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题目,这缘于它的艺术魅力和神秘的面纱。
事实上,能确实被认定为康熙郎窑红的瓷器,真是寥寥无几。市面所见90%以上为清后期的仿品。
郎窑红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题目,这缘于它的艺术魅力和神秘的面纱。
事实上,能确实被认定为康熙郎窑红的瓷器,真是寥寥无几。市面所见90%以上为清后期的仿品。
康熙窑最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成化以来逐渐停烧的高温铜红釉,包括豇豆红,祭红,牛血红,郎窑红等品种。
而所谓的郎窑红,按照严格的意义来讲,应该是专指康熙窑仿烧永宣宝石红的器物。
所以真正的郎窑红,必须具备这些永宣宝石红器的特点,以北京故宫珍藏的这件为终极的样板典范。
除此以外,又以大卫德基金会珍藏的那批郎窑红最多,最标准,器型最丰富。
这是一个小碗。
康熙郎窑红的确比较罕见,因为无款,一直没有受到大部分收藏者的关注,也没有一套比较明确共识的鉴定标准,所以郎窑红一直只是古人笔记中的尤物。
但是郎窑红是仿烧永宣鲜红、宝石红这个共识是有的,依照这一个特点,仍然可以辨认出一部分特征明显的郎窑红。
郎窑红是否为郎廷极监督下烧造的,目前仍然不能定论,但是郎廷极监造的的确有仿永宣的红器,白器,藍器、青花,所以不单单是红釉器。
牛血红也是康熙窑烧造的高温铜红器,似乎牛血红制作的年代跨度更大,品质、样式、特点也更多样化,相比郎窑红,牛血红民窑的意味更重一些。
大卫德基金会藏的康熙红釉器很多,它们里面肯定有郎窑红。
这个小券缸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康熙瓷之一,它的胎质,釉质,开片形式,以及修足的手法,都可以作为郎窑红的典范标准。
郎窑红与霁红,虽然都是高温铜红釉,但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施釉的手法与煅烧的手法,显然都有不同,造成釉面效果完全不同。
这件梅瓶是大都会的展品,也称得上是郎窑红的最佳示范标本。
这件胆瓶可能更符合大部分人所认同的郎窑红的标准。
此件珍品出身显赫,最早为著名收藏家James Garland所珍藏。嘎岚氏于1902年突然去世,留下大量陶瓷藏品寄存大都会博物馆,当著名的杜银兄弟公司要处理这批藏品时,著名的美国大财阀摩根氏毅然斥资40万美金之巨,买下并留存这批陶瓷珍品继续在大都会展出。可惜在1913年摩根氏去世后,仍由杜银兄弟将这1800件藏品悉数变卖,仅留下这件郎红瓶。令人唏嘘。这件摩根氏仅存的中国陶瓷现在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正厅展出,说明了它的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从以上的几件作品来看,郎窑红,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康熙仿永宣鲜红器的制作,应该是维持了很长时间,而不单单是在郎廷极在任期间,所以出现了几种明显不同的作品特征,包括施釉的手法,煅烧的手法,以及呈色的特点等,这其中又分为康熙官仿和民仿;而郎廷极督造的仿宝石红器最为成功,并在古人鉴赏的笔记中留下了记录。
郎窑红一直都被广泛收藏在欧美老一代的收藏家手中,收到很高的赞誉,属于老式收藏口味的东西。所以去各大欧美博物馆看,清代的瓷器多停留在康熙而止。不像带款的豇豆红,无款的郎窑红一直没有人认真地有系统地全面研究过。
这件看似毫不起眼的小梅瓶,高度仅有16.8厘米,在去年底巴黎苏富比的估价仅为3000欧元,结果成交达到了10万欧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带正官窑款的康熙霁红,郎窑红的春天似乎快要来到。
这件极其珍罕的红釉梅瓶,应该是维多利亚博物馆中国陶瓷部的重宝之一。因为带官款的康熙梅瓶极其罕见。从款字笔法上看,已经是宋体,也就是康熙最晚期的出品,所以它的霁红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是高温铜红釉器到了成熟的阶段,向霁红发展的开端。
如果按照古人笔记中记载的郎窑,是仿宣德红釉器的,那么宣德最著名的鲜红釉三多纹碗、高足杯,应该是郎窑的目标之物。这件康熙青花款釉里红三多果子纹碗,的确是仿的惟肖惟妙,应该划入郎窑当中。
什么是红釉?
古人笔记上提到宣德红器以西红宝石屑入釉,有网友也这么认为。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1.古人的名词概念与我们现在的名词概念是否完全一样?所谓的西红宝石,真是红宝石吗?抑或只是文人的想象或者形容词?
2.红宝石研磨成粉屑入釉,真能烧出鲜红色吗?呈色的化学或物理机制是什么?国内外有任何陶瓷生产研究机构,发表过用宝石粉烧出釉色的记录记载吗?
答案是显然的。其实用所谓的宝石粉末(应该是玛瑙、玉石类)入釉的方法,古代就有,如宋代汝窑;现在的景德镇窑师也在用,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强和改善釉质,而并非用它来当呈色剂。
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中描述的宣德红鱼碗,用西红宝石入釉,烧出宝光四射的鲜红,鱼身凸出来。这其实是用了填红的手法,浅挖鱼形轮廓,内填注铜红釉,故烧成能微凸起来,有立体感。
由于郎窑绿形成的机制非常复杂,也特别脆弱,所以真正整体反成绿色的郎绿,真是万中无一,可遇不可求,甚至是郎窑红价的十倍。其难得可想而知。
连北京故宫博物院也仅仅只发表了一件郎窑绿,一个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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