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
摘要：清代“满式汉语”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清代中期满族在双语阶段使用的一种皮钦式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过渡语”作用，不应当否认其现实性，但也不应当用“满式汉语”指称满汉语言融合后形成的“京腔”。“京腔口音”是北京内城旗人的权势身份符号，其兴衰以及北京官话区的形成是满汉语言接触所达到的深度和满语对汉语巨大影响的见证。
关键词：语言接触；满式汉语；口音；京腔口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满汉语言接触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发表了一些论著，发生过一些重要的争议，引动了许多人的思考。人们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满汉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汉语究竟受满语多大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满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这一问题关系到对满汉语言接触结果的定性，关系到对北京话这一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特征来源的认知，是满汉语言接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对满汉语言接触中许多具体现象的讨论，而所有讨论最终都归结到了更为具体也更为根本的问题：“满式汉语”的有无和所指。本文拟由这两个问题说起，就满汉语言接触一些具体问题谈谈看法。
一、“满式汉语”究竟有无？
问题须从林焘先生对“北京官话”概念的建立说起。1987年第3期《中国语文》发表了林焘先生的《北京官话溯源》一文，首次提出了“北京官话”和“北京话”的概念区分，北京话指的只是北京城区话，北京官话指的是“从我国的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经过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城区”这一相当广大的地区内的官话方言，大致相当于原来的东北方言(辽南的胶辽官话除外)和北京话的加合。[1]该文以大量的史实、准确的数据和严密的论证，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了“北京官话区”的概念，解开了东北方言和北京话的语言特征何以如此一致这一困扰中国方言学界多年的谜团，成为中国汉语方言区划上的一个大创新。这一成果不仅推进了汉语方言学研究，同时也推动了满汉语言接触的研究。林先生在文中反复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汉语幽燕方言”。这种方言在唐契丹时期发生，辽金时期形成，先被女真人普遍使用并在金迁都时“带回燕京”、后又成为满蒙汉“八旗的通用语言”并随着八旗进入北京，再一次回到它的“故乡”。它是现代东北方言和北京话的共同“前身”。这也是北京话和东北方言特征一致并构成一个“北京官话区”的基本前提。*林焘先生文中所述汉语幽燕方言在历史上曾两度从东北回到“故乡”北京，其论至当。但他认为在清入关前满族已经完成满汉语言转换的说法似乎可商。笔者倾向于侯精一的看法，北京内城满汉双语并用且逐渐转用汉语当在清中期以后。
紧接着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满汉语言接触上作进一步研究的学者是赵杰先生。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以其博士论文《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以下简称《探源》)为代表作的一系列论著。以往研究满汉语言关系，多取从汉语看满语的视角，着重发掘东北方言或北京话中的满语成分。而赵杰先生则取从满语看汉语的视角，着重论析在满汉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作为底层语言的满语在汉语中留存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发生的历史语音学过程。赵著的一个中心论断是：“满语正是通过(满语的)京语口语来直接影响京旗的满式汉语，进而又影响全城汉语的。”[2]11在京旗满族换用汉语的同时，“把(满语中)一些不易转换，不便转换和不想转换的成分‘变入’到自己的目的语中去了”[2]17。这种被“变入”的成分主要是向来作为“京腔”标志性特色的“轻音”和“儿化”成分，其次是一些被列入北京土语的满源词。
