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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女真萨满墓葬

2018-03-05 满族文化网

浅议女真萨满墓葬

梁娜

[内容提要]辽金时期的女真墓葬中确认为萨满墓葬的数量很少,已经确认的萨满墓葬及墓中随葬的萨满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辽金时代萨满教提供了实物材料。目前发现的女真萨满墓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这三种类型的萨满墓展示了辽代五国部时期至金建国之后百年间女真人萨满墓葬变化趋势。

[关 键 词]女真人 墓葬 萨满教 类型

一、研究简况

目前考古学界发现的辽金时期女真人遗存主要有城址、遗址及墓葬等,这些物化了的历史记忆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女真人墓葬作为当时社会生活文化的载体,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容,成为辽金时期女真考古学研究的重点。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发掘了很多女真墓地,其中最重要的墓地是科尔萨科沃①和纳杰日金斯科②两处女真人墓地。科尔萨科沃墓地发掘的墓葬多达384座,发掘者认为,除少数墓葬年代较早外,其余墓葬几乎都是10至11世纪的女真人墓葬。纳杰日金斯科墓地发掘的女真时期墓葬也有115座之多。这些女真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牌饰及铜铃铛,其中最有特色的随葬品是镂空的长方形青铜牌饰和铃铛。1977年,麦德维杰夫还对科尔萨科沃墓地出土的青铜牌饰作了复原,并指出与萨满有关。随后又陆续出版有《10世纪末至11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女真人文化》、《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科尔萨科沃墓地——年代与资料》等研究著作。科尔萨科沃和纳杰日金斯科两处墓地无论是墓葬数量,还是出土随葬品的数量,都是俄罗斯 34 38170 34 13005 0 0 3323 0 0:00:11 0:00:03 0:00:08 3323内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真人遗存。

1975年,在我国黑龙江省绥滨县发掘的绥滨三号墓地,出土了由青铜牌饰与铜铃组成的萨满腰铃,被国内学术界认定是辽代五国部时期的女真人墓群。1997年,王培新先生也对靺鞨女真墓葬中出土的这些靺鞨—女真系青铜牌饰作了细致的类型学研究,并论述了其是萨满法器的性质,提出出土此类靺鞨—女真系青铜牌饰的墓葬是萨满墓。③1998年,冯恩学先生也在《考古所见萨满之腰铃与饰牌》中谈到这种牌饰与腰铃,并探讨了明代女真萨满腰铃与现代满族萨满腰铃的继承关系。④

二、女真萨满墓葬的类型及特点

纵观作者目前收集到的辽金时期女真墓葬材料,其中的一部分墓葬可以确认属于萨满墓,并可以分为A、B、C三个类型:

1.A型萨满墓

A型萨满墓  土坑墓,随葬萨满法器腰铃。以俄罗斯纳杰日金斯科墓地的M26、M50,乌苏里岛科尔萨科沃墓地的M320、M323、M78及绥滨三号墓地M3为代表。

俄罗斯的纳杰日金斯科墓地,位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纳杰日金斯科村附近,地处比拉河右岸(西岸)的一处临河台地上。1969—1970年麦德维杰夫等人对其进行了发掘。该墓地的M26为土坑墓,墓坑呈圆角长方形。由于含有夹杂着被火烧过的细小的动物骨骼碎块的含碳层,因此这是一座火焚墓。在墓坑底部发现两具骨架,男右,女左。为双人侧身曲肢葬,头东向(图一)。其中的女子为侧身曲肢,面朝男子,随葬品较少,仅在其头部左前方放置了1件腹部有两个对称瘤状耳的瓜楞罐。特别的是在她的脊柱下部,顺着脊柱的方向摆放着一些方形青铜牌饰。这些牌饰的上下边缘均呈齿状,在牌饰周围发现有钟形铜铃。此外,在男子的腿部下端也出有3件圆形铜铃,1件钟形铃铛。⑤类似的青铜牌饰在该墓地的M50墓主人的骨盆位置也有出土。M50也为土坑墓,墓坑呈椭圆形。距离地表65厘米深发现有下颌骨、大块股骨等遗骸,可以看出墓主人是仰身,头东向。在墓主人的骨盆位置发现了青铜腰带的遗迹,共出土有4块青铜的长方形牌饰、5件钟形铃铛及皮带残块等。其他随葬品较少,在下颌骨周围出土有1件陶器、2件青铜手镯和1件青铜耳环,头骨附近发现有珠子,左肩处还发现有刃部损坏的铁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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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纳杰日金斯科墓地M26墓葬平面图及出土青铜腰带

