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宗社党发表宣言成立

编者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辛亥年腊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溥伟、载涛、载泽、良弼、毓朗、铁良等帝国的贵族青年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宗社党）”的名义发布宣言，为大清朝做着最后的努力。宗社党所有成员的胸前都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和标志。他们的宗旨是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权，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立宪，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宗社党发布宣言，明确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武育文老师专门研究宗社党，掌握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今天经授权发表武育文老师的一篇研究宗社党的历史论文。

日本浪人与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

武育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 辽宁 沈阳  110031）

摘要：辛亥革命后，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分割中国领土的侵略政策。日本军部和侵华团体黑龙会分子菊池武夫、川岛浪速等人 ，利用前清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密谋建立所谓“满蒙王国”。为此，他们乘民国初建，政权，社会动荡之机，唆使宗社党和蒙古马贼在东北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即所谓两次“满蒙独立”事件。

虽然，这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没能得逞，但它却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是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的尝试。

关键词：日本浪人、宗社党、“满蒙独立”运动

作者简介：武育文，男，吉林梅河口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东北讲武堂历史研究中心历史顾问。研究方向：东北近现代史。

辛亥革命后，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直接吞并中国东北，实行分割中国领土的侵略政策。日本军部和侵华团体黑龙会分子菊池武夫、川岛浪速等人，利用前清肃亲王善耆、前陕甘总督升允等组织宗社党，密谋建立所谓“满蒙王国”。为此，他们乘民国初建，政权不稳，社会动荡之机，唆使宗社党和蒙古马贼在东北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即所谓两次“满蒙独立”事件。

这两次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都是在日本军部直接操纵下进行的，它是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这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没能得逞，但，它却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是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的尝试。

一、宗社党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的破产

宗社党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一些宗室亲贵、遗老腐儒，为了保持封建特权，主张复辟，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而结成的反动集团。主要首领有良弼、溥伟、铁良、善耆、升允等人。良弼被革命党人刺死后，其党羽潜伏在大连、天津、青岛、长春等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猖狂地进行复辟和分裂中国领土的活动。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清宫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极力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肃亲王善耆等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二月五日在日本人川岛浪速、田锅安之助等护送下到达旅顺。他们以旅顺为巢穴，与日本浪人勾结，密谋建立“满蒙王国”。

善耆在前清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他们结为拜把兄弟，肃亲王的女儿金碧辉认川岛为义父，起名为川岛芳子。川岛浪速为他拉纤，勾结日本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活动。同时，川岛浪速又与蒙古喀喇沁王（宗社党分子）约定，由日本借给军费二十万元，企图在内蒙宣布独立。一九一二年三月，日本派遣的陆军军官高山公通、松井清助、多贺宗之等在菊池武夫的协助下，把喀喇沁王和巴林王从北京偷偷送到内蒙王府，并招募蒙古马贼，与肃亲王遥相呼应。

当时，日本政府企图干涉辛亥革命，以借机取得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多的利益，从而加强日本在华的侵略阵地。所以日本政府采取了多边的干涉政策，它一方面派大批浪人（著名者如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伪装同情辛亥革命，打进革命队伍内部，从各方面加强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和控制；他们表面上以私人身份进行活动，但实际上与日本政府有紧密的联系，如犬养毅在赴华之前，即曾与外相会面，就日本侵华政策详细交换意见。另方面，日本朝野都考虑利用维护清朝的名义，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通过武力干涉造成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将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并在华北，至少在东北和内蒙一带仍旧保存帝制的形式，把这些地区变成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拟订建立“满蒙王国”的中心人物是川岛浪速和肃亲王善耆，此外还有内蒙古的喀喇沁王、巴林王等。”日本军人直接参与武装起事的有高山公通、松井清助、多贺宗之等。他们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开始，把大量的武器弹药运往内蒙境地。日本军人直接帮助肃亲王招募土匪和蒙古马贼，进行训练，成立勤王军，由日本军官在大连、海城、辽阳等地的日本租界地里加以培训，并“约期起事”,“以海城为起事地点，然后接续北发”。[1]

