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名的历史特征分析
满族人名的历史特征分析
冯 璐
(辽宁省档案馆历史档案一部,沈阳 110032)
摘要:姓名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演变过程能反映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满族人名均有自己的特点,如入关以前满族的人名自然朴素,入关以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
关键词:满族人名;满族文化;历史特征
一、引言
继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后,满族也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这就使其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多民族“融合”特征。满族人名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因此分析满族人名的历史特征,对于研究满族的民族认知、民族心理、文化变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满族人名对于满族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多层面和多角度探寻其文化内涵。吴春娟的《试析满族人名与文化》[1]一文,论述清代满族的命名制度和避讳原则,分析满族人名简单质朴的特征及数字人名的来源问题之后提出,研究满族人名是了解满族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李学成的《满族姓名初探》[2]则从民族文化内涵分析满族姓名,研究满族的族称和姓氏所折射出的满族历史发展轨迹和独特文化内涵,探索满族的发展历程。王火的《满族人名的民俗特征和语言特征》[3]一文详细阐述满族人名的命名规律和特征,同时介绍现代满族人的起名特点。爱新觉罗·瀛生的《谈谈满族人的姓名》[4]一文介绍了满族的姓氏和人名特征,说明满族的姓氏起源和命名习俗。马竞淤的硕士论文《论满族姓名的文化价值》[5]运用文化语言学和文化变迁理论,透过满族的姓名窥视满族的历史文化,探讨满族姓名的文化价值。这些学术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对“满族人名”进行研究,着重阐述满族的命名习惯和特点及满族人名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但是对于满族人名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演变脉络和历史特征关注的不多,涉猎的很少,而本文正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
满族自“白山黑水”之间崛起,入山海关定鼎中原,统治中国二百余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影响,满族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化,其中人名的命取方式和内容是变化最为显著的。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满族入关前、入关后至乾隆朝、清代中后期、民国时期等四个历史时期的满族人名进行梳理,分析不同时期满族命名的特点,总结其历史演变特征,挖掘满族人名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
二、满族的命名制度
目前,满族和汉族的人名多以姓加名的二字或三字为主,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在清代,满族的命名具有其独特的方式和习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称名不举姓”。尽管在入关后满族命名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但在形式上仍保持了这种传统习惯,并多以双字命名。
为保护满族传统的语言文化,延缓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清代对人名用字及数量、书写方式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旗人命名,以清文意义书写,其书写汉字,惟取清语之对音者,不得择用纤丽字面,以及首一字用汉姓字样,或数代通以一字为首。其有以汉字命名者,书写清字亦以对音字连贯书写,不得分写单字。”①选自《大清会典》(光绪朝),卷八十四。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规定:“(丙戌)谕:昨温敏奏折内将满洲人员名字照汉人分写。当即降旨,谕令满洲之名应联写不应分写。今正黄旗满洲都统为署理那丹珠佐领进呈家谱内,恩魁、成安、玉麟等名俱行分写,著该旗大臣明白回奏。将此再行传谕八旗、各省,嗣后满洲之名字俱联写。如有分写者,定行治罪。再宗室内将名字分写者甚多,亦属不可。此系分别尊卑之道。将此通行传谕外,那丹珠佐领另行拣人带领引见。”②清实录·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电子版),乾隆二十五年,第4032页。而后在乾隆二十六年,乾隆皇帝又重申,满族人、蒙古族人如果取汉语名字,人名要连写,而汉人名字则不许连写。