1.圆形铜铃 2.挽具部件 3.牌饰 4.铁镞 5.铁斧 6.铁马镫 7.盘口陶壶 8.铁锅 9.环 10.银耳环 11.腰带铊尾 12、腰带牌饰和铜铃 13.钟形铜铃

这两座墓均出土了方形的青铜牌饰,并且与铜铃共出,M50还出土有皮带的残块。因此推测,这些铜铃与青铜牌饰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并缝缀于皮带或织物上,组合成腰带。

科尔萨科沃墓地位于乌苏里岛上一条宽约40米、长约830米的呈东西走向的狭长沙岗上。1976年—1979年,由B·E麦德维杰夫主持了该墓地的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366座,出土器物3000余件。该墓地的M320,为土坑墓,墓坑为圆角长方形。骨架保存得不好,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背部朝下,腿的膝盖部位弯曲。在墓主人身上发现了两条镶带青铜牌饰的腰带。第一条腰带位于腹部位置。皮腰带上还残留有皮块,上面镶缀有牌饰,总共收集有20块方形牌饰。牌饰的上边缘呈齿状,背面有4个鼻纽,专用于连缀在皮带上。牌饰上还有用于悬挂铃铛的开口,其中一些牌饰下边悬挂有圆铃铛。圆铃铛附近还发现有钟形铜铃及叶形坠饰。第二条腰带位于第一条之下,即骨盆的偏上位置。这条腰带上也保留有皮带残块。共有15块青铜牌饰。这些牌饰与第一条相比,尺寸都很小,表面没有鎏金,也没有悬挂铃铛。此外,墓内其他的随葬品也很丰富。不仅出土有陶器、铁刀、铁箭镞,也出土有为数不少的发钗、耳环、珠子等(图二)。⑦

M323呈圆角长方形。墓坑填土内有木炭和烧焦的木头,沿着墓墙边有烧过的木板,可能是棺木。骨架没有保存下来,仅残存有头骨残片及股骨等,头向西北,葬式不明。镶缀牌饰的腰带为重叠放置,共发现17块方形青铜牌饰。上面和侧面的牌饰均正面朝上,有7块牌饰上挂有圆铃铛。在墓坑的西南角填土中也发现有2块牌饰。除此以外,在腰带附近还发现有铁刀。墓内还有陶器、镰刀及腰刀的残片、铁甲片以及玉石、珠子、发钗等随葬品(图三)。⑧

科尔萨科沃墓地M78的墓坑呈椭圆形,长轴东西向。在墓坑的西北边发现6颗人牙。人牙向西有2件铁刀,向东有残断的玉坠和珠子等。在这里还发现了2件银质耳环的残断部分。向南有尖头残掉的铁刀等。在墓主人腹部位置保留腰带残留物,有9块青铜的方形花纹牌饰,其中一些牌饰的下边缘悬挂球形铃铛。在墓主人的腰部附近还发现了一个腰刀的残段,2件铁箭头、5件玉坠片、1个银耳环残段、1件青铜镊子,还有1件带三个穿孔的小型青铜腰带牌饰及18个串珠。墓坑的东部有3件陶器,东壁和东南壁下有2件串珠,腰部还收集到34件串珠。总计共出土了72件串珠(图四)。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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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科尔萨科沃墓地M320墓葬平面图

1.头骨 2.耳环 3.箭镞 4.陶器 5.牌饰 6.腰带 7.叶形坠饰 8.珠子 9.发钗 10.刀子 11.腰带坠饰 12.衣服上的装饰 13.耳环上的坠饰 14.锯 15.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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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科尔萨科沃墓地M323墓葬平面图

1.珠子 2.头骨片 3.马下颌骨 4.烧过的木头 5.陶器 6.锯7.耳环 8.牌饰 9.坠饰 10.后背上的装饰品 11.镶缀牌饰的腰带 12.铁刀 13.腰带牌饰 14.皮子 15.残镰刀片 16.甲片 17.石块 18.圆铃铛 19.战刀残片 20.发钗 21.头骨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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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科尔萨科沃墓地M78墓葬平面图