在赵杰先生的论著中，“满式汉语”是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在《探源》中，“满式汉语”不仅因其出现频次之高引人注目，而且以其作为重要的论析工具而成为关键词。“由满语转换的满式汉语的初期，历整个乾隆时代(60年)，到了满式汉语充分发展后，内城的满式汉语已经比较正规化了，但内外城界限打破时，人们对南北城汉语差别的感觉仍然十分清晰，也十分明显。”[2]16-17
对于赵著的研究模式，作为赵杰博士生导师的林焘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概括为“以轻音和儿化为突破口，从共时的差异中结合历史文献探求现代北京话形成过程中满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高到语言接触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认为“全书观点鲜明，颇多独到的见解，研究方法和资料的处理也都有创新之处，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著”，“为今后我国语言接触的研究，尤其是满汉语言接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论文负有责任的导师的序言不同于一般书评，林先生这些评语似乎并非溢美之辞。而且他也指出了赵著的不足之处，如“对资料的选用和解释有时还不够精密，论证过程有时也不免简单化”。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对于赵著中如此重要且频繁使用的“满式汉语”这一术语，林先生的序言中并未提及。
对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另一位卓有成绩的学者是季永海先生。季先生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与赵先生针锋相对。主要有两点。
一是认为满语对北京话的影响不大。他在研究了汉语中的满语借词后，针对其数量远远没有汉语中的佛教借词多，得出的看法是：“近些年来，有学者(暗指赵杰)认为满语对汉语尤其是北京话的形成产生过关键性的影响。这种说法缺乏根据。满族文化对汉语有一定影响，如饮食、服饰方面。至于满语对汉语有什么影响，至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但肯定不会很大。”[3]
二是不同意北京话存在满语底层。他对赵杰所举的作为北京话“轻音”“儿化”来源的词例作了一番分析后，认为赵杰“所说‘北京旗人话元音舌位的偏低化’‘辅音部位的偏后化’并不存在，因此也不会影响到北京话，也没有为北京话的‘轻音’和‘儿化’的京味儿来源于旗人汉语(满式汉语)的立论打下一个可信的基础。”[4]为了质疑“北京话来自满式汉语”，他对赵著中作为“满式汉语”的例证分类逐条进行了分析批驳，结语是：“如果我们再以‘满式汉语’之类来研究北京话，可能犯‘上海话’与英语同源的错误。”[5]
满语对北京话的影响大小，北京话是否来自“满式汉语”，这是两个有探讨价值的议题。赵杰论著中材料是否可信，论析是否严密，都无妨这两个议题的学术价值。然而季先生却完全否认了对这两个议题探讨的必要：“满式汉语”的虚无荒唐性质居然跟“上海话与英语同源”的说法一样，那么讨论北京话是否来自“满式汉语”还有意义吗？讨论满语对汉语的影响也就等于捕风捉影了。季先生否认了“满式汉语”概念的现实性，也就否定了赵先生关于满汉语言接触研究的全部价值。
“语言接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族际语言交往中双方互相影响这一含义。没有发生影响的族际语言交往不能视为语言接触。接触的方式、手段、目的、语主的社会文化状况、人口众寡、居处方式、接触持续时间的久暂等等众多因素都会决定影响的强弱大小。双方所受影响强弱、大小不一定平衡，但影响总是双向的，一般不可能是单向的。影响的结果就是使己方的某些成分或特质进入对方，使对方的某些特征变得有点儿像自己。因而在称述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这种结果时，人们往往用“X式Y语”这个词语框架来概括。其中X指施予影响的民族、国家或地区，Y指接受影响的语言。如：
中国式英语 日本式英语
泰式华语 港式中文
《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是英国语言学家金斯利·博尔顿(Kingsley Bolton)著(欧阳星译)的一部研究自17世纪中英通商以后中国的洋泾浜英语产生发展历史的专著，其英文书名为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有趣的是Chinese English最近已经被拼合节缩成新词Chinglish，类似的另一个英语新词是Spanglish，用以指称在美国西(班牙)裔群体中流行的半英半西混合语。[6]