除此之外,清代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也制定了严格的人名避讳制度。臣工百姓取名和使用名字不能与皇帝以及地位尊贵的宗室觉罗、上级机关官员等人同名同字,甚至不能同音。皇帝的兄弟以及众多满族亲贵在皇帝登基后,也要避讳其名而改字。如,雍正本名胤桢,他的兄弟名为胤禔、胤礽、胤祉、胤禟等,而在雍正登基后,其他人就将名字改成允褆、允礽、允祉、允禟等,以此来避讳雍正皇帝的名字。然而这种改字避讳对于汉字来说很容易,可以在汉字中选择同音不同字或者是同义不同音的字来代替,但是对于满文这种拼音文字来说,改字就很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乾隆十三年(1748)规定:“遇本朝诸汗圣名时,清汉字均避讳写另字,此乃臣子尊重圣主之意。惟汉字多,若避讳书写,仍可得到一字。清字不多,如亦照汉字避讳书写,则得不到同音之字。若勉强使用发音相近之字,则必定与原音迥异且不成话。既然从前亦有两个字均不必讳写之条,嗣后缮写清字人名时,如系二字于一处连写,则须照例讳写。此外,如仅有一字,则照原字缮写,勿须避讳。”③清实录·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电子版),乾隆十三年,第4463页。由此可见,清代统治者在制订命名制度和避讳制度时,也充分考虑满语的特点,从而使得清代的命名制度更具有严密性和可操作性。
三、满族人名及其命名特征
入关后,满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冲击。作为满族文化重要载体的满族人名也受到了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以清代皇帝的名字为例,清太祖努尔哈齐名字的语义为“野猪皮”④关于“努尔哈齐”一名的含义,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据金启孮先生笺示:唯幼时曾闻满文专家舍亲松贤前辈说过,努尔哈齐系“野猪皮”之义……;而瀛云萍在《八旗源流》一书中,认为努尔哈齐的名字来自于回鹘语,意为“光明的圣裔”;还有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努尔哈齐的语义为“射箭手”。本文取其第一种说法。,命名比较朴素、自然。而在顺治十一年(1654)时,满族入关已多年,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此时出生的玄烨(康熙帝),其名字已经完全没有了满族的特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推断,这里的“玄”指的是钦天监洋监正汤若望所传授的包括天文、历法、机械以及天主教信仰在内的、为顺治皇帝深深服膺的一套学说。“玄烨”的含义则有祝愿这套学说辉煌光大之意,其命名方式和取向已趋向汉文化。
为了便于分析和总结入关前满族人名的命名特点,笔者在《满文老档》和《清史列传》中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满族人名,列表如下:
(一)入关前的满族人名及其特征
表1 入关前的满族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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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上表中的人名,从语义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将入关前满族人名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因为满族及其先世以渔猎为生,所以他们多用有关狩猎、动物、山川树林的词来命名。如merɡen“善猎的人”、dorɡon“獾子”。
第二,按家中子女的长幼顺序来命名。如最末一子命名fiyanɡ ɡ ū“末”;
第三,希望孩子健康聪明地成长,取名akdan“有依靠”、yanɡsanɡ ɡa“有文采的”。
第四,使用物名、地名等词语来取名。如ajilai“粮谷的粗皮”。
满族人用本民族语言命名时,除使用名词以外,还使用一些形容词、动词。如yanɡsanɡ ɡa“有文采的”、hūwašabu“使培育”。满族在入关前与蒙古族等民族交往密切,其命名也借鉴了蒙古族的命名方式,如满族人名中有很多是以“泰”(-tai)、“图”(-tu)来结尾的,此类词尾是借用了蒙古语派生形容词的词缀。
另外,用数词取名是满族命名的一大特点。很多学者认为,满族数字人名,主要是根据该人出生时,其父母亲、祖父母等长辈的年龄名之,表示满族有尊重老人、纪念老人的传统。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满族家谱、户口资料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如《吉林他塔喇氏家谱》中记载:“安成有子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五是安成的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初六日;八十六是安成的次子,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十四日;而八十七是安成的第三子,生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二十一日。①选自《吉林他塔喇氏家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第三篇图谱篇和第四篇谱表篇。兄弟三人的年龄分别相差两岁和十二岁,但却使用了连续的数字为人名,显然不是以同一位老人年龄为据而命取数字人名。由于没有相应的户口档案史料,我们无法得知上述数字人名与父辈或祖辈年龄之间的关系。满族数字人名的命取与蒙古族十分相似。蒙古族常常使用某个有纪念意义的数字来为子女命名,然后在该数字的基础上,用连续的数字依次为其后所生的子女命名。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安成有子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的情况。笔者认为满族数字人名的取向是比较随意的,是没有特定的命名规律的,命名内容“顺手捏来”,可以根据年号、家族长辈的年龄、某个纪念日或者与之联系不大的某个数字来取名,而不是遵循特定的命名原则。