日本人为了支持宗社党的武装复辟活动，在财政上予以大力援助，借给宗社党数百万巨款，大量印发军用钞票。不久，制作军用钞票的刻字匠马庆峰被捕，供认了他们在日本人主使下私印“手票三万张，内计二十五元一张，一万张，用绿色；十元一张，一万张，用红色；五元一张，一万张，用蓝色”。以及私刻“军用手票小长戳”、“大清帝国政府小横戳”、“大清帝国勤王师总司令部伪印”、“司令官伪关防”以及委任各军司令官，召开秘密会议，“借名恢复大清，扰乱地方”,缝制“龙旗”五十余面，带往各处分散应用，招集土匪，约定八月初十日乘间起事[2]等事实。这份供词把日本人和宗社党的秘密活动充分的暴露出来，因此东北当局有了防范的准备。立即派出大批侦探，四出缉拿宗社党分子，但是，由于宗社党分子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有恃无恐，一遇到中国侦探追缉，就往日本租界地或满铁附属地里逃避，为此曾引起中日交涉案件不断发生。

当时轰动中外引起重大交涉的是截获日本人私运军火一案。

日本军部为了帮助肃亲王和蒙古王公举行武装叛乱，把武器装备秘密向内蒙境内运送。一九一二年五月由日本人魁边龙和宗社党头目左宪章（该人是肃亲王的儿子），由大连通过“满铁”把武器运到公主岭，然后通过陆路往内蒙境内输送。这些私运军火的车辆走到郑家屯附近，被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陞缴获。此案据《奉天省公署档案》记载，一九一二年六月，公主岭日人，伙同自称宗社党私运枪械到图什业图境昌恒隆地方，初八二更时，日人带匪围攻营房，连投炸弹，枪弹如雨。我兵死伤颇多，吴统领不得已，为正当防卫，击毙日人三名，擒十三名；毙匪十四名，擒十二名，内蒙人一名；打下枪二杆，我兵亡十九，伤十八。击马二十，获车辆四十三辆，均载军火。[3]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日交涉：

六月十八日午前十时，在四平街左近程家窝棚，由公主岭交涉局郝（延钟）委员，“将所解之日人十三名，按名点交日警察署长吉田程政领收。当时取具收条，又面问所解之日人，沿途有无虐待情事”，日人答称：“不但未曾虐待，其一切待遇非常之优，前在郑家屯（今双辽县）又蒙吴统领每人各赐新衣一套，所以至今对于中国官宪优待非常感谢，并感佩中国之文明”。[4]吉田本想乘机借口向中国挑衅，在人证物证面前，理屈词穷，随即提出偕中国交涉人员到战地调查，并无理要求将“所获日人送交究办，其所运物件系犯罪证据，当一并送交来长（春），以凭讯办”。郝委员答道：“违禁物品没收后，一切处分由我国自由，其所请转达将其物件原状保存一节未便照转”。[5]同时，中国地方官员向日领提出严重抗议：“以私运军火，阴谋倡乱被获之日人，应依法治罪，并请设法保证嗣后在满日人，不得再有此等行为，以免扰乱治安”，并要求日领速办此事。日领支吾搪塞地说：“郑家屯北方事件，已由奉天赵都督与落合总领事交涉”。[6]

这次私运军火的日人总头目魁边龙被捕后，在审讯时，百般抵赖，否认与宗社党同谋；另外一个人叫松德清，即松井清太郎，“本蒙古人，而入日籍者，蒙古情形，彼所素悉，此次勾通各匪及私运军火，皆系伊一人主持，不问可知；又左宪章本属头目，人所共晓，各匪供称亦同”。[7]尽管日人极力狡猾雄辩，但事已败露，铁证如山，只得承认将获匪领回，按日本法律惩治，其实只能受到日本政府的袒护而已。因为这些匪徒的活动，是受日本政府指使的。七月末，宗社党头目左宪章因私运军火，被吴俊陞率队打散，只身逃到长春日本附属地隐蔽，怀德县官弁潜入附属地左宪章住宅院内，将其捕获，押往怀德。日本领事认为这是“侵害日本国权”。[8]竞派警察官弁十余名，包围中国的警察所，并追到怀德县衙门，任意殴打工作人员，并迫使交出左宪章，该县长太懦弱，将主犯左宪章当堂交给日警广本，广本还唆使左宪章声称丢失官帖一千二百二十七吊，衣服数件合洋五十元，要求包赔。该县不仅如数包赔，并将宗社党头目左宗章交给日人领回，可见当时中国官员何等软弱。

