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文物背后的丝路故事
最近帝都又有大事件了，那就是“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沿线国家的“歪果仁”已陆续抵京。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两千多年前，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交通古道，成为沟通东西方商贸和文化的重要通路。一时间，驼铃声声，诉说着商贸云集时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古代中国以丝绸为代表的大量物品输往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远抵罗马等国，而西方的奇珍异宝和风物人情也得以渐入中国。如今，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历史进程的推进依然令世人惊叹和赞赏。
回首古代丝绸之路，文物佳作是那段历史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最为直观。能够反映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没有之一。
蟠龙纹金饰 陕西历史博物馆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长7.1厘米，宽6.1厘米，高2.6厘米
对虎纹金箔带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77年新疆阿拉沟M30出土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20.5厘米，宽3.5厘米，出土于乌鲁木齐市托克逊县的阿拉沟古墓，应属于匈奴系统遗物，也有可能是塞种人或者姑师人遗物。所塑造的对虎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制作中高超的捶揲技术和浮雕效果，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还十分罕见。在整体文化风格上，属于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系统。
彩绘骑马武士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高52厘米
张掖都尉棨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金塔县肩水金关出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高21.5厘米，宽16厘米，1973年在居延肩水金关汉代烽燧出土的帛书，是西汉晚期的作品。在红色织物上写有“张掖都尉棨信”的墨书文字。此件棨信，即为烽燧守卫长官所用的军事通行凭证，以木杆撑高持行。写在织物上的篆书每字约九公分，结字如同汉印设计布局。章法上将左右两行收拢，而将中行放宽，使得松紧恰当。而字体故作蜿蜒，笔画微作屈曲，与常见篆体不同，学者研究认为似即“以书幡信”的虫书。
木马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市磨嘴子出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高54.5厘米，长37厘米，木马为组装而成，可拆卸马头、马鬃、马尾、马耳、马腿，棱角分明，双眼突出，鼻孔粗大，耳如削竹，浑身强劲有力。整体造型准确，制作巧妙，形象生动，昂首竖耳，翕唇欲嘶，于静中显机敏，在凝神处露温驯，颇具神骏风采，充分体现了河西良骏威武、迅捷机敏。
贵霜钱币（两枚） 陕西历史博物馆
之一：直径2.7厘米 之二：直径2.5厘米
贵霜钱币是中亚地区贵霜王朝统治时期所铸造发行使用的钱币。贵霜是大月氏建立的帝国，和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可是它的钱币却属于以希腊钱币为源头的西方钱币体系，即打制而成，文字与图案设计并重。
贵霜钱币实物大部分在中亚地区发现，中国新疆和田地区、楼兰遗址等有少量出土，以金币数量为多，铜币较少，银币尤为稀少。迄今发现的数千枚贵霜钱币中，银币仅有四枚，而且未曾流通，可能为纪念币，也有学者认为是出于为了重建货币信用而不再继续使用银本位制。
玻璃碗 宁夏固原博物馆
1983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合葬夫妇墓出土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
高8厘米，口径9.5厘米，玻璃碗呈淡绿色，风化层很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玻璃的色泽和光亮度，经科学检验属钠钙玻璃。直口圆底，矮圈足，腹部上下错位排列两周凸边和凹心得圆饼形装饰，系用烧吹技术制成，再利用雕花的技术进行腹部、底部及口缘整形。公元前一千年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伊朗高原开始生产玻璃珠饰。三至七世纪是其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的玻璃珠饰、纺纶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此时正当萨珊王朝时期，所以一般称为萨珊玻璃。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体现了萨珊玻璃器形和纹饰上的独特风格和精湛的磨琢工艺，是我国发现的典型萨珊玻璃器，对确定此类玻璃的年代具有标尺作用。
环首铁刀 宁夏固原博物馆
1983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合葬夫妇墓出土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
长86厘米，外套木鞘，木鞘外表髹漆，现呈褐色。刀的环首作扁圆形，以薄银片镶包柄部，银质双附耳。刀的材质因锈蚀过甚未经科学检验，故仍称为铁刀。
铁刀出土于李贤墓木椁右侧，应为李贤生前佩刀。这是目前发掘北朝墓中唯一完整的铁刀。其佩系方法不是中国传统的璏式佩系法，而是源于中亚式的附耳悬系法。刀鞘一侧上下两个纵装附耳上有凸钉，用以固定刀带，佩系时将两根短刀带挂于腰带上。这种悬刀方式最早是公元五世纪时由西土耳其斯坦发明，然后向东、西方传播。向西通过萨珊王朝传入欧洲，向东先传入中国，后传到日本。李贤墓环首铁刀的出土，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粟特文银碗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1989年新疆焉耆县老城村出土
公元5—6世纪
