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和国医疗卫生史上的制高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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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穿越时代的云烟，

日久弥新；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

更臻醇厚；

　　“文革”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文革”时期的泛政治化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医疗卫生也不例外。毛泽东倡导合作医疗时正值“文革”高潮，举办合作医疗被称为“卫生革命”，而且，办不办合作医疗亦被上升为“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问题。故原本群众自发自愿的合作医疗转变为具有潜在强制性的政治任务，自上而下逐级下压，导致了广为学者诟病的“一刀切”现象。不可否认，国家运用政治力量强制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确有“一刀切”之嫌，但此“一刀切”主要体现在必须办合作医疗，且必须是“合医合防合药”的乐园模式，意即必须解决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但具体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筹资方式、报销比例等却是依据各社、队的不同情况自己掌握，故不能因“一刀切”就将其全盘否定。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正是借助“卫生革命”这种特殊方式和毛泽东的个人影响，才使合作医疗备受重视，各项政策上通下达，一直贯彻到最基层。关于这一点，赤脚医生王振庄如是说：“那时就是讲全心全意为社员们服务，县医院的批斗会和全县的斗私批修、右倾翻案风等对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没多大影响，反而是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促进了。那时候就是讲政治，一切从政治出发，一切围着政治做，把什么都当成政治任务去完成，就是政治统帅一切。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还是说，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思想单纯，上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不打折扣，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完全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合作医疗的普及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心理：“实行合作医疗是毛主席对咱贫下中农的关怀和照顾，有了合作医疗，治病就有了保障，合作医疗是救命的制度”，故能充分调动蕴藏在民间的巨大潜能，有效弥补了国力不足。

　　另一方面，当时绝大多数赤脚医生良好的医德医风，除乡村文化网络的制约外，“文革”期间大学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视。以下是深泽县原马里分院合作医疗总站负责人李造圈的日记摘录(括号内为笔者修正补充)：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

　　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

　　今天，我读过了毛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头脑(中)浮现出很多的自己不付(符)合主席(要求)的事情和思想方法。

　　现在由于我们的卫生(工作)开展起来了，一个月来基本是平板而过的。但我总觉得自己事情少了，一个月来没问题是成绩了。因而在各个角落里浮出骄傲的情绪。对群众是离远了，为什么呢?是不是只给病人看病、探视几个病人，算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呢?不算，一万个不算。这样群众就不支持我们，我们也无法去解决群众所出现的问题。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参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革命，在群众中吸收养分，在主席著作中找取灵魂，放下我们(因字迹无法辨认空缺5个字)，扛起革命的红旗前进。(1969年3月31日午)

　　这个笔记本记录了1968年3月27日至1970年3月1日期间该赤脚医生学习毛泽东指示的内容及心得体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镜，比照自己的思想、行为，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改进工作方法。在笔者对赤脚医生所做的大量访谈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等颇具时代特色的话语出现频率之高，以及“那时人们思想单纯，不像现在……”等慨叹流露出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与对现状的无奈，说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正是这样的赤脚医生大量存在，合作医疗制度才能够在国家没有或很少直接经济投入的情况下得以推行，农民的健康也才能够在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条件下得以保障。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文革”运动的城乡差别。“文革”期间，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农民不要进城串联”。“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那么，“六·二六”指示自然应该包括在学习范围之内，这在稳定农民思想的同时，也使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受到重视和加强。“抓革命、促生产”，“要学大寨经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等指示，为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另外，“文革”期间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批判“重城市、轻农村”、“下乡吃亏论”等思想，也使农村卫生工作得到了加强。

　　所以，关于“文革”对合作医疗的影响，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文革’也是有功有过，就农村医疗卫生来说，医生下乡、办合作医疗这都是‘文革’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为什么又恢复合作医疗呢?肯定是这个合作医疗对农村来说就是有益，所以要恢复。现在城市医生下乡也恢复了，主要是因为进主治医师职称，在农村待不了一年根本进不了。但现在的下乡就是挂个牌，到时候盖个章证明一下，其实人根本就不来。‘文革’那时候是必须来，想不来根本办不到，因为不来就等于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谁敢不来?” 

　　综上所述，集体化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的政策倾向以及“文革”的推动缺一不可，而且必须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初的农业合作化使合作医疗成为可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其巩固发展;而生产队解散则无异于釜底抽薪。归根结底，集体化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国家搭建起来的集体化舞台上，由农民创意出演，由国家统一指挥的一幕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极为宏大的历史剧。剧终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拆掉了演出赖以进行的历史舞台，破旧而无立新，结果使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最后的凭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来源：乌有日刊 | 作者：王胜 刘英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