由于日本人和宗社党秘密运送军火的阴谋败露，武器被没收烧毁，头目被捕获，致使宗社党和蒙古王公招募的马贼，得不到军械装备而掩旗息鼓，四处逃散。因此，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终成泡影，全盘破产。没有等到八月初十日全面发动叛乱，就被各个击破。

民国政府对宗社党人的叛乱活动是严惩不贷的，东三省都督赵尔巽颁布戒严令：“凡属宗社党匪，立正军法。”[9]仅在数月之内，连续破获了数十起宗社党的秘密机关，捕杀了数百名宗社党的头目，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怀德、宽甸、海城等地机关被破获，人员被捕杀。宗社党徒慑于当局的威力，逐渐销声匿迹，其中一部分骨干分子，又龟缩到旅顺一带，以图东山再起。当然，川岛拟定的此项支持宗社党叛乱，建立所谓满蒙独立王国的计划，虽有陆军和关东都督府的支持，但西园寺内阁却极力反对。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这也是它遭受惨败的重要因素。更主要的是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日本人利用宗社党及巴布札布进行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的失败

一九一五年八月，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辞职，大隈重信任首相兼外相。大隈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多边倒袁的方针，陷中国于混乱之中，乘机分割中国的领土。因此，“他一方面煽动南方的革命派反对袁世凯，并间接予以援助，使其反抗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北方的所谓宗社党即企图恢复清朝的一派，给予各种支援，使其不断地跟北京政府捣乱。”[10]

大隈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根据日本浪人内田良平的意见制订的。内田认为对华政策当务之急有三个方案：（一）维持现状，日本取得政治指导权；（二）满蒙割让给日本，中国本部独立，其指导权归日本；（三）立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为满蒙王，置日本保护之下，中国本部独立，日本取得政治指导权。内田要求大隈在三者之间选择其一。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就是按照第三项方案实行的。

川岛一派也没死心，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虽遭失败，但他们又和日本政府取得了密切联系，在政府的配合下，准备进行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一九一六年初，内田良平赴东北与川岛浪速商议实行办法。川岛和肃亲王以鸭绿江上游森林资源作担保，得到大仓组借款二百万元。以此款来武装大连宗社党，招募马贼二千余人，组织“勤王军”企图在东北组织傀儡政权，复辟清朝。同时联络蒙古马贼头领巴布札布（奉天彰武县大冷村人，土豪，日俄战争时期曾参加日本特务班），广招马贼五千人集结在海拉尔。由川岛浪速任总指挥，日本下级军官、浪人、特务人员等数十人参与作战，他们计划暗杀奉天督军张作霖占领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

当时袁世凯正热衷于称帝，内田良平曾阻止袁世凯称帝，然而无效。因此，他向日本政府献计，主张南方革命党和北方宗社党同时起来夹击袁世凯。日本政府同意他的主张，凡是反袁者都给予援助。内阁会议决定，由在华、朝企业创办人大仓喜八郎男爵借给宗社党头目肃亲王一百万元。肃亲王“以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作为上述借款之担保”。[11]具体办法，先付三十万元，余七十万元由日本政府保管，备善耆日后使用。

大隈政府为实现其多边倒袁陷中国于混乱的政策，不惜一切代价煽动反袁运动。石井向驻华使领人员谈话说：“鉴于中国时局的演变，袁世凯继续当权，对我国甚为不利，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使其脱离当前的地位”。对于中国的反袁运动，“我国民间有志之士如有寄予同情或用金钱、物资予以援助者，政府应持默许态度，并为统一行动计，政府可在幕后为其提供机宜。”[12]由此可见，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伸手是日本朝野一致的侵华策略。

果然，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一片倒袁声浪中忧愤而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外交事务委之于唐绍仪，由黎元洪、段祺瑞组成联合内阁，以整顿时局。这时，日本对华政策也随之一变，“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援助。根据日本政府的这一意图，青木宣纯担任了北京总统府的顾问一职，负责日中两国之间的联络事宜”。

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使佃信夫和中西正树等人，担心复辟计划破产，他们“急速赶往大连，企图设法转圜”。[13]他们一到大连，发现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川岛等人的计划已经为日本政府所制止，毫无挽回的余地；而巴布札布已率精兵三千进至郭家店，即将遭到张作霖部队的邀击，情况十分危险。只是由于当时充当张作霖顾问的日本人和川岛等人多方活动，才得以避免了正面冲突。佃信夫和中西正树急忙亲赴郭家店慰问巴布札布。

