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清日两国对库页岛的争夺

作者：甘怀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礼制与皇帝制度研究、东亚古代政治史。原文名为《西散国的遐想：读「桦太名寄文书」笔记》刊于“甘怀真的台大日志”2017年3月17日，配图均来自于原文。为甘怀真先生对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馆所藏“桦太名寄文书”的一些阅读心得。

17到19世纪东北亚的简图，为标示库页岛的名寄（ナヨロ），引用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东アジアのなかの虾夷地》，页150。

“桦太名寄文书”（或称ヤエンコロアイヌ文书，カラフトナヨロ文书) 是一份研究18-19世纪东北亚史、爱努（爱奴、阿伊努、Ainu）历史与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文献。目前该文书藏于北海道大学图书馆，其复本公开展示。此文书也数位典藏，收入该图书馆“北方资料データベース”，研究者可透过网络查阅全文，甚为便利。我是因缘际会于2005年11月14日由北海道大学相关学者引介，看到该文件正本，兴致盎然。惜乎我对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与史实掌握不足，一直无法利用该史料作出研究。近日我在台大上东亚史课程，谈到东亚汉文的问题，又提到该文书。我就整理我的笔记，简介该文书，提供同学参考，或许也可以找到有缘人，有兴趣再对它进入深入研究。目前池上二良教授对该文书作了介绍，参考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书の満州文〉，收入《ツングース·満州诸语资料訳解》，札幌，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2002。

1号文书，从北海道大学图书馆

「北方资料データベース」下载，以下同

该文书发现的过程

该份文书被发现的机缘如下：1792年（日本宽政4年、清乾隆57年）日本探险家最上德内于库页岛南部西海岸之名寄(ナヨロ，nayoro)地方之爱努酋长ヤエンクルアイノ（yaenkuruaino，杨姓）处发现其所藏的满洲文文书一件（现编号1号，乾隆四十年），并抄写后携回江户。该文书是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卫衙门”发给名寄地方爱努首长的公文。在1804年，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此满洲文资料登载于“边要份界图考”，是本文书首次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其后在长时间内，数位日本学者前往库页岛的该爱努酋长处查看其所藏文书，并注记心得而作新的文书。如1808年，最上德内再次前往该地查阅原件，并添加注记而成为现编号5号的文件。1832年远藤繁蔵于同一爱努酋长家查阅满洲文文书与最上德内所写的注记文书四件，并作一文书携回松前藩，此为6号文书。目前我们无法得知远藤繁蔵所见的满洲文文书为何，但可推论该爱努酋长家藏有更多的满洲文文书。

再到1854年，铃木重尚于同一爱努酋长家见到二件满洲文文书（推测是上述1、2号文书），及二件汉文文书（推测是3、4号文书），及上述最上德内的注记文书（第5号）。于是我们知道有二件汉文文书。

下至明治40年代，即20世纪的初期，因南桦太（库页岛）归属日本，学者又可前往考察该批文件，于是有像白鸟库吉等学者开始研究。小川运平《满州及桦太》也登载第3、4号的汉文文书。二次大战后，俄国占领南桦太，该批文件被运回日本，藏于北海道大学图书馆。

2号文书

库页岛：在“西散大国”与“大清大国”之间

清朝在黑龙江流域实施边民制度，可参考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一书。我们可以视这种边民制度为某种朝贡制度，边民组织的首长必须依规定定期向中国官方朝贡，即朝见与提供（互换）礼物。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学者称在库页岛之一类人为费雅喀。日本学者认为他们是爱努人的一支。至于如何断定其族属，非我所能。

这里的人群单位以汉字概念是姓，当即一个部落。其中杨姓（中国的纪录是雅丹姓）家族有名的领袖汉字名为杨忠贞的人曾是这个区域（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有力者。1号文书是一份满洲文文书，是杨忠贞所受来自清朝的文书。2号文书是有名的满洲文文书，是1775年清朝廷发下的公文书，收文者是杨忠贞之孙シトロマアイヌ（shitoroma ainu)，内容是边民上北京朝贡所发生相关问题与解决之道。

