禧泼污的舆论队伍。1910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了一部《慈禧传》，作者是两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作家和“汉学家”，一位叫奥特维·布兰德，另一位叫埃特蒙德·白克豪斯。我读到的是2014年出版的中译本。这书在我眼里，是一本还算好看的“历史小说”。史学界已有公论，说它是一部“伪书”。其第三章第四节“谁谋杀了慈安太后”，里边有这样的文字：

到了1881年3月，由于总管太监李莲英骄横，两位太后又起了争执。慈安认为李莲英是慈禧宠信的人，眼中只有慈禧，没有自己，太看不起自己，致使其他太监都仿效李莲英。又说李莲英权力太大，别人都称呼他为“九千岁”。她们的争论很激烈，没办法调停。有人就说慈禧这次的愤怒没法忍受，慈安就死在这一点上。有不少谣传说慈安是中毒死的。中国的内宫，容易发生这种可怕的说法，虽然不可信服，但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但不幸的是，凡是慈禧猜忌的，或者对她的权力有威胁的人，都不能长寿。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不可能都说是凑巧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也绝不会相信这些传言。开始没听说慈安生病，突然去世，这的确很令人奇怪。

作者绕来绕去，尽管没使用肯定的语气说慈安是慈禧毒死的，但倾向性很明显。这种写作方式，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貌似公允法”。

慈安是病死的，史料确凿，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李莲英，从来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岂敢“骄横”？更岂敢“九千岁”？

从“政治”角度，疯狂向慈禧泼污的，当以那本奇怪的《光绪传》（孙孝恩、丁琪著）为代表作。此书对慈禧贬斥的词句，融化在所有涉及到慈禧的叙事当中，很难剥离。这里只摘取两段在戊戌政变后的议论：

自从政变后，西太后的暴虐行径，已在广大官民中“议论纷腾”，使“民情，颇觉惶惑”。因此，西太后在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员的过程中，又以光绪帝颁谕自省的方式，企图一为缓解日益浮动的“民气”以求稳住政变后的局面；二又以光绪帝的名义废除新政的一些主要改革措施……

……

在这毛骨悚然、是非颠倒的时日里，西太后已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视为与其不同戴天的死敌，大兴冤狱。与此同时，光绪帝也成了弥天的“罪人”，西太后必欲将其置于“死地”方可罢休。

说实话，这两段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基调的议论，也把我的阅读感受弄得“毛骨悚然”。

在针砭慈禧的大合唱中，也有少数比较公允的旁白，如《戊戌风云录》（李济琛主编）中的某些陈述，读来稍稍让人心安。在这本就稀少的旁白中，我对张鸣《再说戊戌变法》一书对慈禧的历史定位，比较赞同。张鸣的看法，慈禧“是一个高明的权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个很明智又很功利的政治家”，很多时候，“她都很清楚政局的利害所在，总能把握住全局的要害，顺利地把握各种势力间的平衡，无师自通很纯熟地玩弄一打一拉，联甲制乙、联乙制甲的手段。”当然，这一评价，说的是义和团作乱之前的慈禧。对慈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歇斯底里，我至今感到难以理解。

好了，既然承认慈禧是“政治家”，我们就不必从道德角度对她加以苛责。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一个政治家的个人道德，经得起显微镜的审视。比较而言，慈禧可能是其中比较内敛的一个。

主要参考书目：

1.《说慈禧》，隋丽娟著，中华书局，2013年。

2.《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张戎著，麦田出版，2014年。

3.《温故戊戌年》，张建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4.《光绪事典》，刘耿生编著，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6.《帝国政改：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雪珥著，线装书局，2012年。

7.《慈禧传》，〔英〕奥维特·布兰德，埃特蒙德·白克豪斯，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

8.《光绪传》，孙孝恩、丁琪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

9.《大清后宫秘史》，陈靖宇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

10.《戊戌风云录》，李济琛主编，金城出版社，2014年。

11.《再说戊戌变法》，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吉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3.《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責任编辑 宋长江〕

原文载《满族文学》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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