巴布札布痛感复辟勤王的“宏愿”未能实现，而表示：“大事不成，遗恨千载！”同样，对佃信夫来说，“萦绕在他心头的，惟有复辟一事而已”。[14]

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针。这一政策的突然变化使宗社党和蒙匪的处境极为狼狈。但他们野心不死，仍决定按以前计划行动。六月末，巴布札布、善耆七子宪奎王及日本军官率五千人，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展转南下。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被吴俊陞部击败。巴布札布退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

八月三十日清晨，川岛浪速率松本菊熊等五人与以视察战地为名的议员伊东知也一行人等，由南方相偕来到郭家店，访问巴布札布，“首先由川岛浪速向巴布札布对此次远征之劳表示慰问，并递交了肃亲王的感谢信；同时以肃亲王和川岛浪速两人名义对巴布札布以下该部各员给予搞赏”。又就该部今后的行动问题，以及日本政府的方针和日本政策的变化等情况，作了说明。并要求巴布札布等待“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巴布札布则除对搞赏表示感谢外，发誓“愿同心戮力，为复兴清朝而效命，故希今后仍继续给予指导和援助”。[15]

川岛又告诉他说：关于撤退问题，已与张作霖督军洽谈，途中不致遭到袭击，仍须做好充分戒备。关于撤退路线间题，当由松本菊熊另做详细说明。川岛等人在阵地上巡视一周后，归途在车站后面召集宗社党部队中的日本指挥员及其他头目（渡边一郎、薄益三等）就宗社党成立经过和巴布札布军队此次撤退理由等，做了简要说明。并告诉他们：“今后的一切指挥命令仍如以往，由本人负责”。又在碟田重政（与巴布札布有关系的日本人）住处，召集渡边一郎、薄益三、关直亮、青柳胜敏等，共同协商议定：“为使巴布札布军得能安全撤退，渡边一郎和薄益三等指挥的宗社党全体成员于九月二日午前二时，和巴布札布军一同退出郭家店，进至辽河附近，以掩护该部撤退。但宗社党成员抑在辽河附近解散，或亦渡过辽河与巴布札布军一同前进，刻下尚未确定。”[16]川岛这个决定，是根据关东军参谋部命令进行的。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田中参谋次长致西川少将极密电称：“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在满蒙地区发动新的骚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将为我国对华善后政策带来很多不利。因此，决定迅速解散满洲举事团……。如有人以铁路附属地作为举事的策源地，当然，决不应该容许”。[17]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八月五日西川少将给田中参谋次长回电说：关于“长春举事团”的善后处置问题，经田村参谋与石木领事协商后，大致决定如下：

“中国人由石木发给旅费和津贴，准其携带各自所有武器解散；日本人于六天内解散。目前无法就业者，大部分安插在牛心台煤矿”。[18]

日本黑龙会代表依据政府的决定，提出一个善后处理方案：

（一）在满洲招募的人员，政府当局应予协助，务期于短期内尽快予以遣散，遣散费应由政府负担。

（二）关于巴布札布所部，另外给予相当金钱，如果可能，亦可给予若干武器，以资犒赏，在时机未到来之前，使其暂时退出我国管辖以外。此项经费亦应由政府负担。

（三）应以充分的诚意向彼等说明：将来再有举事之机，日本政府仍将给予同今天一样的援助，以使彼等继续对前途抱有希望。

为此，应将宗社党在大连的武器原封不动地暂由都督府保管，以使彼等安心。

（四）肃亲王借款所存余额，应全部于此时交付其本人。但应扣除以往川岛浪速所用之数。

这一方案又经川岛等人反复讨论后，在原提案基础上，稍加修正，达成协议。其修改部分在原方案第一项内，增加“肃亲王所招募人员，于十日内解散，在上述人员解散的同时，予先应与民政长和参谋长协商，以便采取措施，保证地方安宁。”[18]原方案第二项改为“给予巴布札布所部以武器作为条件，使其由我国势力管辖范围内撤退，支付武器的方法由参谋长负责，武器的数量价格在五万元内”。原方案第三项，“在大连的武器，暂时原封不动地由都督府设法保管”，改为“在大连的武器，除给予巴布札布所部外，所余部分暂时由都督府保管。”[19]

