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民俗礼仪比较研究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出现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是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及其它民族成分所构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诞生及成长，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历程，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建立并进行了长达268年的封建统治。满族不愧为中华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在他成长的旅途中，他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的奉献给了抚育他的中华大地，他与兄弟民族一起，携手书写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并将一幅幅员辽阔主权统一的祖国版图移交给近现代社会，为今日中华民族的繁荣强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民族，保留至今的满族传统文化是世人研究满族内涵的重要历史理论依据，并由此而兴起了满学研究学科。在满学研究领域，人们习惯的将满族文化一并而论，从而忽视了成员中的各自文化内涵，导致了研究领域纰漏的出现。就此问题，本文仅就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民俗礼仪方面的文化差异，作一比较研究。

一

    民俗所体现的是不同民族的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是民间的精神生活，也是民间的物质生活，它包含了文明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也包含了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社会礼仪则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并就此而制定的准则和法度。将两者纳入到民众的具体生活之中，就成为了民俗礼仪。

    在满族民族共同体内，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他们在新的共同体成立之前，有着各自的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又受着不同的民俗礼仪约束着自身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虽然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中，通过文化的相互交融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局面。然而，由于他们各自所有的原始文化的主流并没有丧失，仍然体现在自身的民俗礼仪沿用之中。

    满洲八旗的婚礼习俗仪程，“婚姻之始，先之以媒妁之言，请合二姓之好。次以牒书其年庚，交互筮算，名曰“合婚”。婚约既成，由媒氏议定聘礼，由男方家择吉日，备礼品送至女家，曰“下小茶”，亦曰“放定”。质诸古礼纳彩、纳吉、问名之名称。先后次序虽不相符，其义无以异。惟于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方来宾，依次装烟……””。婚期前一日，由男方择吉日，以衣服、簪环、猪酒各物致送女家，并用红柬开明行礼时日与属相之避忌，赞以吉语，名曰“年命帖”。同时，择福命之女眷与新娘裁妆新红衣一裘，俗称“开剪”，统称曰“下大茶”，亦曰“过大礼”。婚期先一日，女家备具妆奁往送之夫门，男家敬备杯酒于门前，以表欢迎之意。一切嫁妆安置新房之内，名曰“安箱柜”。即时设席款待，名曰“嫁妆酒”，亦曰“柜箱酒”。诘旦，按照年命帖中所择吉时，男家备彩轿、舆仗，随以鼓乐，娶亲人四名或六名，陪伴新郎同往女家迎亲。到门，迎入少憩，对女家祖先及岳父母行礼。”“喜轿到门，大门少闭户刻，重新开门迎入。下轿时，以红毯铺地，女宾扶导至天地桌前拜天地。男拜，女立其旁。礼毕，男先女从，扶往内室。及房门，男将女首所覆红帕揭下，曰“揭盖头红”。相引登床，向吉方安坐，曰“坐福”。女家备糖馅水饺，令男女同食，曰“子孙饽饽”。食毕，女盛妆出帐拜祖先，翁姑及婿家尊长，曰“分大小”。及昏，于洞房中红烛高烧，几案上铺红毯，酌酒两杯，以红绳系古钱两枚置杯中，夫妇交饮，即古人合卺之意。是日，亲友馈送礼物致贺，曰“上礼”。设席欢宴，新郎当席叩谢，曰“拜席”。至亲兄长受新娘拜见，各出钗环等物相答，曰“上拜”。过三日或五日，新夫妇偕往岳家，名曰“回门”。婚礼中，“他如生男悬弧，生女悬悦，依然古礼”。依据各家中对未来生育的不同需求，悬挂不同的器物，以作彰示。［1］

    在满洲八旗婚礼礼仪中，除上述礼仪程序外，尚有诸如插车、射三箭、跨马鞍、抱宝瓶等诸多繁琐礼仪仪程。考证这些仪程的产生，它们都与满洲八旗氏族先世的早期渔猎采集生活息息相关。此中，个别仪程细节中折射出的确是历史上早期野蛮婚俗中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原始婚俗形态的民族史料记载中，有以抢婚形式出现的野蛮婚俗记注。在这种形式的婚俗沿用时，当男方部落得知某一部落的女子出嫁时，即以武力的方式去该女子的部落或在其出嫁的途中将女子抢回与本部落男子即刻举行婚礼。婚礼礼成后，双方部落均对此认可。沿至今日，这种抢婚的民族习俗在个别少数民族民俗中，仍然沿用着，只是在具体的情节上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演变为婚礼中的一项仪程。表现在满洲八旗成员婚礼仪程中的插车礼仪，即是早期中途抢婚习俗中的一种仪程上的变化，亦是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一种嬗变。此外，射三箭寓意射黑刹，跨马鞍寓意平安，抱宝瓶寓意聚财，它们都在原始的用意上发生了演变。

