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前的最后50米（上）
在五角场监狱内，一条50米长的通道连接着高墙内外，高墙内每一个服刑人员都在倒计时。每天清晨，都有人刑满释放，从这条新生之路走到自由的另一端。他们将如何度过最后的服刑生活？又能否顺利走过这通往自由的最后50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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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监监狱的最后三个月
2017年4月19日，是李军（化名）入狱服刑的第13年8个月19天，上午九点，他和另外68名服刑人员一起来到五角场监狱，在这里，他们将度过刑期中的最后三个月。
14年前，24岁的李军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一次酒后犯强奸、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9年。由于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被减刑5年，来到五角场监狱这一天距离他7月31日出狱，还有最后的103天。
服刑13年，3个月后即将刑满释放，但李军的心中充满焦虑：如今高墙外是什么样？怎么坐地铁？怎么办社保？怎么找工作？怎么生活？……对于即将走出高墙人来说，这样的焦虑并不少见。
李军进入五角场监狱
李军的担忧在常人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对于在监狱服刑十几年的人来说，足以构成出狱后的生存压力。在第七监区长陈宇看来，这是监狱矫正功能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监狱矫正本身就是双刃剑。
“矫正的双刃剑的意义就是监狱对人性的束缚，通过刑罚体验是两方面的结果，一个能对他自身的行为、思想起到一个严格约束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又对他融入社会增加了一个共性的思维方式，我们俗称叫“监狱人”，特别是一些长期的监禁过程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监狱人”的心态。”陈宇说当监狱人进入到社会中，会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自然而然产生社会隔绝，隔绝以后他们会产生一些行为的变异，甚至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一个叫老布鲁克的囚犯在监狱里呆了大半生，自由的世界让他不知所措，出狱后不久，他吊死了自己。电影借主人公之口这样描述监狱：“监狱是一个体制化的场所，一开始你恨它，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你会慢慢地习惯它，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它。”
《肖申克的救赎》电影画面
为了解犯人如何重新适应社会，新闻调查记者来到了上海的一所特殊监狱——五角场监狱。五角场监狱原先是一所普通监狱，2011年司法部要求全国有条件的省区市成立出监监狱以来，全国有各省区市相继成立了出监监区或出监监狱，而五角场监狱就是上海唯一的一所出监监狱。按照规定，上海其它监狱的大多数成年男犯在刑期的最后三个月转监来到这里，为出狱做最后的准备。
出监监狱的日常由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组成，这些服刑人员将参加一系列的活动，都与他们三个月后更好地回归社会紧密相关。
犯人学习社会技能
陈宇说出监监狱的出现，“就是对一个临释的罪犯，在他临释阶段开展一个再社会化的实践过程，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能够便于他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便于他在短时间内回归社会，顺利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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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社会化的实践过程
陈斌已服刑九年零一个月了，这一天距离他出狱还有66天。
对于陈斌来说，出去当天的问题最令他头疼，“一是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二是出去以后的生存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大一点。”
陈斌是上海本地人，四岁那年父母离婚，陈斌跟着父亲生活。后来父母各自组建了新家庭，陈斌也与母亲渐渐疏远。2006年，父亲去世，陈斌已经深陷赌博不能自拔，为了赌资，他卖掉了父亲留给他的住房，2008年4月，他伙同两个朋友携带弹簧刀、砍刀等凶器实施抢劫，两天后落网。归案后，陈斌又交代了另外一桩在保险公司侵吞保费的罪行。数罪并罚，陈斌被判十一年零三个月的刑期，那年，他刚满22岁。
陈斌模拟咨询户口问题
今年3月15日，陈斌从原宝山监狱来到五角场监狱，随着出狱的日子一天天接近，陈斌也越来越焦虑，他没有积蓄，没有住房，也没有亲人可以投靠，是另一种类型的“三无人员”。陈斌说他最后一次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还是五年前给母亲写的一封信。
“出去最想的就是先把自己个人问题解决掉，然后再看情况看一下我妈妈。”
显然，出狱之后的住处是陈斌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监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甚至说优秀的服刑人员。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社会人，” 第六监区教导员韩磊说，“现在问题是什么？上海的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有一个服刑人员进来吃官司，我们跟他说，你出去之后你怎么办？他说我不着急，我有手艺，我出去混碗饭吃没问题，我会修BP机，现在上海都用这个，而且坏得快，我每天都修理多少部，能挣多少多少钱。他压根就没有想到等他刑满释放回到上海的时候，人人都用手机，他引以为傲的手艺已经过时了。”
建立模拟的小社会只是让临释人员适应社会的第一步，加速变化的社会将会让他们在心理预期、回归家庭、谋生就业等多方面出现困境。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让临释人员认识社会、定位自己，将成为出监监狱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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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重新定位