关于解散宗社党问题，他们经过多方协商，终于在八月十九日达成如下协议：对整个宗社党头目，规定两个月内全部解散，为此须付出巨额遣散费。一方面对日本予备役军官每人给予一千至两千元的归国费，自八月二十八日以来，已相继返回日本内地；另一方面，从前网罗的中国人，其中约七百名于八月二十二日分两批先后送往郭家店增援巴布札布，其余八百名仍驻在营城子。

日本政府对巴布札布的“蒙古军”处理更为棘手，因为巴布札布已开始军事行动，撤退组织不好，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巴布札布根据前此与青柳大尉所订协定，多方要挟。日本官员想给予金钱劝其解散，但彼等却要求供给武器，寸步不让。日本官员深恐一旦决裂，消息走漏，即将暴露日方马脚。不得已给予巴布札布大炮六门（野炮），步枪八百支，子弹每人五百发（该部一千五百人，约有七百支枪），经多方劝说，才使巴布札布悻悻返回原地。

日本为使巴布札布匪军安然撤退，真是煞费苦心。该部侵入郭家店时，奉天督军张作霖曾要求日本允许中国军队经由南满铁路乘车前往剿讨，日本借口严守中立予以拒绝。中国军队不得已，遂由长春徒步行军开赴郭家店，曾与巴布札布接仗，但巴布札布匪军以铁路附属地为屏障进行抵抗。日本一面指责中国军队攻击铁路附属地为非法；一面在附属地四周布置日军，将巴布札布所部围在中间，使中国军队无从措手。为替巴布札布加强兵力，又将关东州租借地宗社党所网罗的士兵约七百名，分两批于八月二十二日运抵郭家店为巴布札布张目。另外，日本又千方百计施加压力，借口居中调停，迫使张作霖停止进攻，为巴布札布谋求退路。特别是考虑到宗社党和巴布札布撤退时，仅以一个日军中队的兵力难保该部的安全，因此，又制造了所谓“中国军队于朝阳坡进攻巴布札布时，曾炮轰日军军旗”的虚构的朝阳坡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出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两个大队，工兵一个大队，组成掩护军，由佐藤少将率领，前往掩护撤退”。[20]

当时张作霖根据日本要求允让蒙匪撤退，后来日本从大连把宗社党勤王军八百名运到郭家店加入巴布札布叛乱。为此，张作霖通知日本当局谓：“事变叵测，不得已从事讨伐，请为原谅”。日本当局无法制止，亦不便直接与奉军开战，又不忍坐视蒙匪与勤王军之被攻，“不得已急悬日本国旗，以为救济，遂致弹穿国旗。日本当局急令四团日军集中朝阳坡，将与奉军开战。”[21]然而，张作霖采取了退避态度而未使事态扩大。而日本也不愿使“满洲”秩序大乱，这样巴布札布所率蒙匪才得以安然退去。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法是变幻莫测，诡计多端的。

一九一六年九月间，巴布札布退到内蒙林东贝子庙。重整军马，企图进攻林西县城，被米振标部击毙在林西县城东的一个山坡下。

据亲闻其事者回忆，“在巴布札布尸体附近一尸年约三十余岁，身穿绛紫色绒里马蹄袖秋袍，青掩襟马褂，紫绸腰带，挂有象牙筷子，小刀眼镜盒等，青缎子毡帽，假发已脱落。观其形象，乃一上层蒙古人装束。将活捉来的俘虏在尸前指认，彼云岁数大者为巴布札布，假发者乃日本人也。”[22]

以“复辟先锋”为己任的巴布札布终于做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的牺牲品。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宗社党搞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变满蒙为日本殖民地的阴谋又一次彻底破产了。

史事可鉴，六十年前的往事已成过眼云烟，让中日关系史上这类不愉快的事件不再重演，愿中日友谊万古长存。

注释：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2]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3]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4]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5]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6]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7]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8]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

[9]《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页。

[10]《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62页。

[11]《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10页。

[12]《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1页。

[13]《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60—169页。

[14]《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162、110、121、160—169页。

[15]《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162、110、121、160—169页。

[16]《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162、110、121、160—169页。

[17]《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162、110、121、160—169页。

[18]《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1页。

[19]《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60—169页。

[20]《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59、162、110、121、160—169页。

[21]陈觉著：《日本侵略东北史》，第258页。

[22]方规回忆录：《巴布札布之乱》。

作者武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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