一般而言，“X式Y语”指的是在语言接触或二语习得中对于对象语或目的语不完全习得或半生不熟的使用结果，即所谓“皮钦化”现象。但如果把框架“X式Y语”中的“式”去掉，则指某种外来语种的成熟的地域变体，如“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香港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法语”等等。因此，在满汉语言长期接触的过程中，“满式汉语”不可能没有出现过。其实，就在季永海论著中，作者在述及清代后期满语文衰落中的双语阶段时的语言使用特点之四，即为“八旗人员的汉语中夹杂大量的满语成分”。[7]这不正是一种“满式汉语”吗？当然，如前所言，影响总是双向的，“Y式X语”现象自然也会发生。季文中所述当时语言使用特点之三，即为“满语深受汉语影响”，举例中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清健锐营引见人员中“言近汉人语气”，这种状态应是“汉式满语”现象。
二、“满式汉语”究竟何所指？
在满汉语言接触研究的众多论著中，对“满式汉语”的所指也不尽一致。著名的满学专家金启孮曾说：“满语向汉语演化，先要经过一个满汉语言混用的阶段，然后才变成纯汉语(这种汉语并非狭义的汉族语言)。”[8]24他把满语向汉语演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颇合语言接触原理，能给人以不少启发。为述说方便我们在这里分别以“A阶段”和“B阶段”称之。A阶段“满汉语言混用”，应是满汉双语阶段。B阶段即满汉语言融合后，转用汉语“京腔”阶段。
在双语阶段初期满族人所说的汉语，多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比较费解的语句。爱新觉罗瀛生径称这种语言为“满语式汉语”，颇似元代白话碑上所写的元代蒙古人的汉语，用满语语法硬套汉语，因而文理不通。[9]783他从出版于雍正二年(1724年)的《清文汇书》中摘出50条当时的编写人员用“满语式汉语”对满语语词的解释语，再以现代北京话对照，以彰显其生硬不通。这里转引3例，以见一斑：
ai gajiha：“乃不如我的人招惹我，不干预他。”意为：这样的人，我理他干什么！
eburembumbi：“凡物弄得不如先。”意为：退步了，倒退了。
generengge akū：“去的没有。”意为：没有人去。
侯精一的见解与爱新觉罗瀛生略同。[10]不赘。
祖生利把“旗人汉语”中出现的满语语法干扰现象称为“满式汉语的表达”。[11]193他调查分析了《清文启蒙》等三种编写于清代中期的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中的汉语句子所呈现的满语语法特征，揭示并彰显了作为一种过渡性语码的在句法上的“满汉合璧”性变异。祖文引例颇丰，分析精详。这里仅转引其中以“上/上头/的上/的上头”为后置词表原因的4句，以见一斑：
(1)既到门口就回去的，家里人说“我不在家”的话上恼了吗是怎么样呢？若不告诉出缘故来，怎么得知道呢？(清文指要，卷下30b)
(2)今日早起叫他们背书，一个比一个生，哼啊哼的张着嘴，格蹬格蹬的打磕绊，那上头我说：“暂住，听我的话……”(清文指要，卷中21a)
(3)昨日我去瞧的上，看那气色什么还说像先吗？……才要问时，他的一个亲戚去了的上，隔开了。(续清文指要，卷下20b)
(4)阿哥你是知道我的，他那求的上头，我的心就回了。(清文启蒙，卷二52a)
该文把此类“满式汉语”与相应的满语做对照比较后指出：“上面这些表示原因的“(的)上/上头”都是满语表示原因的与—位格后缀-de和原因后置词jakade、ofi等及其相关语法成分的反映。”
祖先生文中还有一点令人深思的是，他通过与元代“蒙式汉语”比较，发现了“蒙式汉语”里受蒙古语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众多特殊语法现象，在清代旗人汉语里大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所对应的来源语的句法成分上有所不同。[11]221
然而，与上述先生不同，在赵杰先生的论著里，“满式汉语”的所指相当宽泛，其概念也较为模糊，似乎只要是满族人所说所写，无论其时间、地点、语体或文体，都是“满式汉语”。下面是从他在《满族话与北京话》[12]一书中作为“满式汉语”来分析的众多例子中选出来的4例：
[例1]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身为明朝边将的努尔哈赤致朝鲜国边官的一份回帖：