1.陶器 2.腰带牌饰 3.铁刀 4.镊子 5.铁箭头 6.砍刀断片7.人牙 8.耳环残片 9.坠饰 10.珠子

俄罗斯的这5座墓中出土的青铜牌饰大同小异,都是背面有4个鼻纽,表面遍布有各式的浮雕纹饰,这类牌饰具有鲜明的靺鞨—女真系的民族特色。根据历史记载,满族与靺鞨—女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满族至今还保留着对萨满教的信仰。现在满族的萨满服饰中,有一种腰铃与此类青铜腰带上所缀挂的钟形铜铃极为相似。这种腰铃多为铁制,一般有腰铃籽数十个,串在一起供萨满佩戴使用。如沈阳故宫博物院现今还藏有清代萨满所佩戴之腰铃。可见,这种腰铃与俄罗斯女真墓葬中发现的钟形铜铃显然有着继承关系,应是由钟形铜铃发展变化而来。因此,俄罗斯纳杰日金斯科墓地的M26、M50,科尔萨科沃墓地的M320、M323、M78所出土的缀挂铜铃的 47 38170 47 17965 0 0 3487 0 0:00:10 0:00:05 0:00:05 3487铜腰带应当为萨满佩戴之物,这5座墓应为萨满墓。

我国的绥滨三号墓群座落在绥滨县高力河注入黑龙江以东一公里的沿江沙丘地带,1957年7月,黑龙江省博物馆会同绥滨县文化馆,清理了该处墓群。正式的清理报告发表于1984年。该墓群为无棺椁的土圹火葬墓群,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以及砾石和其他器物。该墓群的M3是一座土圹无棺火葬墓。出土有陶器、青铜腰带、铁削、玉璧耳环等,长约2米,宽约0.8米,深0.5米。骨架不完整,为仰身直肢葬。该墓出土的青铜腰带,以猪皮作衬底,上面缀有19节青铜铸造的镂空牌饰,并镶有一件铊尾。每件青铜牌饰背面四角各有一鼻纽垂直于牌面的扣眼,透过扣眼可将牌饰固定在由兽皮制成的革带上。牌饰有大小不等的多种规格。出土时整条腰带叠为四层,并附有铜铃15枚,其中7枚仍系在青铜牌饰上(图五)。M4也出土有同类腰带,有14节牌饰,1枚铜铃。在该墓群的东区也有同类青铜牌饰和铜铃出土。⑩从形制上看,M3中出土的缀挂有圆形铜铃的青铜牌饰与俄罗斯科尔萨科沃墓地出土的牌饰大体相若,都是牌饰与圆形铜铃相连接。这些青铜腰带应该属于同一种性质,都是供萨满使用的腰铃。根据现代民族学的材料,北方少数民族如满族、达斡尔族的萨满,常在腰部缀挂数量不等的铜铃铛。⑪结合文献记载,再对比现代的民族学材料,笔者认为绥滨三号辽代五国部女真墓群M3、M4的墓主人是着萨满装入葬的。

总之,A型萨满墓的特点是,均为土坑墓,多有火焚棺椁的痕迹,随葬有萨满法器——悬铃腰带。且随葬的悬铃腰带都是青铜牌饰下面连缀铜铃的形式。这种随葬腰铃的萨满墓一般年代较早,多存在于10到11世纪,即辽五国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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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绥滨三号墓群M3平面图及出土腰铃

2.B型萨满墓

B型萨满墓 土坑墓,墓主人佩戴多枚铜镜。以林甸四合乡金墓为代表。

林甸墓是1991年7月于黑龙江省林甸县四合乡渔场发现的。此墓为土坑竖穴,无葬具。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随葬品有铜镜、铜铃、马具、饰珠和铜钱,共计17件。这些随葬品集中出土于墓主人的腰部及足下,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铜镜,共出土7面,有1面已经流失。⑫原报告根据出土的6面铜镜的形制特征判断,此墓应为金代墓葬。

由于该墓出土的6面铜镜均位于墓主人的腰部位置(图六)。根据现代民族学材料,这种腰部悬挂铜镜的人身份特殊,应该是一位萨满。在现代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达斡尔族的萨满神服上,腰部以下部位披挂有大小不同、数量不等的铜镜(图七)。它们或分组缀挂于神服之上,或依大小的不同排列成各种图案。挂在神服上的铜镜数量都很有讲究,一般来说,所挂铜镜的数量越多,被认为相助的神灵越多。铜镜之间相互撞击发出声响,同时也起到驱魔照邪的作用。富育光先生在《萨满教与神话》中介绍,萨满披挂铜镜相当讲究,最大者象征太阳,往往挂于前胸;与之对应的后背者稍小,代表月亮。也有的两肩挂两面铜镜,称为左日右月;也有的在萨满的腰间前后挂两个铜镜,是为日月相环;萨满的前裆胯间也有挂铜镜的,它是生育信仰的一种表达。⑬因此,林甸金墓墓主人应该是着萨满装入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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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林甸墓平面示意图及出土铜镜