李包公16岁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打工，2008年犯故意伤害罪入狱服刑，至今已服刑九年时间。他从每天的电视新闻中感受着高墙外面的世界：上海举办了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地铁轨道交通已经从6条变为14条了，他曾经打工过、路过、生活过的南汇区、卢湾区、闸北区已经并入其他辖区，有了新的名称。
李包公听课
李包公来自安徽怀远县的农村，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干农活，15岁离家外出打工。2008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乡打来的电话，去帮忙打架。李包公参与了斗殴，对方死亡。“我是到看守所过了以后，过了十几天，承办人才说人死了，当时我一下子傻了。”
李包公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入狱后，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从安徽老家到上海的监狱来探视他。“两三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感觉一下子老了好多，让她这样跑来跑去看我，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说你以后不要来接见我了，我自己服刑完结束就行了。”
刚进监狱时，李包公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他在监狱的组织下学习文化课，八年后，他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又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的表演，他加入了监狱系统的“新岸艺术团”，他和同伴一起说相声，学习打民族鼓，参加舞蹈表演。
李包公演出画面
“一个小学三年级的人，能站在这个台上，我不敢用奇迹来形容，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真的没有想过。”
李包公说拿到初中毕业证和参加艺术团，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开始尝试不放弃自己。他早就听说过出监监狱，今年三月，他在服刑期接近尾声时，来到了五角场监狱。
在一堂课上，韩磊给大家讲了武汉的一起杀人案件，施害者吃了一碗四块的素宽粉，但老板告诉他涨了一块钱，施害者不愿意给，于是老板出言侮辱，施害者就从厨房里拿出菜刀砍向老板。韩磊希望通过一碗面引发的巨大后果，让犯人们有一个对比，从而引发他们思考。韩磊在服刑人员出狱前最想传递给他们的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而这一点也正是最能引起李包公共鸣的。
韩磊讲课
“其实我一直就是朝那个方面去做，这个真的很难做，要学会彼此之间的尊重。”而在出狱后被问及是否还会去找曾经的哥们时，李包公说，“不要再找了，还找什么，这个事情对于到我这里就结束了，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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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家庭的困境
“爸我回来了。”
“你今天出来干吗？”
“我出狱了。”
“你不是不需要我们父母了吗，你回来干吗？”
“我现在已经改造好了。”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父母吗，子女都不要了吗，自己老婆都不要了，你来回来干吗？”
“那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
“我们家里现在不需要你了，我们不需要你照顾的，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你回来干吗，回去吧回去吧，你到外面去闯吧，不要回来了。”
模拟出狱回家场景
这一幕几乎每个月都会在五角场监狱的教室里上演，被民警和服刑人员称为“模拟人生”。服刑人员把心里的担忧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预演减轻回归的恐惧感。对家人的顾虑和担心，是导致服刑人员情绪波动的重要因素。一个叫郭建国的服刑人员告诉我们，他最担心的是儿子会因为有自己这样的父亲遭到歧视。
这是郭建国（化名）入狱的第三年，除了妻子了解郭建国的真实情况，他17岁的儿子和亲戚、朋友们都被告知郭建国已调到外省工作，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因为信用卡诈骗成了罪犯。
郭建国出生在包头，来上海已经35年了，那时他才19岁，是建设宝钢的第一批工人。原本顺顺当当的生活，在儿子三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之后急转直下，妻子辞职回家照顾孩子，郭建国一个人养家糊口，赚钱给儿子做康复。
“我们的岁数越来越大，把他生成这个样已经很对不起他了，他在我们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一直这么想，我们老了，我们死了可怎么办，就总有一种压力想挣一点钱留给他。”
郭建国是最早的股民，也曾赚过钱。2008年股市大跌，郭建国血本无归。为了翻盘，从这年开始，他用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投资股市。但到了2013年年底，郭建国的信用卡上的欠款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郭建国先到单位辞了职，随后到公安机关自首。自首前，他编了一个谎话，跟儿子告别。
“骗他说我去新疆干活，有的时候也出去。我们单位新疆有项目部，说10年以后再回来。”
公安机关查明，郭建国的信用卡套现没有享乐性消费纪录，确实都用于炒股，还有自首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郭建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服刑三年的代价。
今年6月12日，他将出狱回家。郭建国说，他儿子已经死死地记住了这个日子。
老郭担心，周围的人会不会已经知道了他服刑的事情，更担心他三年的消失给这个本来就脆弱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创伤。在五角场监狱，出狱前的心理调适是出监教育的重要项目。郭建国还有50天的时间，他将在这里对自己做一次重新的整理，走到高墙外的妻儿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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