(二)入关后至乾隆朝的满族人名及其特征
《清史稿·传》和《清实录》中出现了一些满族入关后至乾隆朝的最有代表性的人名,详见下表:
表2 入关后至乾隆朝的满族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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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满族人名与入关前相比,变化不大,因为这些人名虽然是出现在入关后的一些文献中,但是其命取的时间大多在入关前。
这些人名虽然保留着满族原始的命名特征,命名取向自然、质朴,多使用名词和形容词,但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最明显的就是向汉文化所推崇的塑造品格,表示祈福、吉祥愿望的方向发展,如fenɡ šenɡ ɡe“有福的,有造化的”。更有人在取名时直接选取汉语,如fu ciowan“福全”。
与此同时,满族数字人名也有了一定的演变。满族命名除了使用满语数词以外,还开始使用汉语数词,如ušiba“五十八”。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满汉两种语言合成的人名,其特点是由两个汉字构成,第一汉字记录汉语,第二汉字记录满语。表中的sanɡe“三格”,其第一音节san-为汉语“三”,第二音节-ɡe为满语“-nɡ ɡe”。
(三)清代中后期的满族人名及其特征
清代中后期是清代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满族人名的变化很大。笔者从《满族家谱选编》和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档案中选取了一些满族人名,并且按照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如下:
表3 清代中后期的满族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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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满族家谱大量出现,虽然在体例与形式上与汉族家谱相类似,但是在内容上却有满族自己的特点。这个时期,满族人名不再受入关初期满族统治者所规定的“取双字名、不得选用华丽字面、不许取汉义”等法令的制约,大多直接选取汉文华丽字词,而忽视字词义的限制,甚至于皇帝为自己儿女取名也开始选取表达吉祥美好的汉语。而且命名也不再随意,逐渐变得规范化,同宗同辈男子的人名“范”同一个汉字的现象也频频出现。
这时数字人名开始减少,满汉双语合成人名增多。有的人名虽然保持着满族人名的传统特点,以-nɡ ɡe结尾,但是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满语词,如fuldenɡ ɡe“福勒德额”。值得一提的是,满族人名的变化不仅仅在于皇族和贵族,在平民阶层(八旗兵丁)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通过表3可以看出,平民阶层人名的变化较缓慢。这表明满族人名受到汉族文化冲击时,皇族和贵族的命名取向最先受到影响,并引领着社会的潮流,带动整个满族社会的人名演变。
(四)民国时期的满族人名及其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清代结束了其统治。满族人被看作“下等人”,只能从事所谓的“下等职业”。为了生存和生活,满族人有的远走他乡,有的隐藏民族属性改变民族习惯。东北沦陷时期,除一些满族贵族仍保持原有的姓氏和名字之外,大部分满族人已将复杂的满族姓氏改为单字姓或与当地汉族人相同的姓氏,再配以几乎完全汉化的名字。但是在一些旗人相对集中的地区,有一些满族人的姓名仍然具有鲜明的满族特征,单看名字就可以确定其为满族人。如在双城县公署(清代一度称为双城堡总管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等,负责管理旗民事务)的档案中,发现有“德江”(卷163,83页,民国十一年)、“喜才”(卷163,83页,民国十一年)、“连福”(卷162,145页,民国十年)、“海春”(卷162,80页,民国十年)等人名。不难看出,这种用双字命名且名前不举姓的命名方式正是满族人名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旗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因为管理对象大多数为旗人,所以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仍然延续了清代的模式,使得当地满族人可以保持其传统的命名方式。但是在当时满族人名逐渐汉化的大环境下,这些特例不能代表也不能影响总体趋势。民国时期,满族人名基本汉化。