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真国二国往来行走营好。我们两国无有助(动)兵之乱，我屡次营好。保守天朝(指明朝)九百五十於(余)里边疆。有辽东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有你朝鲜国的人一十七名，我用价转买送去。蒙国禀赏，我得知。我们两国若不保心，有你临城堡对只地方，着(“命令”)我的达子，住着看守你的边疆。若有你的高丽地方生畜不见了，与我达子说知，亦寻送还。你差通事(“翻译”)答(打)满堡(满浦)城到我家来。若有你的人畜，我送去。我的达子到你地方，你送还与我。两家为律，在(再)无歹情。后日天朝官害我，你替我方便一言，呈与天朝通知，我有酬报。星夜力等天朝二国明文，及日回报。须至禀者。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禀。
[例2]清道咸年间(约1850年)成书的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中的“京腔”小说语言：
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块石头端相了，端相见有二尺多高，径圆也不过一尺来往，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来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上面靠边却有个凿通了的关眼儿，想是为拴拴牲口，再不，插根杆儿，晾晾衣裳用的。她端详了一番，便向两个更夫说道：“你们两个闪开。”李四说：“闪开怎么着？让你老先坐下歇歇儿。”那女儿更不答言，她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缅，两只小脚儿往两下里一分，拿着桩儿，挺着腰板儿身北面南，用两只手靠定了那石头，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后拢了一拢，只见那石头脚跟上，周围的土儿就拱起来了。重新转过身子去。身西面东又一撼，就势儿用右手轻轻的一撂，把那块石头就撂倒了。看的众人齐打夯儿的喝彩，就中也有嚄的一声的，也有唶的一声的，都悄悄的说道：“这才是劲头儿呢！”当下把个张三、李四吓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声：“我的佛爷老子！”他才觉得方才那阵讨人嫌闹的不够味儿。那跑堂儿的一旁看了，也吓得舌头伸了出来，半日收不回去。
[例3]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子弟书”作家鹤侣的作品《少侍卫叹》中的一段唱词：
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仪表有威风，
学问深渊通翻译，膂力能开六力弓。
性格聪明嘴头滑顺，
人情四海家道时兴，
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
更兼他手头撒漫衣帽鲜明。
…… ……
立金门森森气象熊腰虎背，
见上司栗栗悚悚兔遁蛇行。
在同寅内有说有笑也是瞧人行事，
与苏拉门赏赐丰富故尔呼唤有灵。
又搭着小殷勤小扇子小旋风小妇气象，
在章京前小心下气从小道儿进铜，
所以才诸事合宜无人摸住，
该班儿想叫他接班万不能。
[例4]清咸同光时期(1851—1908年)“子弟书”作家韩小窗的诗作《忆真妃》：
马嵬坡前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
题壁有诗皆抱憾，入祠无客不伤情。
三郎甘弃鸾凤侣，七夕空谈牛女星。
万里西巡请君去，何劳雨夜叹闻铃。
以上4例中，例1和其余3例在文本年代上先后相差二百多年，在汉语修养程度上也有生硬粗舛和精熟优美的明显差距，无论怎样放宽尺度，都难以把它们纳入同一个概念框架“满式汉语”中去。例1作为“满式汉语”的一种文本样式还可以。例2和例3则是满汉融合语“京腔儿”的艺术加工品。例4是仿古的文言七律诗，与“满式”其实毫不沾边。
也许，在我们看来是宽泛模糊的“满式汉语”概念，在赵杰先生那里似乎并不模糊。“满式汉语”还有“初级”“高级”之别，其关系是如下。*见赵杰：《满族话与北京话》，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此图中“近古汉语白话”来源于“汉语文言文”的箭头表示似乎可商。因非关本文主旨，始置不论。
然而，这个图表不仅没有使我们对“满式汉语”的概念变得稍微清楚一些，反而把我们头脑中原先的许多概念搞乱了。“东北方言”和“京腔”(北京方言)作为共同源自古“幽燕方言”的地域分支，具有最为亲近的兄弟关系，以“初级”“高级”断定其阶位属性，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语言学理论原则。就语言特征而言，无论语音、词汇、语法，东北话和北京话的一致性超出任何感觉和估计，除了语音特点外，词汇语法等方面至今未得到深刻全面的揭示。侯精一在其论著中讨论北京城区话的形成，即从北京话与东北话(语音)主要是调型和儿化韵的一致性入手。“北京话与东北话的一致性表现在北京型字调分布于北京至东北，一直延展到黑龙江黑河、佳木斯的广大地区。而北京东南、西南、西北方向一般都没有北京型字调。”[10]207(见下页图1)
图1 北京型字调分布图
