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都为谁流过眼泪？十哭感天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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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有坚硬如钢的意志，又有善良柔和的心地。一样的鲜明，一样的强烈。毛泽东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
那么，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都为谁流过眼泪？
母亲对毛泽东影响巨大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67年2月12日出生于距韶山冲20余里的湘乡县四都唐家岮（后改为棠佳阁）的一个小康农民家庭。文七妹的父亲文芝仪将自己13岁的女儿许给韶山毛家。13岁的文七妹与18岁的毛贻昌订婚。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降生，全家人可高兴了，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和母亲就把他抱到石观音庙叩拜神灵，并寄名为石头，寓意好养好长。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家人就叫他“石三”，母亲昵称他为“石三伢子”。后来，文七妹又让毛泽东认七舅母为干娘，因七舅母家孩子多，意在托福、好养。可见母亲对毛泽东疼爱有加。在母亲的呵护下，毛泽东不知不觉长大了。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一位不善于表达自己、墨守僵化的人，且非常严厉，性情暴躁。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纯朴善良，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因此夫妻为了这些事情经常发生争吵。
文七妹经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穷人。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在读私塾的时候，由于离家较远，毛泽东和许多同学一样常带午饭。一天，细心的毛泽东发现，有一位同学每当吃午饭的时候，就独自跑到外面去，好像有意避开同学们。他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位同学是因家里穷，无饭可带，饿着肚子上学，得知这个情况后，毛泽东就把自己带的饭菜分给这位同学，待放学回家，自己放下书包，就急忙冲进厨房里弄饭再填饱肚子。母亲以为午饭带得太少，第二天就换个大碗给儿子带饭，可放学后，毛泽东仍然跑到厨房狼吞虎咽地弄饭吃。当母亲问清儿子的真实情况后，非但没有责怪儿子，还很高兴地说：“孩子，你这样做是对的。”从此，母亲让毛泽东每天带两碗米饭。
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
有一年冬天，毛泽东离家去学校读书，路上遇着一个穷苦的青年，毛泽东看见他在风雪的天气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冷得发抖，就主动和他寒暄，后来还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他。及至假期回家，家里检查他的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毛泽东如实地说了出来。又有一次，旧历年底，父亲叫毛泽东去取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毛泽东碰见了一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他就把手中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母亲十分支持毛泽东的想法
在很多方面，毛泽东的想法、看法同母亲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我家分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毛泽东、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雇工也包括在内。父亲给毛泽东设计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成为一个会赚钱、能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与他父亲的意愿相反，他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去见大世面。为此，父子间经常发生矛盾。当然，文七妹都是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读书与赚钱的问题上，文七妹很支持毛泽东读书的想法，于是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贻昌。毛泽东坚定地对父亲说：“爹，我一定会学出个名堂来！”父亲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临行前，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簿里，诗是这样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启程这天，父亲带着一家人：文氏和泽民、泽覃、菊妹子（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把毛泽东送到塘岸上。离别时，母亲深情地说：“我石三伢子是有出息的，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专程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可见毛泽东对母亲深深的情意。1918年夏，毛泽东从长沙赴北京，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
为了求学，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毛泽东早早地便离开了母亲，只是在1919年春，毛泽东把患病的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疗，母子才得以短聚。期间，毛泽东和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
母亲去世令毛泽东伤心欲绝
1919年10月4日，毛泽东正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他一边组织各驱张代表团到各地宣传的具体事宜，一边准备驱张的宣传资料，忙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韶山家里派人到长沙找毛泽东，给毛泽东送来一封紧急家书。
家乡来送信的人，是毛泽东的一位堂兄。他告诉毛泽东，婶婶在昨天晚上就有出气没进气了，所以，叔叔要我来长沙，要你和泽覃立即赶回去，晚了恐怕见不到你母亲了。
毛泽东一听，如五雷轰顶。他怎么也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快就离开人世了。因为前两个月，母亲患淋巴腺炎，自己还回去接母亲到长沙治过病，刚送回去不到两个月，怎么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一时间，毛泽东呆若木鸡，站在房子里一动也不动。
“润之，你还在发什么愣？还不快收拾东西回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堂兄的催促声，使毛泽东惊醒过来。他匆匆忙忙安排了一下有关事情，就带着小弟毛泽覃随来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当时，由于韶山不通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100来里的崎岖山路，毛泽东他们走了一天一夜。