    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依据汉军婚礼仪程记载，“汉军婚礼有成议，媒妁传达庚帖交递男家，男家备具瓶酒，方肉，率其子谒女父母，名曰“会亲家”。纳彩前二日，男家馈与猪、酒，陈列女家祖堂，两姻家同跪换酒，叩首拜，两姻母同，姻亲尊辈亦如此，是谓“换钟”。”迎亲，冠带披红，乘马从骑，……既至，谒女父母，行三叩礼，女家戚以新客称之。新客不发言，入席不饮酒、举箸。女家实银钱于褡子，压新郎腰间，始言笑饮食，名为“见面礼”，亦曰“开口钱”。次日吉期，俗称“正日子”。女挽发为髻，服棉衣，外易红衫，覆以红巾。既升舆，婿乘马先归，俟于庭前。彩舆到门，迟久而后纳之，谓之“扳性”。扳性者，谓属仰其性，使之柔和也。院中供香案，婿父拈香讫，两妇扶女降舆，偕婿行拜天地礼。拜讫，导入洞房。婿之姑姊举宝瓶、铜镜搭于女肩，及堂屋门，门限覆马鞍一具，婿执秤杆立洞房门为女揭去覆巾。……女既入，向是日福神方向而坐，名曰“坐福”。……夫妇同席吃长寿面，拜祖、拜灶、拜见尊长、翁姑。是日，宴女家送亲人于洞房，名曰“官饭”。宴众宾亲于他室，名曰“正席”。既日，新夫妇同食饺子，俗谓“吃子孙饽饽”。三日，夫妇反马，是谓“回门”。五日内外，祭扫先茔，是谓“庙见”。［2］

    在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中，除采用了满洲八旗婚礼程序中的诸如“举宝瓶、跨马鞍、坐福、吃子孙饽饽”等仪程外，婚礼中所采用的仪程几乎完全为中原汉族某一地区的婚礼程序。仿效满洲八旗婚礼中的所用宝瓶的程序及以饺子作为子孙饽饽的做法和这一程序采用的时间上，均有所改动。

    汉军八旗成员在加入满族民族共同体后，体现在民俗礼仪婚礼仪程中的程序，在原汉文化礼仪的基础上，对大部分程序进行了改革，同时又吸收进了满洲八旗婚礼仪程中的部分礼仪并进行了改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礼仪程序。尽管如此，在汉军八旗的婚礼仪俗上，所透露出的仍然是汉文化的基础内涵，为此，《呼兰县志》在对汉军八旗的婚礼记载中做出了明确的记注，“婚礼迎亲时，所用的‘对子马’、鼓乐旌旗等仪，同汉族”。［3］