3号文书是1818年管理这个区域的清朝官方之三姓副都统衙门给前述杨姓的公文。内容是关于这个区域的边民必须向清官方贡献貂皮等物，这个制度就是文书中的“赏乌林”。这些边民中的“陶姓”已多次未依规定朝贡。清官方责成杨氏首长要求陶姓依约朝贡。该份文书重点之一在于文中提到陶姓不来朝贡是因为交结“西散大国”，故疏远了清朝。这个事实不难理解，在19世纪初期，日本官方与商人的势力进入了库页岛南部，库页岛中部、南部的许多部落，如陶姓，转而与日本建立政治与商业的关系。

3号文书

该文书中的“西散”被认为是日本，然而这种认识至多可以说是文献的翻译，不是解释历史事实。因为在18、19世纪，“何谓日本”是应再分疏说明。以下略述我的分析。

“西散国”与东北亚交往史

西散作为汉字词汇是用来表满洲文sisa或sisam。1729年清朝进行了库页岛的调查，主要地点是库页岛中部。其纪录是《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内容提到这次任务的目的是为得“位东海之岛之Sisa国情报”。文中又记访问处之土著之人“与Sisa国交易”所得如盔甲之物。（该史料是根据（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页105~106）在这个时间点上，北京朝廷要作这个调查是为因应这个地区的剧烈变化。

清朝确立后，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推行的边民制度，地区包括黑龙江流域以至库页岛部份地区，主管单位就是三姓副都统衙门。其主要的制度就是所谓朝贡，即满洲文写成汉文之“赏乌林”。学者称这个区域的贸易为山丹交易，就是山丹人、库页岛人与清朝所属的政府单位进行绢与貂皮的贸易。这个贸易扩及北海道而与日本有关，18世纪以后还有俄国的介入。

18世纪，以松前藩为代表的和人政权除了进一步控制了北海道，其势力更进入了库页岛的南部。当所谓虾夷地贸易的获利愈来愈可观时，更多的和人政团试图支配此区的土地、人民，德川幕府的势力也积极进入此区。至1799年幕府在库页岛南部设直辖地，此可作为里程碑。在18世纪，许多位在库页岛的边民与和人集团、政权贸易。这个事实引发了清朝的关切，于是有1729年的调查事件。

上引清朝满洲文奏折中所记的Sisa（或Sisam)国肯定就是这个和人政权。虽不妨将此和人政权说成是日本，但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中，这只能说是一种历史解释，而不是历史当事人的主观认识。先推论西散一词的出现。西散一词仅见于该文书。可以说是满州地方独有的汉文词汇。西散一词又来自于满文的Sisa。西散只是Sisa的音译，我推测这只是三姓副都统衙门的官员为发汉文公文而自行翻译的词汇。又由于这是发给库页岛之人的文书，其使用的词汇应该是双方可以共同理解与沟通的，所以西散（Sisa)一词当也是库页岛之所谓边民所使用的，即他们口语的词汇。

3号文书的汉文通顺，只是其中使用了当地的汉文词汇，而这些汉文词汇从满洲文而来，如赏乌林、哈赉达（部落长）。4号文书虽以汉文书写，但不易阅读。这是杨姓部落首长回覆清朝官方的书函。我们推测撰写这份文书者的最有可能是清朝官府中的文书吏，该官员应是一位通译，他将杨氏的口语写成汉文。但这位文书吏不擅长汉文，或者说是其汉文掺杂了当地的语法，而呈现一种特别的汉文书写。我们注意到其中写到“西散大国”与“大清大国”。

4号文书

若满洲文文书中的西散汉文词汇来自于满洲文的Sisa，而Sisa应又来自于黑龙江流域至库页岛居民的口语。此Sisa（国）当是指在北海道与库页岛南部的政权。日本学者多认为西散一词源自爱努语，因为他们认为上述杨姓等人群是爱努人。至于杨姓这类清朝所认定的边民是否是爱努人，是有讨论的余地，只是非我能力所及。

