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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漫谈——一名满族青年的“颁金节”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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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漫谈——一名满族青年的“颁金节”感怀
（作者：张鹏举）
今天是小雪节气，塘沽也应景地降下了初雪，这是我来到滨海新区工作一年多以来遇到的首场“像样”的雪，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尘封的心绪也被再度开启，神思跟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回到了白山黑水间那个叫做关东的地方。
早晨被一阵手机震动声叫醒，睡眼惺忪中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了堂妹的声音：“哥，我要结婚啦！你一定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哦……”“恭喜啊！日子定在哪天了？我一定赶回去……”
撂下电话，本想趁着难得的周末再补个回笼觉，可是内心已然波澜泛起，兴奋得再难入眠了，索性第一时间把返程票订下吧。然而，在订票神器上搜索了半晌，经过一番反复比对之后，却发现即便是在飞机高铁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买到一张合适的归乡票也并非易事；哪怕不是客运高峰期，哪怕日程得当，衔接顺畅，可路上仍不免要经历几段辛苦周折。原来羁旅之人的奔波在动身的一刻便早已注定，原来我们与最终目的地之间从来都不是直线距离，原来故乡是如此遥远，归途是那样漫长。
临窗远眺，天地浑沌一片白茫茫，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独自品赏。午后出门，风起雪急，头上是不合时宜的雨伞，脚下是的不可思议的泥汤。东北长大的孩子，对于雪花铺洒的纯白世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而离开那方土地越久越远，这种情怀就越是浓烈，近乎执念。 “没下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怎么算经历过至寒至暖的冬天？”
离乡游子，走得久了，或许习惯会改，思维会变，然而始终如一的是对乡与亲浸入骨髓般疯狂的执着和炽烈的眷恋。雪花不仅是自然的使者，传递着季节转换的讯息；更是凝固的精神图腾，寄托了“南飞北雁”无尽的离愁。
十天前，也就是农历十月初一，那天是我的生日。说来也怪，求学离家前，我对于每个生日都充满了期待，那个貌似特别的日子于我而言仿佛具备了某种宗教仪式般的象征意义，断不会随意略过。可是，独走天涯的几年间，不知怎么的，我的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在这种“稀松平常”的日子上落了刻意，简直就是“矫情”，可笑至极！今年我依旧试图把它淡化成“可有可无”的存在，就如同每个太阳东升西沉的日子。无可奈何的是，这一天不独属于我，它在民间又被称为“寒衣节”，是为“那个”世界的亲人“送温暖”的日子。
在华北，也就是东北人通常所称的“关里”，“寒衣节”受重视的程度堪比我们“关外”七月十五“中元节”。下班的路上，每个十字路口都排满了为故去亲友烧纸钱、送寒衣的人们。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刚刚仙逝一月有余的姥姥，她老人家恰巧是在公历的十月一号离开的。不得不承认，在面对“伤老病死”之事上，我表现得要比一般人脆弱，我甚至讨厌走近和这“四者”有关联的一切场所；而要做到能够坦然提笔回顾我所深爱的亲人的生平过往，我也需要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来使深埋内心的伤痛慢慢消弭。当年追思奶奶的文章是我在她走后三年成文的，因此现在的我还没办法平复心绪为姥姥写点什么。不过有一点，在姥姥走后我内心已十分明了，那就是，姥姥的离开，不仅意味着一个大家族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家族长”，更宣告了一个“残存”时代的终结。
姥姥汉姓关，满姓瓜尔佳，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姥爷汉姓付，满姓富察，他们都是地道的满族人，富察氏和瓜尔佳氏也都位列“满族八大姓”，在东北姓这两个姓氏的十有八九都是满族人。与东北“三将军”所属的“坐根”八旗或“关内”军事要地的驻防八旗不同，姥姥姥爷的先辈是乾隆年间从北京回到“龙兴之地”屯垦戍边的“京旗”。近两百年间，京旗移民们封闭聚居，内部通婚，因此意外地保留了最为纯正的满族血统，这一局面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逐步被打破。
因为父母的关系，我的妈妈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就成了当代“极为罕见”的“百分之百”的满族人，后来妈妈嫁给了“闯关东”后代的爸爸，有了我这个汉满“混血”的儿子，所以我常笑称自己打小是吃着“满汉全席”长大的。我本人也是在“京旗”聚居区出生的，那里位于松花江北岸支流拉林河与阿什河沿线，至今仍生活着几十万“京旗移民”的后代。他们作为“原住民”，操着最接近于“普通话”的“方言”并将其“传授”给后来的“移民”，从而使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方言成了与国人认知当中的“标准东北话”有所出入的“另类”；带着京腔京韵，守着满族“老礼儿”，这群“京旗”后代们就这样在时代变迁中艰难地持守与承续着一个“濒危”民族最后的血脉荣光。