二

    祭祀是生者以仪式的形式而进行的民俗宗教活动，以此来满足人们所企盼的意愿，达到抚慰企盼者心灵意想的目的。在以民俗宗教活动为目的的祭祀活动中，出于祭祀者的不同需求，派生出多种不同内涵的祭祀活动，如祭天、祭神、祭祖等，名目繁多，皆各因所需，满族民族共同体中亦是如此。然而，在满族民族共同体中，虽为同一种需求目的的祭祀，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确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在早年以渔猎生活为主的满洲八旗伊库部族的祭祀中，由于该部族之人“昔年惟知渔猎、乏农、商与工，读书者尤乏其人，渔者每祷河神，猎者每祷山神，究不知何神也。各乡村崇奉巫祝跳神，业此者男女皆有。跳神时，腰系铁铃，扎裙子，项系铜镜，手击半面扁皮鼓，抖擞跳舞，旁立一人，口中喃喃诵说，莫辩其词。少时，系铃之人突现凶猛之状态，以神自居，斯时男女聚集一室，询病人之休咎。每至春秋，各家备猪、酒，献祖祠之前，汉文曰‘祭神’，遍请亲邻食祭余。凡巫家必置多杆于宅西祖祠之前，上刻鳞虫鸟兽之类，多少不等。每至三月三，九月九，巫家有跳神之举。届时，排队而行，不紊秩序，前一人手执雁翎刀，一人手擎木人二，一人手执木鹰，大巫身穿神衣，腰扎神裙，头戴神帽，以铁为之，帽上有叉如鹿角，年愈久而叉愈多，衣裙多飘带，腰铃上系一皮带，长九丈，凡与祭者，均在后牵皮带随同游行本屯，一唱百合，祝本屯平安，当犹是乡人傩之遗意也。每至昔日疗病之处，屋主备酒一壶，饭二孟，俾从者皆入屋，再用水一碗撒地上。大巫入座饮酒毕，代屋主祝福。大巫回本家房西立杆处，大跳大午，宰祭猪以享多人。所称祖先者，乃以木雕略似人形，置房西山墙板格上，神名土语曰‘托罗’。每家年终必置宗图于家堂或家庙，上绘九人、七人不等。中一人，穿黄马褂，项冠束带，侍立之六人，亦均冠带整齐，其手各携弓矢，亦追远之意耳。又，炕西北隅供二木人，名曰‘干工’，病者多祷之。又，房后供七星庙，旁立小旗杆，上有三叉，斗上插四小旗，名曰‘邪丹乌什哈（七星）’。每逢春秋，宰猪煮饼，于无风之夜祭之，请屯邻共享其余，惟不燃灯烛。食毕，留帽或巾一件，明日取回，曰‘乌什哈他库拉（祭七星背灯肉）。又，家家供树（杆）一株，旁列木人一个，为天神，曰‘色勒可嘎呢’，又刻二小木人，名‘朱那雅’（使役），亦春秋宰猪祭之。当日，在树（杆）下煮熟，村邻共啖，但需一餐而尽，祭名曰‘乌突库他库拉’（杆祭）。”［4］

    伊库满洲八旗氏族是明末东海女真人的后裔，这一氏族的祭祀是传统的渔猎氏族的祭祀方式，而同为满洲八旗的查佛部族后裔在祭祀活动中则突出了农耕经济生活的特征，将原始以渔猎为主体的经济生活中的祭祀活动程序进一步完善起来。