日本学者认为Sisa出自爱努语的shisamu（シサム）或shamo(シャモ)。此词是爱努人用以称和人。有学者认为爱努语的shisamu是邻人的意思。（可参考池上良二《北方言语丛考》）若以邻人称和人，则此和人是在爱奴生活领域内的和人，即虾夷地之和人。这种邻人也可以说是“异人”。我们推论，shisamu一词被用来指爱努人所遭遇的和人，即在虾夷地的和人，也衍申为和人在虾夷地所建的政权。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Shisamu是爱努人称其境内的和人之词，场所是以北海道为主的虾夷地。在库页岛、黑龙江流域的人从北海道或库页岛南部爱努人处学到此词，且用来指虾夷地的和人与和人政权，其发音是Sisa。在满州的清官员再从库页岛、黑龙江之边民处学到Sisa一词再转变为满洲文。而在1818年与其后满州的官员为与库页岛的部落首长沟通时，将Sisa之音编了一个汉文词汇之西散。

从历史语言的份析再到西散国的实指，可知西散是“和人统治下的虾夷国”。和人进入北海道的历史虽然因早期史料不多，诸多史实隐晦难明，但大势则很清楚。和人移居以北海道为主的虾夷地始于14世纪前半。17世纪的江户时代以来，松前藩独占了虾夷地交易权，代表了北海道的和人政权。这个在史料中被满州、库页岛之人称为西散之国，主要在北海道，并扩及库页岛南部的和人政权。我们可以说此是和人政权，但另一面，此西散国又是一个虾夷（エゾ）之国，即它是和人在虾夷地所建立的政权。它的终焉是因为1860年代明治维新展开以后一个新的“日本国”的诞生，此西散国才被并入了日本国。

我们可以从历史知识知道此（和人统治之）虾夷国或Sisa国就政治系统及其隶属而言是属于德川幕府，或者说是属于日本。但这是我们对过去的事实作了客观的份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中的行动的主观认识或诠释。从“西散大国”一词的表现，库页岛上的（爱努）人认为西散是一个自立的政治单位。且此西散作为“大国”，是相对于“大清大国”。对于这类爱努人而言，西散与大清是对等的，都是他们口语中的“大国”。

西散不是爱努人称日本之词而为满州官府所使用。另一个证据是清朝对于当时日本的认识。日本作为一个外国在宋朝以后就是中国官方知识，更不用说中国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包括外交、商务人员。清朝的官方汉文文书中也明确记为日本国。上述1729年清朝所进行的库页岛的调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说是搜集“位东海之岛之Sisa国情报”。清朝官员不可能从库页岛调查日本的情报。所以Sisa国不是日本国，即使二者之间有政治关系存在。又满州官员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当知道汉文之日本，日本国一直是清朝汉文公文书中的通用词。而满洲文中的日本是什么，我浅学，不知道，印象中是称为倭，故表倭之音（有oze、r'ben等称呼）。无论如何，满州官员以满洲文书写Sisa，再以汉文书写为西散。关于Sisa的知识是从满洲边民而来，另一方面清官员接受此词汇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散不是日本或倭。

最后，再次讨论我所关心的汉文世界的问题。这份桦太名寄文书中，2号文书是乾隆皇帝发给黑龙江下游的边民首长的圣旨，以满洲文书写。而3、4号是管理黑龙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统衙门与杨姓首长的往来公文，以汉文书写。3号文书是不优美的汉文，4号文书是不通顺的汉文。在北京的清朝颁给这些边民部落首长的文书是满洲文。我们可以看到清朝要经营的一个满洲文世界，即内亚王权的世界。

5号文书

其网络之一是“清朝（北京）—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洲边民首长”。然而3、4号却让我们看到满洲文世界的没落。这二份文书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清朝官员与当地边民首长间的语言是汉文，尤其是官员所能使用的书面语是汉文。如前所论，4号文书的作成最有可能是当地清朝官员中的文书吏所为。从书法来看，写者擅长汉字书写无疑。这份文书的制作当是这位文书吏且是通译根据杨氏首长口语意见转写为汉文。从汉文的标准而言，这是不好的汉文。有可能是该文书吏的汉文程度不高，但也有可能这就是这个区域通行的汉文，其中包含当地特殊的表现法。所谓标准汉文与否不是历史学的关心，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以汉文为文书行政的语言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自己的汉文表现方法。

6号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