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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人的家庭，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半个多世纪的真实，实在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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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的一部采访记录片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怀念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今日中国出现的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父母到中国是来找出路的
父母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两个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
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3个子女――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他们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母亲寒春(与杨振宁是同学)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一个1921年起就在美国对核物理进行钻研的科学家，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文革”爆发之初，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红星工厂工作。第一年他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
有一次，厂里组织学习6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
阳和平说：“我想参加。”
组长说：“不，你可以不参加。”
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口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阳和平说道。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30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可是，到底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回忆自己60年的人生，阳和平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阳和平说，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77年。他曾在光华工厂呆过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
也正是因此，才令阳和平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阳和平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曾说过，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斗争感和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阳和平说：“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曾发生的一些事情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辛。
“文*”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80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30多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1979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7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阳和平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我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读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他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在那时，阳和平经历了信仰危机，他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后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了，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阳和平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我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他很愤怒，他说：“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90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说：“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阳和平问自己：“在美国呆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清楚的、不了解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我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阳和平不讨厌这份T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他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他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他就得改变。
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缺乏知音，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历史。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既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T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但是，他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阳和平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说：“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
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在寒春的追悼会上，跟许多参与者的激昂情绪相比，阳和平看上去则显得格外平静和理性，他在发言中说：“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