    查佛满洲八旗氏族的祭祀，每“岁三次，春秋两（季）用粘糕，夏用苏叶。先在西面拎一横绳，绳上系洼丹，用双方黄缎子为之，再将索林（神位）悬于洼丹之上。其三神之妆饰，一用大方纸剪成条，一剪成连环钱样卷之，挂于洼丹之上。一用线缎为衣，罩于二纸神之上，一用红缎为衣，如前之妆饰。有三日、一日之分，平常祭一日，如因特别许愿，以三日为限。第一日祭用粘糕、米酒、炉香，并置神刀（哈玛刀）一。北炕悬皮鼓一，一人击之，门旁有二人‘打查拉工’，（以色木板三块，长一尺三寸，宽二寸，以双手击之）。第一次，肯珲萨满便衣致祭，立案前，双手捧刀，刀刃向本身，以刀背对神摇之，上下点三点。读祷祠毕，萨满放下神刀，‘打查拉工’之二人跪神前，另有二人，各以盘承神前酒杯献之。献毕，将酒赐于‘打查拉工’之人，如是者三。仍将酒杯斟满，供神前。族中人跪拜毕，将祭马衔枚牵入内室，对神立，致祭人以双手置神前第二香炉，献祝词。祝毕，右手置香炉绕马首三周毕，再将末二位神前之酒倾入七寸盘内，与马饮之，向神叩首。饮毕，用木钟一，置于马五叉骨上，向外牵之，木钟落地，主人拾而怀之，向神叩首，马鬃尾系红绿彩布一条。礼毕撒祭，请神入椟，洼丹收讫。再请第二神椟，此次共神九位，统用二寸宽一尺二寸长红绿绸布为衣，居中七位，用二缎条之妆饰，旁二位用条拼成，悬于横绳之上。另一位在神椟之内者，其衣亦用四条拼之。神前供奉香炉三、粘糕九盘、酒八杯，一、三、五、七用白酒，二、四、六、八用米酒，案下炕上设木方盘一，内盛粘糕两份，米酒一钟，以供德吉。再将前次收讫之洼丹另设一案，将神刀置洼丹上，其前有米酒一钟，粘糕一份，又有神铃一份悬于横绳南稍，系以柞木细棍二根做成，长三尺，每棍稍系铜铃五。设毕，另一人以帚扫地。扫毕，族中人行礼毕，前次捧刀之人即更衣漱洗，手持半面皮鼓，腰系铁铃，扎裙子，在门内对神行礼，每步请一安，行三步，立于神前，击一点之鼓式致祝词。祝毕后退，鼓击五点之式，先二后三，彳亍前进，使腰铃有声，缓缓退至门槛。另一人接皮鼓，又一人请下神铃，双手举交，其人接过神铃举起，上下频频颠之。鼓击三点式，对神请安一次，转身向外走，在门外向天致祝词。旁一人手执盘至神案前，取第一、二两杯酒置盘中，捧至户内，待祷祝献酒时，奉酒人即单腿跪，双手举酒钟向上洒之，如此者三。献酒人回至内堂，将神前各香酒倾出另斟，一、三、五、七用米酒，二、四、六、八用白酒。致祭人祝毕，向神行单跪礼，另一人接神铃悬横绳之上。祷祝之人，仍持半面鼓击之，用九点之鼓式，先二后七，彳亍横行。绕屋一周毕，手击三点鼓式，向神上行单跪礼三，立定高声祝词如前。祝毕，退至门槛，再转地一周如前状，惟不再动神铃耳。如三日祭祀者，第三日同上之规定，祭品用霍霍力（一种黄米面饼），第三日用都莫（粘糕）。将祭品“盛盘内，每盘五角，祭如前。致祭之时间，皆在日暮”。“至燃灯时，另设案，置背灯架于案后，上置洼丹，上供九位神中第一位。案南旁放神刀一，案后面斜挂神铃，神前设香炉一粘糕二长方，上用盘盛酒杯二，一白酒，二米酒，另设白酒一钟，酒壶一把，米酒一碗，内有小木勺一。族人叩首，令外姓人关门熄灯。主人着便服，手执腰铃，对神立定，后面打查拉工二人，北面大鼓一人，仍击慢三点鼓式，致祭、致祝词。祝词毕，将腰铃放下，暗中停住鼓声，再取神铃举起，向神上下晃动，再读祝词。祝毕，将神铃置案后，即将腰铃取来，双手摇之，击大鼓者击三点急声鼓，以陪急读祝词。祝毕燃灯。”［5］
    满洲八旗氏族的祭祀礼仪的基本内涵都是在渔猎采集与农耕生活上发展而来，带有着氏族原始生活的色彩。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祭牲倾其所能，耗资巨大，为期三天的祭祀活动，会使用三只牲猪作为祭品，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各氏族都将自身的祭祀礼仪趋向简单化程序发展，以此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在八旗满洲的祭祀礼仪中，伊库满族氏族的礼仪程序是以渔猎采集生活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东海女真后裔祭祀礼仪中的一个缩影。查佛满族氏族的祭祀礼仪代表的是以农耕经济生活为主体的氏族祭祀活动，二者在许多祭祀程序上都是源出一处，如祭杆、背灯祭等。

    汉军八旗的氏族祭祀礼仪，虽然在发展中脱离了中原汉人的礼仪原形，融入了部分满洲八旗的祭祀礼仪，但在融入的部分中又多有改进，从而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祭祀礼仪。在汉军八旗的整体祭祀礼仪中，程序简练而不繁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祭祀礼仪。