即便如此，当毛泽东赶回韶山时，由于送信的堂哥走了一天多的路，前后就过去了三天，这时母亲已过世两天了，按照韶山的习惯，母亲早就入棺。
毛泽东紧跑急赶，还是没有看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面对母亲的死，毛泽东百感交集，悲痛万分。
毛泽东久久伏在母亲的灵柩上，泣不成声。
毛泽民见哥哥这样伤悲，便劝毛泽东说：“哥，你也不要过于伤心了。你不知道，娘在临终时，一直在呼唤着你的名字，说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弟弟这么一说，更使毛泽东心如刀绞。
当晚，毛泽东不顾旅途的劳累，拒绝所有人的劝阻，坚持守在母亲的灵柩边。
母亲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在毛泽东眼前出现。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那伟大的人格和善良的心肠的追思之中。少顷，他用笔在一张白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来祭奠的人们，看到了毛泽东那发自肺腑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
两副挽联，一副贴在大门口：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另一副则挂在母亲的灵前：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第一副挽联的上联以春风、春晖为喻，借春之长青，颂扬了母亲的德泽长留人间，令儿孙永世难忘；下联则以韶山秋雨来比喻毛泽东及兄弟们的悲哀泪之多，表达了母爱之深沉和儿子哀思之无穷。纵观全联，想象驰骋，神思巧运，用词精当，对仗工整，哀恻动人。母子情深，跃然纸上。
第二联则是表达了毛泽东自己对母亲的怀念。上联生动地描绘了母亲在病危中不见长子在身旁时，那种呼唤儿子、想念儿子、关怀儿子的动人场面，诉说了毛泽东作为长子未能报答母亲恩泽的感慨；下联则抒发了母亲终生信佛但不能长生的无限惋惜之情，追忆了慈母的形象和从此难见母亲音容笑貌的绵绵深情和无限悲痛之意。
第二天，也是母亲出殡的日子，毛泽东长跪在母亲灵前，声泪俱下地诵读了自己用泪写成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
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全篇记述了母亲的养育深恩和盛德高风，字里行间凝结着母慈子孝的真诚情义，也深深地追忆了母亲平生对他的养育之恩，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更表现出了毛泽东面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死亡的那种悲痛心情。
杨开慧与毛泽东志趣相投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因父亲思想先进，她虽女儿身也能从小有名、有字、有号，7岁即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
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留学日本、英国，10年后回到长沙任教授，闻名三湘。他那在门上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寓所，总引来大批莘莘学子前来求教，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也于1914年跨入此宅。对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在此期间，杨开慧与毛泽东相识。
关于杨开慧是如何认识毛泽东的，史料上无确切记载。毛杨见面的时间应为1914年春。其见面的情况，根据许多人的回忆，各种说法大致差不多，即杨开慧先看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后才见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轻轻走了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坐在那儿，边看边赞不绝口。她轻轻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昌济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一看，只见上面题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
于是，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看完这本日记，杨开慧便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同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几位好友一起来到了板仓杨寓。他们是应杨昌济之约，前来杨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的。
众人一到，杨昌济满面笑容地将他们迎进客厅。杨开慧正在房内看书，听到说笑声，也从里面出来，这时客厅里热热闹闹的。杨昌济见杨开慧进来，马上向学生们介绍：“哦，这是小女开慧，正在家里自修。”
然后，他又向杨开慧逐个介绍青年们的名字。这时，开慧才知道这位高个子青年正是毛泽东。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都热情地与杨开慧打招呼。毛泽东说：“开慧同学，听杨老师讲，你在家发愤自修，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杨开慧人虽小，却在父亲的学生们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她调皮地回答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正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一怔，马上问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说过这句话？”
“我看过你的《讲堂录》呢！”杨开慧笑着回答。
大家一见杨开慧用毛泽东的话回答他，顿时都笑了起来。
此后，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经常到杨昌济家聚会。
年少的杨开慧当时常听家长称赞润之，但只视他为兄长。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于9月间也到了那里，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据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所述，正是这时“我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