如果墓主人是着萨满装入葬,墓主人腰部出土的铜镜,应该是缝缀于萨满服上,可是根据报告中的平面图,墓主人为仰身直肢葬,6面铜镜均匀的分布在身体两侧,即左右两侧各自平整的摆放有3面铜镜。假定铜镜是缝在衣服上的,那么在衣物腐朽后,缝缀其上的铜镜要么散落在墓主人腰部附近,要么被墓主人压在身下,而不会像示意图中描绘的那样,齐整的摆放在身体两侧。该墓是1991年7月,林甸县四合乡渔场的渔民在建民房取土时发现的,而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实地调查则是在同年的8月。在调查时,该墓就已有所扰动,故有的器物可能已非原来的位置。并有1面铜镜已经流失。因此,墓葬的平面示意图,应该是根据发现者口述而大致描绘的,且图中人骨的比例也不一致。因此,示意图中所标示的铜镜位置或许与实际出土情况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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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现代满族、达斡尔族萨满神服上的铜镜

(摄于长春大学博物馆)

B型萨满墓的特点是土坑墓,墓主人佩戴多枚铜镜入葬。林甸金墓具有非常鲜明的代表性,与辽代的女真萨满墓风格相差很大,代表着金代女真平民萨满墓的一个类型。这时期的萨满墓中,随葬品虽然简单质朴,但随葬的多件形制、大小各异的铜镜却依旧彰显着浓郁的萨满教文化观念。

(三)C型萨满墓

C型萨满墓 砖室墓,仅有完颜希尹墓一例。

完颜希尹及家族墓地位于吉林省舒兰市小城子乡王家磨坊村北2至3华里外的山峦之中,共有五个墓区,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金代贵族墓地。其中,第二墓区是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保存石像生最多的墓区,位于第一墓区西北约250米处,从岗梁向南伸出的一个平坦的山坡的岗脊上。墓区内地势平坦开阔,共发现了3座墓,从东到西分别为M1、M2和M3(图八)。第二墓区的M1是完颜希尹墓葬。根据1980年的发掘可知,M1为砖石石椁墓,长宽各约2米左右,墓内未发现人体肢骨,无棺椁痕迹,出土了宋代熙宁铜钱一枚。由于早年曾多次被盗掘,墓内细节不明,且无随葬品。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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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二墓区测绘图

目前,对于完颜希尹墓葬认定有两种观点。早年,完颜希尹墓地的研究者们,根据M2出土的铁券恰与金史中太宗赐希尹铁券的记载相吻合⑮,而认定第二墓区的M2即为完颜希尹的墓葬⑯。当时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和《舒兰县文物志》等出版物均采纳了这种的认识。⑰2009年10月,冯恩学教授在“完颜希尹墓地开发与学术研究会”上对完颜希尹墓地出土的这件铁券的性质提出异议,并经过细致的分析考证,认为这件铁券并非太宗所赐,其性质很可能是代替墓志或买地券的铁牌,完颜希尹的墓葬也并非第二墓区的M2而是M1。⑱此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笔者也赞同第二墓区M1为完颜希尹墓的观点。

2011年5月笔者对舒兰县小城子乡完颜希尹家族墓地进行了为期3天的测绘及地面调查。这次调查所见M1为砖室小墓,墓坑残迹清晰可见,是一个直径约3米左右的圆形洼坑。墓前所见石人、石羊及石望柱,共计4件石雕。神道东西两侧各立一尊石人,头部均已残缺,西侧石人已倾倒。石羊及倒下的望柱也均位于西侧。神道碑立于神道最南侧,正对墓室。在石象生对称线向东南延伸处有一个高台,应为1980年发掘的碑亭遗址,台上修复有清代光绪年间所立之石碑。碑前亦立有一组石像生。