口径20.5厘米，高7.2厘米，铭文刻在银碗的口沿下，粟特文，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starters）”。粟特人以火祆教为国教，得悉神当是粟特火祆教神祇。这件提到得悉神的粟特银器可能是粟特火祆教徒的祭器。尽管文献一再提到焉耆历史上曾流行火祆教，但从未发现过和火祆教有关的遗址或文物。焉耆发现的这件粟特银器首次提供了火祆教流行于焉耆的考古学证据。
火祆教传入焉耆显然与粟特人在西域的活动有关。西突厥派往西域诸国的吐屯大都是粟特人，粟特人不仅在焉耆替西突厥监督税务，而且对焉耆王室都有影响。
胡腾舞石刻墓门 宁夏博物馆
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出土
唐（公元618年—907年）
单扇长方形：长89厘米，宽43厘米，厚5厘米；
上下圆柱形门枢：高13厘米，直径10厘米
墓门出土于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代墓地，墓志显示，这是一处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人后裔的家族墓地，地处唐代著名的“六胡州”之一的鲁国辖境，时间是盛唐武则天时期。
墓门石刻刻画的是男子胡腾舞形象，这在唐代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石门上下有圆柱状榫，两扇门面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用铁锁锁扣。门正面凿磨光滑，各雕男舞伎一人。舞者深目高鼻，胸宽腰窄，上着窄袖衫，下着短裙，足蹬长筒靴，提膝扬臂舞蹈于一圆形毯上。两人舞姿造型略有不同，动作虽非对称，但均为空间急速翻腾的连续舞蹈动作造型。
牧马图屏风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188出土
唐（公元618—907年）
长75厘米，宽57厘米，牧马图屏风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唐墓，墓主人昭武校尉张某之妻麴仙妃，生前是一位绘画爱好者，屏风上的画可能是出自她的手笔。八扇木框紫绫边牧马屏风，每扇均绘有鞍马和侍马人，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西域之马在画家的笔下表现的尤为强健挺拔，再现了不同毛色和动态的西域骏马形象。侍马人执鞭牵马，或恭候主人乘骑，或漫步草丛林间。画面造型生动，用线刚劲柔韧，设色浓厚并加晕染，充分地表现出骏马膘肥肌腱、骨力追风且温顺驯良的特征。盛唐时期鞍马题材的绘画甚为流行，但流传至今者罕见，故此画弥足珍贵。
八思巴文银字符牌 甘肃省博物馆
元（公元1271—1368年）
直径11.7厘米，圆牌铁质，正反皆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湛。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可以通行中国和内蒙四大汗国。
丝绸之路十大中外历史名人：
1.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汉中郡城固县(陕西城固县)人，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与鸵鸟蛋等等。
2.班超(32年—102年)，扶风郡平陵县(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他因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3.甘英，东汉人。曾于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他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即波斯帕提亚王国，今伊朗境内)诸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增进了中国人当时对中亚各国的了解。
4.鸠摩罗什，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出生于西域龟兹国(新疆库车)。博通大乘小乘。所译经论影响很大，其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三论宗主要依据；《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主要依据；《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
5.玄奘(600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俗姓陈祎。洛州缑氏(河南偃师)人。贞观元年，一人从长安出发，西行五万里，历时19年，到印度取真经，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其后，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场，与弟子等人专心翻译所带回的佛典，共译出佛典75部，1355卷。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
6.马可·波罗，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辈，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元朝。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云南昆阳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8.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9.费迪南 冯 李希霍芬男爵(1833年-1905年)德国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并用在华考察的资料，完成了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该书于1877年出版，“丝绸之路(SilkRoad)”一词便首次出现于该书第一卷中。
10.斯文 赫定(1865年-1952年)，瑞典探险家，两项成绩使他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1890年到1935年45间，赫定先后五进五出中国，数次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三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下“死亡之海”罗布泊，翻越世界屋脊，深入雪域高原；首次发现楼兰古城、喀拉墩遗址；勘定恒河源头，探查古丝绸之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不但路人皆知，而且为人们所热爱崇敬，与诺贝尔有齐名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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