杨开慧选择爱人是非常认真的。据她说，看到毛泽东的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才表示同意。1920年两人返湘后，毛泽东对杨开慧仍一往情深。不过，“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也是长沙城内别的才女追求的对象，杨开慧非常不安。她当时的嫂子、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后又嫁过李立三、蔡和森），直接去向毛泽东挑明杨开慧的心思。毛泽东则说明心爱的人只有“霞姑”。据李淑一回忆，杨开慧随即收到毛泽东一首抒情的《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久，二人结婚。1922年，杨开慧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翌年，毛泽东离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杨开慧生性要强，本想独立工作，但家中有幼儿，丈夫又忙于事业，一时不大好受，夫妻间也产生了毛泽东所讲的“误会”。在婚后第一次离别时，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致妻子的词《贺新郎》，说明“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并期待“重比翼，和云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湖南时，先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8月16日，他又在杨开慧陪伴下潜入长沙，住进了岳父留下的那座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房子。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医生）。这次话别，就成为这对夫妇的永诀！
爱妻之死令毛泽东无比悲痛
1930年10月24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被捕。敌人连8岁的岸英和保姆孙嫂也没放过，把他们同杨开慧一起押到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随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
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可杨开慧始终坚贞不屈。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最终只得利诱她：“只要声明与毛泽东离婚，就可以获得自由。”但敌人得到的只是杨开慧的严词拒绝：“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此时中共地下党和杨开慧的亲属们都在紧张地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出面保释，却徒劳无功。
敌人威逼利诱皆无效果，一怒之下，终于举起了屠刀。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杨开慧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临刑前，敌人最后一次来劝降。杨开慧义无反顾地回答：“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1年春，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立即采取对策，领导红军跳出外线，开始了第二次“围剿”的战斗。当部队行进到闽西的一个小镇时，毛泽东从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共党匪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昨日在长沙被处决。”
毛泽东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大脑一时出现空白，脸色苍白得似大病一场，吓得警卫员吴吉清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和他一起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指挥部，他拿过毛泽东手中的报纸一看，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朱德只好劝毛泽东要节哀顺变，并说开慧牺牲得很勇敢，不愧为你毛润之的妻子。
自从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一直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但是，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历史巨人，他只能暂时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
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红军也回到驻地休整。这时，毛泽东再次想起了自己的爱妻。他要警卫员找来笔墨，给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对杨开慧的死表示无限的怀念和追思，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在一张纸上为杨开慧写了碑文：“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同时，毛泽东还交给有关人员大洋若干，要他们设法送到板仓杨开慧的亲戚处，作为立碑之费用。
对于爱妻杨开慧的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深知杨开慧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多年来，毛泽东一直思念着杨开慧，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也始终占着主导位置。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说：“你霞姐（指杨开慧）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不久，毛泽东就要毛岸英回湖南，代他为杨开慧扫墓。
忆起杨开慧泪湿衣裳
1957年2月，杨开慧青年时期的挚友、时任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的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1933年夏，道路传讯直荀牺牲，我结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曰：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最后，李淑一还希望毛泽东把过去曾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抄赠给她。
毛泽东收到信后，于当年的5月11日给李淑一回了信。他在信中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人，不是前后辈的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毛泽东在信的后面，还特别拜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毛泽东这里说的游仙诗，便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在词中的“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赞美。痛惜夫人“骄杨”之情，毫不掩饰。虽无李淑一词中的那样“满衫青泪滋”，却有“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样淋漓悲壮、动人的绝唱。
大概是给李淑一回信后的第三个星期，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在长沙清水塘时的保姆陈玉英，他们又一次谈起了杨开慧的死。毛泽东说：“开慧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杨家对我的恩惠不浅，开慧帮我很大。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身边还有岸英啊！见到你，我就像见到了开慧一样。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北京走走，到我这里看看。”
毛泽东说完，又站在窗子边，沉思了良久，像是对陈玉英，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知淑一代我去扫过了墓没有？”