再者，东北方言明明是一支历史悠久、功能强大的成熟方言，为什么要视为“初级”的“满式汉语”呢？它的哪些方面是“初级”的特征呢？“京腔”固然与东北方言有历史亲缘关系，根据什么断定其“高级”呢？是“儿化”“轻声”稍多一些，还是文学作品多一些？还是因为它曾被满族贵族使用？这些恐怕均难立论。即使东北方言与北京话之间真能分出历史阶段，也只能以古今而不能以初高级论之。
话再回到本节开头。满汉语言接触融合的A阶段的“满式汉语”只是一些“皮软式”汉语，到了B阶段，在数代人的传递中不断优化，满族人的汉语水平已经堪与汉人比肩，且又把自己祖语的一些成分、结构和性质融进了汉语，形成了通行于北京内城的汉语的新形式“京腔”。这“京腔”是原北京话的再生形式，用金启孮的话说就是既是“纯汉语”又不是“狭义的(原先的)汉族语言”。[8]这种新型的汉语“新生代”，无论它怎样优秀，也不能以“满式汉语”的高级阶段命名之。正像英语历史上曾分别被北欧语言和诺曼底语言(法语前身)深度渗透，但不能把融合后的英语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式英语”或“诺曼式/法式英语”(的高级阶段)一样。
三、京腔、口音、京腔口音
“京腔”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指北京语音”，似不够精当。“腔”在“京腔”一词里并非仅指语音，而是指由语音、词汇、语法、韵律、语调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话语声腔。这种话语声腔通常称为“口音”。口音，无论为个人的、地方的，还是民族的，因其“区别性特征”鲜明，极易听辨，与作为代码系统的“语音”不同。“语音”用于指称音系，“口音”用于指别话音。同为汉语北方话，有北京口音、东北口音、山西口音等等；同为普通话，上海人说出时总带有上海口音，广州人说出来总带有广州口音。对于熟人，不见其面，仅闻其声，能区分出张三李四，也是凭借口音听辨。“京腔”一词似以“北京口音”为释更好。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提起“京腔”，指的是旧时内城的北京话。
为何用“京腔”指内城的北京话？这和北京内城口音形成的历史有关。清代从明代接管的北京城，其轮廓略呈“凸”字形，分内外城，内城位于“凸”字的上部，外城位于其字形的下部。(见图2)[13]。
图2 京师总图(《唐土名胜图会》)
为了巩固统治，从定鼎燕京之初，清廷即推行严格的旗、民分居内外城的制度：强令内城原住汉民悉数迁住于外城，内城只居从东北带来的八旗将士兵丁及其家眷奴仆。“内城左翼(东侧)以镶黄旗据安定门内，正白旗据东直门内，镶白旗据朝阳门内，正蓝旗据崇文门内；内城右翼(西侧)以正黄旗据德胜门内，正红旗据西直门内，镶红旗据阜成门内，镶蓝旗据宣武门内。再以京师皇城为中心，取靠近皇城区域划为各该旗色八旗满洲驻营之区，稍远为各该旗色八旗蒙古驻营之区，最外为各该旗色八旗汉军驻营之区原则，令八旗各固山、甲喇、牛录限定区域，不容混淆。”[14]311但是，居住的区划阻挡不住内外城民族之间交际的需要。尤其是居于皇城的皇族和内城的旗人均是不事生产者，一切生活资料相关及服务均有赖于汉民的供给。与汉民交往、掌握汉语的迫切需要使得内城的旗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就放弃了满语，转用了汉语。然而人们发现，内城旗人的汉语与外城汉人的汉语却有明显的口音差异，而内城的旗人却在有意无意扩大这种差异，用以标显自己的旗人身份。于是人们就给内城旗人所说的这种汉语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京腔。“京腔”这个名称是随着内城北京话的成熟而出现的。《红楼梦》产生时，旗人汉语还没成熟到“京腔”的程度，“《红楼梦》的语言中，满语式汉语的痕迹仍然存在。”[9]798到了《儿女英雄传》中，旗人汉语成熟了，“京腔”一词也出现了：“他撇着京腔笑道：‘老爷的本领儿，我都佩服。’”(第三四回)
与外城的北京话相比，内城的“旗人汉语”“京腔”在口音上的“区别性特征”可以列出5项：第一，儿化音多而密；第二，轻声词多；第三，“吞音”现象多，词音不够清晰；第四，语速较快，话音过于流利，以致令人有油滑感；第五，有时夹有来自满语或蒙古语的借词。
北京内外城口音的差异，只有亲历亲闻才有真切感受。《儿女英雄传》等“京腔小说”，尽管模拟“京腔”可谓惟妙惟肖，北京人读着会拍案叫绝，但终因是书面形式，口吻、声气之类口音成分难以传递，外地人仍难以体会其独特神韵。北京内外城这种口音差异，一直维持了近百年。金启孮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约当民国十年左右，北京内城语言和外城犹有不同：内城语言包含有许多满、蒙语语汇在内，用汉语语法一串连起来，不注意无法听出来。”[8]128