    汉军八旗的祭礼，在礼仪程序上与满洲八旗有着明显的不同，反映在祭祀祖先的祭礼中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宾县县志》在汉军旗人祭祖先之法中记到：“先晚设香案院内，挂画像神位五轴，左设家谱，招跳单鼓者，冠神帽，著长裙，手执皮鼓，唱且午，俾得先祖欢心之意。跳午毕，移神像室内。次日，跳单鼓者复出跳午，口唱小曲。日暮，主人备冥镪，俾亲友便衣将神像送至大路焚之”。［6］其它地区的汉军旗人在祭祀礼仪中，与宾县的汉军旗人都有相似之处，黑龙江宝清地区的汉军旗人将祭祀称之为烧香，“多因许愿而举事。前日晚，在院内悬挂画像数轴及家谱，设香案，陈供品，延人作跳单鼓子式。跳单鼓子者，头戴神帽，身穿长裙，手执皮鼓，在香案前击鼓唱午，谓能博先祖之欢心。既毕，移神像于室内。祭之日，跳单鼓子者又来如前状，但必口唱唐王征东等曲，家人男女分行序跪，祭酒焚楮。是日，昼夜备酒席，邀宴亲友。亲友来时，或送香烛，或送供，或送银钱不等。是晚，将神送至大路，并备纸囊，任亲友盛冥镪于内，送路间焚化，曰‘烧包袱’。”［7］

    在汉军八旗的祭祀礼仪中，从神位的设置，谱牒的安放及祝词的颂唱均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通过对两者在祭礼程序上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满洲八旗氏族祭祀程序中并没有严格制定送神的礼仪，只是随着祭祀程序的结束即完成了送神的礼仪，随后将祭祀中所用过的无价值物品送至村外大树下焚化。体现在祝词的颂唱中，满洲八旗氏族所用的是萨满祭祀时固定用的祭神调中的一种曲调，而汉军八旗氏族用的是汉人的唐王东征曲牌，二者都是在原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祭祀曲调。

三

    在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的丧葬礼仪中，汉军八旗氏族成员在加入满族民族共同体后，在丧葬礼仪的部分习俗上，融入了满洲八旗氏族成员的礼仪仪程，但仍有所改动。他们在原有的汉人丧葬习俗的基础上，也将这一习俗进行了发展，演变成了汉军旗人所独有的一种民俗礼仪习俗。满洲八旗氏族成员的丧葬礼仪，在满族民族共同体内，受汉军旗人的影响，也在部分仪程上产生了演变。

    在满洲八旗的丧葬礼仪中，如遇“家父母初丧，富者著华服，袍褂，秋帽，官靴，大抵用前清服制。贫者著布袍、布靴、黑毡帽，以银块或铜字实死者手中，口含一钱，停尸室内。孝眷男戴无缨秋帽，穿前后开气之白衫，束白布孝带，长一丈二尺，足著青布靴。女子即日散发，戴白布包头，穿一裹圆白布长衫。翌日，备清水一盆，洗死者之面，谓之‘开光’。灵棚之前立一高杆，杆之上端系白色之灵魂幡，一日三祭。祭时，男左女右，祭返供于灵前。第三日，择吉时入殓。棺形上窄下宽，盖深而高，棺内以制钱摆做人字形，钱数与死者岁数相等，外多两钱，一为‘天钱’，一为‘地钱’。是日送搭裢，亲友毕至，或送纸箔，或上钱，焚纸扎马车、人役、冥镪等物于郊外，或庙前，自丧日至第七日，或五日。先二三日讣告亲友，开吊领奠，家族人均侍柩前，谓之‘守丧’。发丧之前一夜，行辞灵礼，戚友均莅致祭，孝子焚香竞夜。发引时，以白布系柩，孝子以肩承之，如拉纤然，戚友或送墓室所。圹内燃万年灯一盏，棺外以砖砌之，贫者土埋而已。葬后第三日，约戚友诣墓验坟，每七皆致祭于墓，至百日则大祭，脱白衫，换素服，统计二十（七）个月除服。第三年，书死者名字于家谱焉。”［8］

    汉军八旗成员的丧葬礼仪，除借鉴满洲八旗成员的部分礼仪外，“惟初丧时，冠履以白布幂之，亦有戴白毡帽者。孝衫、孝带、开光、入殓等式，亦与满洲人无异。棺式上厚而窄，下薄而宽，前高大，后低小，外绘五色花彩，内糊以纸，富者糊以布，距低三寸许驾以木板，下垫黄土。即殓，停于正室。第三日，送搭裢，亦日‘送行’。若女丧，则婿家备纸牛一头焚之。择日开吊，讣告亲友。庭中搭灵棚，或有高数丈起一层楼、二层楼者，内悬孝幔，设香案、灵牌，孝眷集于其中，男左女右，戚友吊祭者皆在灵牌前行礼。发引，砌墓，验坟等式，亦如满洲。富贵之家，于开吊日之始僧道诵经，以超度死者灵魂，贫者无之”。［9］