1962年，毛泽东恩师、岳父杨昌济的老朋友章士钊到毛泽东的住处叙旧。对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他们又谈起了毛泽东刚刚写下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章士钊谈起对这首词的感受：“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这诗意实在是美，特别是以‘杨’‘柳’二烈士的姓组合成，那么轻巧而又一语双关，真是很贴切。你在这里通过杨花柳絮的飘扬，指出了两位烈士的忠魂已凌霄直上。杨、柳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不过，我想请问主席，这词中的‘骄杨’之‘骄’，应怎样理解，是否可解释成‘娇’？”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行（章字行严）老，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应该作‘骄’字解。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他的“骄杨”，他不能容许有任何越乎“引为骄傲”的解释。
杨开慧虽然死了，但她却永远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
晚年对杨开慧思念更甚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桌前，一边慢慢地蘸着毛笔，一边在思索着什么。良久，毛泽东缓缓抚平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4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
儿子和媳妇的呼唤，使毛泽东停下笔，直起腰在思索着什么，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要重写，赶忙递上一张空白的宣纸。
毛泽东没有接纸，慢慢地摇了摇左手，然后语调缓慢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说完，毛泽东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首词，然后，双手拿起来郑重地交给了儿子和媳妇。
是啊，称“骄杨”，表达的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赞美；称“杨花”，则流露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眷恋和怀念之情。所以，他认为称“杨花”也很贴切。
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逝世。毛泽东在给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中特别强调：“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出自一位已69岁的老人，且为国家最高领袖之口，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无限深情就可想而知了。
杨开慧如果忠魂有知，了解毛泽东对她的这一片真情，也当含笑九泉了。
1930年3月，毛泽东脚穿草鞋，冒着春寒，率领红军来到兴国。一个寒冷的夜晚，毛泽东召集中共兴国县委的主要干部开会。开会之前，县委的一个干部借着灯光，发现毛泽东没穿袜子，只穿一双黄麻草鞋，就急忙找来布鞋和袜子，请毛泽东穿上。
可是左说右说，毛泽东怎么也不肯穿上。那个干部便说：“这是慰劳红军剩下来的，你就穿上吧！我们有的同志也穿了，不要紧。”
毛泽东听了，严肃而温和地说：“现在是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我们干部必须同劳苦工农大众一起过艰苦日子。如果干部不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那就必定会脱离群众。而脱离了劳苦大众，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就是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也要艰苦奋斗。这一点，请在座的同志千万不能忘记。再说，这是群众一针一线做来慰劳红军的布鞋，我怎么能穿呢？”
毛泽东的一席话，言简而理深，使参加会议的干部深受教育，点头称是。
县委书记胡灿红着脸说道：“毛委员说得对，不论什么时候，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拥护。”
从此，兴国的苏区干部日穿草鞋，夜提灯笼，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一意扑在革命事业上。
1933年底，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府收到毛主席从瑞金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特别问到：樟树塘的小桥修好了没有？乡干部看完信，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1933年11月，毛主席率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长途跋涉，从瑞金来到兴国长冈乡作调查。
一天，毛泽东在去访问代耕队长、女犁田手李玉英的途中，经过樟树塘，看见横跨小溪的木桥桥面很窄，桥栓又断了，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毛泽东对乡干部说：“这木桥太小，而且又坏了，会跌倒行人。尤其是小孩上学和大人挑担过这小桥，更是危险，要赶快修好。过桥走路这样的实际问题，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时刻注意，认真解决。”
这时，正好有个女孩要过桥，看样子有些害怕。毛主席便伸手拉着小女孩慢慢地走过小桥。毛泽东说：“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就会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那位乡政府干部听了连连点头，并说：“乡里已经准备了木料，只是碰巧木匠没空。我再去催他快来修桥。”
毛泽东离开长冈不几天，樟树塘小桥便修好了。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
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
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初次相识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而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岁的贺子珍参与组织“永新暴动”，不久与兄长贺敏学随部队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部队进驻茅坪时，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
对于毛泽东，贺子珍早有耳闻，她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和不少文章，对他在湖南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更是敬仰不已。初次见面，毛泽东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冈情缘
进驻井冈山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事有凑巧，贺子珍也因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相处甚好，常去袁家串门。毛泽东出出进进，与贺子珍见面多了起来，有时候不忙，还坐下来和她聊聊天。言谈中，毛泽东发现，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内秀。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同时协助毛泽东在宁冈、永新等地做社会调查。