现在的问题是：京腔口音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对此大致有3种看法：第一，来自外城人说的北京话：清初时旗、民分城居住的格局因商贸、服务的需要逐渐被突破，内城人在与外城人交往过程中掌握了北京话；[14]337-357第二，来自内城旗人中的汉人口语：满蒙旗人在与汉军八旗以及满蒙八旗中的汉族包衣奴仆交往时习得了对方从东北带来的汉语；第三，来自满语：“在有清一代的北京，满语正是通过(满语的)京语口语来直接影响京旗的满式汉语，进而又影响全城的汉语的。”[2]7
上述3种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但第一种看法只能说明内外城口语相似的一面，却不能说明相异的一面，即不能说明为何同属一城的人会有口音上的差别。第二种说法点出了这种口音的东北地域源头，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仍难以经得起进一步的追问：为何大面积的东北汉语方言没有内城汉语的“京腔”味儿？第三种看法有些笼统抽象，不易理解，但却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因为它指出了内城北京话口音的满语根源。尽管对其中“满式汉语”的所指我们有异议，但是通观赵杰全书，他把满语作为“京腔”的底层语言，试图从整体上发掘“京腔口音”的根源，其思想的洞透性是难能可贵的。诚然，该书把北京话中的轻声、儿化作为京腔的核心，并完全从满语的历史音变角度去解释汉语京腔的来源，在策略上恐怕是有些失当了。
赵著中核心概念中的(京腔中的)“满语底层”，恐怕是“满蒙语底层”的省略说法。因为在满汉语言转用、京腔口音形成过程中，内城蒙古八旗人所说的蒙古语也成了“京腔”底层语。不过由于满、蒙语言相近，在京腔口音形成中的作用也相近，有时提到满语时往往隐含了同类的蒙古语。关于“底层语言”在口音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满蒙语对汉语影响效果的一致性，金启孮以亲身所历为例说：“我在内蒙执教二十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语，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又述及他到东北时，“惊奇地发现黑龙江、吉林等地城乡语音竟和北京几乎完全相同……我曾日夜思索其原因，后来忽有所悟。大约吉、黑二省乃满族故乡的后方，且地处偏僻，和外界接触较少。”[12]130-131
京腔和汉语东北方言如此一致，为何后者并无前者那种独特的口音呢？这恐怕只能从北京旗人(尤其是旗人中的满人)的权势意识(Power ideas)来解释了。在等级森严的清代，旗人位于社会的上层，满人又居于顶层，是具有至上权势的统治阶层。在满汉语言融合中在内城旗人社群中形成的有别于外城北京话的京腔口音，很快就被旗人(尤其是满人)发现正是其权势地位的象征，于是在使用中就刻意地维持并不断强化其“区别性特征”，以便显示自己与不具这一口音特征者相对的优越身份。英语词Mandarin(汉义“官话”“国语”)的词源历史也证明了京腔对于满族贵族身份的象征性。*mandarin一词原为“满大人”的谐音，指满洲贵族或达官要人。由于这些权贵均持一种特别口音的北京话(京腔)，外国人就把他们说的这种话也叫mandarin。又由于这些权贵代表官府，外国人就把明代形成的“官话”对译指京腔的mandarin。清末民初国语运动兴起，mandarin又有了“国语”的含义。京腔与身份的表里关系以及持有者的权势意识，在老舍小说《正红旗下》人物描写中，揭示得可谓淋漓尽致：
他这个熟透了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
辛亥革命以后，京腔口音对权势地位的象征关系已不存在，其特征逐渐消退也是势在必然。时至今日，即便在北京的耄耋老人中，恐怕也已难找到能说流利京腔者了。
京腔口音的某些特征尽管有所消退，但是作为满汉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历史见证——北京音系和北京话的某些语言特色以及北京官话区内语言特征的一致性将保持下去，而且在汉语的生命史上将永久地昭示着满汉语言接触所曾到达的深度，以及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中原主体民族语言的影响所曾有过的强度。据赵杰[2]和爱新觉罗瀛生[9]，当年出于驻防、屯垦等目的从京城派往各地的旗人所形成的早期(乾隆时代及以后)京腔方言岛，目前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当年的语言面貌。尽管它们互相距离遥远且从无来往，语言特征却惊人地一致。这更是满汉语言融合形成一致性口音的活见证。对此我们联想到，在实验语音学和电子技术如此发达的当前，能否发明一种测验语言口音的一致性和差异度的软件呢？假如能创造出这种软件，今后在语言接触研究中的口音判别工作就省力多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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