姥姥作为富察氏家族最后一位离去的老人，不仅带走了儿孙家中由她自制的“酱块儿”，带走了很多人难适其味，而我却视为琼浆的“豆汁儿”，更带走了传袭百年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在我的家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是称呼作为母亲姐妹的“姨”，当我的妈妈和我提起的时候，会正常说“你某某姨”，而当她和姥姥提起这个称呼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儿化音，称为“我某某姨儿”（这种叫法很多老北京人应该很熟悉）。然而随着姥姥的离开，恐怕“姨儿”这个称呼将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满族目前的状况的确堪忧， “汉化”程度基本居于各少数民族之首。或许是天生善于“学习”的缘故，满族在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满语更是面临失传的境地。
历史大势的跌宕起伏，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都已成云烟。而今，在民族平等、文化多元的“大好时代”里，如何“找回自己”，如何证明“我是我”，已然成为这个族群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重大命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像姥姥一样的满族老人将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一些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悄悄走入历史档案。在祖国大花园的“五十六多花”中，你究竟是哪一朵？你又到底该如何绽放呢？
再过两天，也就是农历十月十三，那是个和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关系，自然也就毫无概念的日子。然而对于满族这个群体，这一天被叫做“颁金节”（满语：banjin inenggi），也就是“满洲”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诞生日。公元1635年（乙亥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农历十月十三，皇太极将自己的民族“女真”改名为“满洲”，从此中国有了“满族”这个民族，至今已380周年；翌年，他又将国号“大金”（历史上称“后金”）改名为“大清”。此后，八旗铁骑再次入主中原，统一华夏，深远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奠定了今日祖国的疆域版图。
近年来，纪念“颁金节”的活动在一些大中城市兴起，越来越多的满族人开始正视自己的“特殊身份”，满怀热情地拾起遗失或闲置多年的“传家宝”，循着祖先的足迹，找寻自己的方向。一向不爱“凑热闹”的妈妈最近也开始参与满族同胞联谊活动，并关注起满族文化复兴的事业。是的，在这里，我要强调，这其实只是一种文化的复兴，而且只能是文化的复兴，它不掺杂也不可以掺杂任何其他无关因素。“中华一体论”不仅在学术界“立得住”，在民间的根基同样“扎得深”。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之幸，更是全体国人的热切期望和奋斗目标。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满族人民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渴求，不仅会努力珍惜与维护，而且将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继续发挥自身的力量。“华夷之辨”、“旗民之防”早已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现实所取代，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今年是公元2015年，时光向前追溯900年，公元1115年，满族的先祖女真族在白山黑水间惊雷般崛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了烜赫一时的大金帝国，初次入主中原，便占据大半壁江山，而首都就是我的家乡阿城（阿勒楚喀城的简称）。三十八年后，公元1153年又迁都燕京，开启了北京作为正统王朝首都的历史。
一年来，家乡的官方和民间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大金建国900周年，官方定位是“金源文化900年”，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法已被各地广泛运用，并不稀奇。然而，对于满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却是个敞开胸襟，冷静思考，借古鉴今的好机会。无论是900年前的完颜阿骨打，还是400年前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们率领着区区几十万人口的民族，灭辽侵宋，取元吞明，以“破万为患”的姿态，横扫中原，创造了“野蛮”战胜“文明”的战争神话，这种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海东青”精神难道不值得国人深思吗？难道还要让这样的历史继续“循环往复”吗？
生长在“满汉融合”的家庭，并在大学接受了“文史兼修”的人文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非人力所能更改；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背景与自身特色，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均不可取；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族群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跳脱不出时代的洪流。唯有以民为本，顺势而为，方为人心之所向，天命之所归。
夜幕下，窗外雪花纷飞依旧，照亮了风雪夜归人脚下的路，也希望它能够照亮每个迷失自我者心中的路。
2015年11月22日于塘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