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善于鼓动人心，发动群众的能力很强，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看重和喜欢的。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喜欢上她了。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毛泽东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做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这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转向了纯洁的爱恋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毛泽东以凝重的心情对贺子珍讲起了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孩子，讲起了对她们的思念和牵挂。贺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诚重重地撞击着，一种激动和怜爱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后，贺子珍曾这样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且不说两人在年龄和党内地位上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感情甚笃，而贺子珍虽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个人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的中共早期党员、永新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然，那时他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贺子珍并未对他表露过。
毛泽东和贺子珍最终得以结合，与袁文才和王佐的极力促成分不开。
自从毛泽东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就商量出一个联姻的妙法。他们认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不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泽东娶了她，他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他们联手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桩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当袁、王向他联手保媒时，他立即觉察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对袁、王是一个刺激，他们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怀疑。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但却是他们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失去了一个孩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在这段急行军中，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1935年2月15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贺子珍无暇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留下。
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把女儿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钱希均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贺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后来，钱希均向毛泽东讲述贺子珍生孩子及孩子的情况，毛泽东坐下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听了钱希均的介绍，凝视着躺在担架上的爱妻清瘦的面庞，深感愧疚而自责。毛泽东走到贺子珍身旁安慰：“子珍，我们为了穷苦大众的幸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下一代！听你们说张二婆行善心肠好，把孩子寄养在她家你放心，我就放心了。根据地建立了，条件好了，我们再把女儿接到我们身边吧。”
险失爱妻失声痛哭
贺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
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二天。
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才有了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实在太劳累了，于是便坐在火炕边的一张小行军床上休息一下。毛岸英则坐在火炉子边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
上午11点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嗡嗡地向北飞去。司令部作战室的参谋们认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所以没有太在意。但是在洞口值班的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却很为彭总的安全担心，尽管他不知美军轰炸机的目的是什么，但总不会无缘无故地从这里经过。他匆匆走到彭总面前说：“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戗了成普一句：“急什么啊，你这么怕死？”
彭德怀的一句话把成普镇住了，恰在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跑到作战室。他也是看到飞机后怕彭德怀出事才匆匆赶过来的。成普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赶快要洪学智催彭德怀进防空洞。
洪学智和成普等人进到作战室，不由分说地把彭德怀拉起来就往防空洞跑，毛岸英等人也在收拾东西。正在这时，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四架轰炸机一下子就到了作战室的上空，并从机上甩下了上百个银色的东西。原来那就是凝固汽油弹，因为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光下显得十分明亮而刺眼。成普在喊：“不好，快跑！”
话还没落，炸弹已经响了，作战室顿时升起一股熊熊烈火，并很快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也被炸弹的冲击力掀到旁边的沟里，半边脸被烧起了大泡，他立即朝没有火的地方滚去，才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
望着作战室的熊熊大火，司令部的人都急出了眼泪。彭德怀也挣脱警卫员的手，去指挥灭火和抢救，并焦急地问：“有哪些人没有出来？”
大家一看，只有岸英和另外一名参谋没有出来。