四、满族人名的历史演变轨迹及原因
分析不同时期的满族人名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入关前满族人用满语命名时,比较偏爱使用有关动物、山林的名称和数字等较朴素的词语。原因在于满族是传统的渔猎民族,其民俗具有浓重的渔猎文化色彩。在生存环境的影响下,满族人常常表现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再加上其民族心理质朴,在命名方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满族人名具有自然朴素的特征,在命名时也就不会出现刻意选取表达平安吉庆、福禄寿喜、升官晋爵等含意的词语。
满族的这种命名传统直接影响到加入八旗的汉军。我们以《袁崇焕家族家谱》①此家谱绘制资料来自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口档案,道光朝目第943、1286卷;咸丰朝目第349卷;同治朝目第130卷;光绪朝目第2595、7718、8741卷。可参见吴雪娟《寿山家族世系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袁崇焕将军是明朝著名的抗清将领,与努尔哈齐、皇太极多次交锋,后来因皇太极巧施反间计被明朝政府以通敌罪处死。满族入关后,袁崇焕后人被编入汉军八旗。袁崇焕的五世孙“富明阿”官至吉林将军,曾委托屠寄作传记名为《袁富将军战略》,即将其汉姓和满名的首字连缀使用。“富明阿”名前不举姓,是典型的满族人名,其另有汉名为“袁世福”。这种拥有满语名字的情况在该家谱中并不少见,如“寿山”、“庆安”等等,均为满语。通过查阅其户口档案可以发现,这些以满语命名的袁氏子嗣多为八旗官员,如富明阿之子“寿山”曾一度官至黑龙江将军。显然,汉军旗人与满族的接触较为密切。这也就是他们以满族的命名方式来命取自己名字的原因。
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开始与汉族进行交流,并汲取了汉文化的一些元素,充实自己的文化,使得其人名取向发生了些许的变化。满族人名在入关初期变化不大,但是有汉化的倾向。到清代中后期,满族人名开始汉化。
姓名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姓名必然也会发生演变。满族最初的质朴、自然、原始、简单、随意的人名,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消失。以《满族扎库他氏谱单》②黑河学院张鹏先生根据满文谱单和户口档册重修扎库塔氏家谱,其中收有大量满语人名。为例,始祖saninɡɡa“萨宁阿”以满语形容词词缀结尾,名前不冠姓,属于满族传统的人名;到第二代saikū“赛库”、saidali“赛达哩”时,人名形式变化不大,词尾的传统特点开始变淡;到第三代时,出现了满汉元素合并的人名,如joosan“昭三”、mansha“满四哈”。而且在这个时期满族人名在择字方面也开始使用“华丽”的汉文字词,如sodai“硕岱”等等。此外,第二代长子saikū和第三代长子saitu的姓名,可以发现两代人开始取同一个字作为名字的第一字,取名方式已渐趋汉化了。而到现代,该家族后人——黑河学院的张鹏先生及其同族人的姓名已经完全汉化,与汉族人名无异。
笔者认为满族人名逐渐汉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其他民族的姓名一样,满族人名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功用就是符号功能,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但是有些传统的满族人名却过于拗口,命名内容也过于随意,使用起来并不方便。所以,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满族人名的内容和形式必然要逐渐发生变化。第二,满族文化变化发展的影响。满族人名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文化的载体,所以必然要随着满族文化的变化而演变。满族入关后,其传统狩猎文化不可避免的与汉族农耕文化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与碰撞,而由于满族传统狩猎文化根基不够稳固,文化积淀不够深厚,使得满族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满族不得不改变自身与汉文化不可调和的传统文化来维护其统治。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维系满族人名传统命名方式的满族语言和政权制度等方面,于是满族人名便随着这种改变而逐渐发生演变。这是满族人名最终与汉族人名彻底融合的最根本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吴春娟.试析满族人名与文化[J].满语研究,2004,(1).
[2]李学成.满族姓名初探[J].辽宁电视大学学报,2002,(1).
[3]王火.满族人名的民俗特征和语言特征[J].满族研究,1993,(4).
[4]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族人的姓名[J].满族研究,1985,(2).
[5]马竞淤.论满族姓名的文化价值[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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