    满族民族共同体中的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成员在丧葬礼仪中，融合发展，从而使汉军八旗成员的这一礼仪在发展中与“满、蒙大同小异”，使“丧礼近亦同化，极难分判。凡入殓、服制、吊祭，一如汉制。惟不？庙，而第三日上庙送搭子，披麻，不戴孝帽，不穿孝鞋，且百日内不脱孝衫，葬后三日内有谢吊礼，及夫死妻之丧服特重诸端，微见其异致耳。”［10］除此之外，在满洲八旗氏族早期的丧葬礼仪中，“旧风不奉木主，亦无铭旌，但于院内立杆挂红布幡，每日叩奠三次”是其重要的一项仪程。这项仪程在民族体内也为汉军八旗成员所接受。在礼仪文化的交融中，各种礼仪文化都在产生着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然而在丧期三年内“男不衣红，女不簪花”以及“丧服遗制”始终在满洲八旗的丧礼中延续下来。

    在日常生活礼仪活动中，满洲八旗成员中的妇女在行跪拜礼时，跪地的活动中，则以跪拜礼中跪地三俯伏，行的为汉族礼仪标准的三叩首礼，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日常的宴会生活，是一项难以免除的社会现象，或庆祝、或联欢，满洲八旗氏族成员都以筵席类的形式来招待宾朋。在这种筵席上，不论丰盛与否，都以“四人为席，俗称“八碟八碗”是也。席上，每四人一桌，饭多用秫米，近来亦有用稻米者，特不多甚尔。［11］

    汉军八旗成员在这项活动中，多采用炒菜的方式来招待客人，在菜肴的制作中，虽然融进了部分满洲八旗菜肴的烹饪成份，但仍然保留着汉人的菜肴烹饪特点。

    除此之外，在满族谱牒发展中，谱牒中的谱单，满洲八旗氏族“以布为之，籍以高丽纸。既没，始填名讳，生存者不入谱，满洲各旗祀绸条，裁白绸为之，凡五副，副十余条，宽寸余，祀毕敛而纳之祖宗匣中。祀绸条者，或云为先世纪念物，或云为子孙求福寿焉。［12］

    汉军旗人谱单，向由鲁人贩来，以纸制之，绘彩色人物。上端则绘二者人像，俗称为高祖公高祖母，顶端以金贴五福两字，故又称之为‘五福堂’。凡人卒后三年，始将名讳书于上，谓之上宗谱。”此有这些家族谱单，将“存者姓名书以朱红，卒后三年，行附庙礼，以墨填盖之。”［13］这种汉军八旗所用的谱单，除谱单书写人名外，在已有谱书的家族中，将谱单中部分绘成阁楼图案，供奉在祖宗龛上，人们将这种没有书写族人名字的谱绘有阁楼的谱单又称为“洋房子”。

    综观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民俗礼仪发展演变，虽然在满族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他们都有着各自完整的民俗礼仪规制，然而，当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在满族族体内部由于文化的相互传递，体现出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文化交融表征，但在两者各自的民俗礼仪应用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研究的追溯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原本主体文化根源的印迹，由此而论，对满族族体内的三大部构成成员的民俗礼仪研究并不能一就而论。

注释：

［1］《兴京县志•礼仪》，民国十四年版本。
［2］《呼兰府志•礼仪》，十二卷，民国四年铅印本。
［3］《呼兰县志•礼仪》，八卷，民国九年哈尔滨铅印本。
［4］［5］《依兰县志•祭礼》，民国十四年铅印本，不分卷。
［6］《宾县县志•礼仪》，四卷，一九六四年黑龙江图书馆油印本。
［7］《双城县志•礼仪》，十五卷，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8］［9］《望奎县志•礼仪》，四卷，民国八年铅印本。
［10］《吉林新志•礼仪》，二编一九三四年铅印本。
［11］《安达县志•礼仪民俗》，十二卷，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12］［13］《瑷珲县志•礼仪民俗》，十四卷，民国九年铅印本。

来源：《满族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赵维和 苗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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