“岸英！岸英！”大家一边拼命地叫着，一边扑火。
大火扑灭了，大家从灰堆里扒出的却是毛岸英和另一位参谋高瑞欣的遗体。
彭德怀惊呆了，站在岸英的遗体面前，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大家怕敌机再来，赶快把志愿军总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悲寂的气氛。特别是彭德怀和洪学智，他们不知如何向毛泽东报告。过了很久，彭德怀从通讯参谋那里要来一张电报纸。他要亲自给毛泽东起草电报。一会儿，彭德怀把起草好的电报交给成普，要他马上发出去。只见电报是这样写的：
“今天，志愿军总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不到30个字的电文，彭德怀写了20多分钟，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向毛泽东交代。
得知噩耗默默流泪
北京，中南海。
收电员收到志愿军总司令部的这封电报后，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没有直接送毛泽东处，而是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接过电报一看，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白纸黑字，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稍过了一会儿，他立即拨通了刘少奇和朱德的电话。三人很快就到了周恩来办公室，他们要商量怎么向毛泽东汇报好。
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马上报告毛泽东好。于是他们三人一起到了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的办公室。
三人坐下来，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毛泽东有些莫名其妙，忙问：“恩来，少奇，老总，你们今天一起来找我，又有什么大事情？是不是德怀那边打了胜仗？”
三人仍然不语。
最后，还是周恩来慢慢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说：“主席，彭老总来电报了，说岸英他……”
毛泽东急切地接过电报：“岸英发生了什么事，负伤了？”一边问，毛泽东一边展开了电报。一看那内容，毛泽东便一下子坐在沙发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朱德看见毛泽东那悲哀的样子，忙劝说：“主席，你要节哀，岸英是个好孩子，很勇敢！”
周恩来和刘少奇也跟着说要毛泽东节哀。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他们说话，而是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子前，自言自语地说：“毛岸英，1922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清水塘，今年28岁，是我和开慧生的第一个儿子。”虽然毛泽东当时忍住了，可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心里还是非常痛苦的，他偷偷地背过脸去，大颗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
默默承受悲痛两年
就在毛岸英牺牲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最后，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把岸英托付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话后，又一次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沉思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缓缓抬起头，慢慢地说：“德怀，你不要自责了，革命战争，总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的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由于毛泽东在对待儿子牺牲的问题上是这样的豁达，所以，彭德怀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也正因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所以，后来他就岸英的善后事宜专门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接彭德怀信后，立即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最后，毛岸英———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生儿子，从此长眠于异国他乡，但同时也成了中朝友谊的象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难了，毛泽东不但要承担失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的痛苦，他还要向他那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刘思齐作解释和劝导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一人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他不能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儿媳，因为他怕影响刘思齐的学习，所以，每周刘思齐来看他时，他还要强装笑脸。刘思齐问他为什么没有岸英的消息时，他总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她。就这样到1953年，已经是岸英牺牲两年以后，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瞒着刘思齐了，于是，想了很多办法来说明这件事。
那几天，毛泽东煞费苦心，费了很多周折。他先向刘思齐谈到他们家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好几位亲人，有岸英的妈妈杨开慧，有岸英的两个叔叔毛泽民、毛泽覃，有岸英的姑姑毛泽建，还有岸英的堂弟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等。毛泽东说得很多很多。但还是没有说出毛岸英的牺牲。
刘思齐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父亲为什么同自己谈起这些，难道岸英也……刘思齐不敢想下去了。
几天后，刘思齐又一次到了中南海，这一次，她想问清楚岸英究竟怎么了？当时，周恩来也正好在场。当着周恩来的面，毛泽东才把岸英已于两年前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刘思齐。
听到这迟到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刘思齐天旋地转，痛不欲生，哭了许久。最后，还是毛泽东开导刘思齐说：“娃，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当刘思齐提出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还是那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面对亲人牺牲后的博大胸怀。
（华声在线-湖南日报）未完待续中。。。
9月9日，是伟大毛主席逝世41周年。小编想对毛主席说，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永远忘不了您！向人类第一伟人毛主席致敬！
编辑：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