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威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全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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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在阅读史书时，曾多次对古代战争中有关俘虏的问题作出批注。读《三国志》时，他批道：“杀降不武”、“杀降不祥”；读《新五代史》时，他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等等。③毛泽东在领兵打仗的岁月里，恪守中华传统武德精神，强调官爱兵，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战争中要优待俘虏。

为解决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毛泽东开始制定宽俘政策。如何处置战争中的俘虏？这个问题正如士兵逃亡问题一样，必须想办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宽俘政策正是在处理敌军俘虏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以发展的。

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从文家市退兵，在夺下第一个县城莲花时抓获了县保安队队长李成萌。因为当时尚无明确的对待敌军俘虏的政策，所以李成荫被余洒度派往辎重队干活而逃跑，这使毛泽东非常恼火，并给余洒度以批评。但对敌军俘虏尚未有明确的政策指示。1928年2月18日，在粉碎赣军第一次进剿的新城战斗后，活捉了宁冈县长杨开阳和数百名俘虏，这是毛泽东秋收起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但战争结束后，数百名俘虏在被押送到茅坪的路上，出现了某些战士和农民因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的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针对战争中出现的俘虏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优俘政策，它使军队以后针对俘虏问题有章可循。不打骂俘虏，给受伤者以治疗，就是要尊重俘虏人格并给予救助。它是中国“仁”的道德伦理和“义”的武德思想在毛泽东宽俘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在处理战俘问题的过程中，制定的应急性政策。

受宽俘政策积极效用影响，毛泽东将其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之初，国民党中央军或地方军中，极尽对我党我军妖魔化之能事，盛传“红军是见人就杀，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新城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实施宽俘政策。很多俘虏兵回到了赣军，他们以铁的事实击破了赣军的谎言，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义务宣传员”，使赣军广大官兵了解了真实的红军。而回家的士兵，通过给乡亲们讲述他们在两个不同部队的经历，使乡亲了解了真正的红军。毛泽东的宽俘政策，击破了敌军的不实宣传，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以及我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宽俘政策发挥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扩充了我军的兵源。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介绍了红军的来源主要有六种，其中以“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为多，并指出，“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成大问题。”④从敌军中俘虏及投诚过来的官兵，不仅成为当时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有很多人还成了红军的基层骨干。

宽俘政策的这些实际效用，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政策上的激励。此后，毛泽东把优宽俘政策这一应对性政策逐步上升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不仅宽待俘虏，还积极主动地做敌军工作，从而使他们不战而降，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1929年年初，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的告示。进入赣南闽西后，毛泽东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直接加进了早先制定的红四军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表明毛泽东将宽俘政策作为一项军纪而确定下来。1929年12月，红四军九大上通过的《古田会议报告》，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宽俘政策，使宽俘政策军法化。1937年，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正式明确地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而提出。宽俘优俘政策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发挥着与军事工作同样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 被俘的国民党部队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 万人，包括将领1500 余名，涉及陆军240 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 艘，空军飞机128 架。

188 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鱼龙混杂的倒戈“国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

▲ 曾泽生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长春的大会上发表讲话。

第二次高潮，在1948 年9 月至1949 年1 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

这188 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国民党军队内部等级森严，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目随从、被动选择。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被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但他们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军官的成分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党团及帮会。

当时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解放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血与泪的大控诉

“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主要办法。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中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士兵两三天吃不下饭，还有的甚至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从“算细账”、“挖苦根”到“思想还家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建立士兵委员会，确立“党指挥枪”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在起义部队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

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投票完毕，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几位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20 年前在井冈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虽不多，但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起义士兵徐树礼将领到的“伙食尾子”攒起来，攒了半年，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革命了，不加强学习咋行？”

军官们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方法加以改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 军149 师447 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 连，是长春起义部队唯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 年，然而在69 岁那年，还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88 岁。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