完颜希尹,《金史》记载“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伐,比有功”。他生于辽末金初的动荡年代,早年跟随阿骨打起兵反辽,战功卓越,是个足智多谋的重臣。《金史》中还有对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的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⑲可见,完颜希尹虽然统兵于前线,却依旧肩负起创字的重任,对女真文化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女真人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不仅女真族人相信“……巫者能道神语,甚验”⑳,金代的统治者亦是如此。《三朝北盟汇编》载:“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兀室即为金初的宰相完颜希尹,这里提到他能够创制女真文字,被国人称为“珊蛮”。“珊蛮”是女真语中“巫妪”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萨满”。因此,文献中记载的完颜希尹是一位金国的大萨满。《金史·太祖纪》有载,“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又有“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跃。”阿骨打善用巫术协助作战,将军事指挥托之于异梦,甚至有些与军事毫无关系也被他视为祥兆。萨满完颜希尹,格外受到阿骨打的赏识,并封他为元帅右监军。金熙宗完颜亶时,又封他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身为宰相的完颜希尹,不仅是一位大萨满,是女真人敬仰的精神领袖,同时又位高权重,集将、相、王于一身,这样特殊的身份令金主忌之。遂遭完颜宗弼诬陷,熙宗便以“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㉑的罪名赐死了希尹。皇统三年,熙宗又为希尹平反“上知希尹实无他心,而死非其罪,赠希尹仪同三司、邢国公,银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谥贞宪。孙守道、守贞、守能。守道自有传。改葬之……”㉒改葬后的完颜希尹墓,遵照官制在墓前立起了石碑和石人、石羊等石像生。

C型萨满墓是以完颜希尹墓为代表的金代女真贵族高官萨满墓葬,其特点是,修建了砖石墓室,并在墓前神道两侧依次摆放展示官仪的石像生及石柱。这些石像生在数量和类别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宋史·礼志》载:勋戚大臣“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㉓。完颜希尹墓早年被捣毁,今墓前残存的石像生为石人2件、石羊及石望柱各1件。石像生是对称放置于神道两侧的,故推测完颜希尹墓前所立石像生的数量应至少为石人2件,石羊及石望柱各2件,符合三品以上大臣的墓仪等级,是受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制约。完颜希尹,这位地位崇高的女真贵族萨满,其墓葬形式严重汉化而非女真萨满墓葬之常态。

结论

通过对女真萨满墓葬形制特点的分析研究,总结得出了以上三种类型的萨满墓葬。这三种类型的萨满墓向我们展示了从辽代五国部时期至金代建国之后,百年间的女真人萨满墓葬变化趋势。即:A型萨满墓,以俄罗斯科尔萨科沃墓地的M320、M323、M78及绥滨三号墓为代表的五国部时期的女真萨满墓。其特点是:土坑墓,多有火焚棺椁的痕迹,随葬有萨满法器——悬铃腰带,且随葬的悬铃腰带都是青铜牌饰下面连缀铜铃的形式。B型萨满墓,以林甸墓为代表的金代的女真平民萨满墓葬。其特点是:土坑墓,墓主人佩戴多枚铜镜入葬。C型萨满墓,以完颜希尹墓为代表的金代女真官僚萨满墓葬。其特点是:建有砖石墓室,并在墓前神道两侧依次摆放石人、石羊及石望柱各一件,汉化严重,且没有发现萨满法器。

可见,在金代王权不断的规范和强化下,萨满教由作为全民的精神信仰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思想武器。又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最后在统治阶级的打压下逐渐退出政坛。但是,由于萨满教的群众基础深厚,因而得以在广大女真民众中持续存在。正是这样,金代萨满教才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特点。而这三种类型女真萨满墓葬及墓中出土的代表性萨满文化遗存,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正是与萨满教渐趋衰落的总趋势相一致的。

[注  释]

① B·E·麦德维杰夫:《乌苏里岛中世纪遗存》,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82年。

②⑤⑥ B·E·麦德维杰夫:《10世纪末—11世纪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77年。

③ 王培新:《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④ 冯恩学:《考古所见萨满腰铃及牌饰》,《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⑦⑧⑨ B·E·麦德维杰夫:《乌苏里岛中世纪遗存》,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82年。

⑩ 干志耿 魏国忠:《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⑪ 郭淑云 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⑫ 林甸县文物管理所:《林甸县四合乡渔场金代墓葬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⑬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⑭ 庞志国:《1979—1980年间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调查与发掘》,《东北史地》2010年第4期。

⑮ 达文:《金史考古的新发现——完颜希尹墓》,《吉林日报》1980年12月7日。

⑯ 陈相伟:《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调查和发掘》,《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3期。

⑰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

⑱ 冯恩学:《对完颜希尹墓地出土铁券性质的新认识》,《边疆考古研究》2010年第1期。

⑲(元)脱脱等:《金史·列传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⑳㉑㉒㉓(元)脱脱等:《金史·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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