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嬗变历程，条理异常清晰的文章
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即“合乎规律性”与“合乎目的性” 的统一。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既要尊重高等教育自身的客观性规律，又要坚持正确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进入20 世纪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与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共同引领。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嬗变，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1．被动接受——沿袭英国：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
从殖民地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一直沿袭着英国的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持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19 世纪英国教育家亨利·纽曼。他认为“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理想或理智”，他率先提出大学的真正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同样持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还有美国学者罗伯特·赫钦斯。他认为高等教育的最高价值必须是明确的，那就是“强调、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理性力量”，并通过智力训练实现这一点，而这一点在任何领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不论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还是行为的生活。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最初盛行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英国是一个最佳的典型。随后，这颗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种子，才被强行撒在了美国的土地里。
办学模式上的干预是显而易见的，而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1636 年创办起来的哈佛学院，正是在借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后建立的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和新泽西等殖民地学院也都是综合吸收了欧洲古典教育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其课程设置以欧洲大学的古典课程为主，目标在于帮助年轻人形成健全人格，以更好地融入社会。鲁道夫曾有这样一段精致的描述：“每一所学院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但总的来说，殖民地学院借鉴了英国和苏格兰大学的某些做法。”美国独立后，高等教育迎来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规模空前壮大，课程设置也朝着多样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时期工具主义抬头，科学主义初见端倪，但是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当古典课程被《耶鲁报告》成功捍卫，寄宿制得以传承的同时，也捍卫传承了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当这颗来自大洋彼岸的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种子植入美国土壤的时候，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情非所愿的事情，但它却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根源上的给养。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人也未曾否认。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情非所愿，并非源于那是一颗看上去有几分陌生的种子，只是不喜欢播种人的蛮横罢了。
2．主动选择——效仿德国：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追捧的是德国的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持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展知识，强调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科学研究。这一理念最初在柏林大学中得以充分体现，其创办者洪堡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掺任何目的的科学”。持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还有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他曾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和断言，“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而遇地重建之……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成为继起的工作者”。弗莱克斯纳是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在美国的卫道士，可是当他在撰写《现代大学论》为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摇旗呐喊的时候，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已经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儿。
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在美国的形成，促进了其现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19世纪中后期，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为了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场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改革运动，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拉开了帷幕。在这场大学运动中，与其说是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叩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门，不如说是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应邀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座上宾。1850年，一份主张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和建立美国大学的《韦德兰报告》震动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1851年，从德国回来的菲利普·塔潘在《大学教育》一书中，发出了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美国传统学院的呐喊。继塔潘之后，弗雷德瑞克·黑茨在《论大学改革》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学院还不能称之为大学的学院，提出以德国大学的模式改造美国的本科学院。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卷起了一股崇拜德国大学、追捧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热潮。直到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在美国的正式确立。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等州立大学，哈佛、耶鲁等前殖民地学院，以及建校之初就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已经初具规模。全国研究生从19世纪末的2400名上升至10000名，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迅速。
3．勇于重树——根植美国：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
20世纪以来，有关大学职能的争论问题主要不是考虑是否需要科研上，而是考虑是否需要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问题上。早在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法案。随着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运动的兴起，当高等教育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为公共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呼声，更是全美国的呼声，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呼之欲出。持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服务社会，强调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尽管其因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屡屡招致学界的诟病，但任何人无力阻止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时那匆匆的步伐。正如怀特海所言：“学者应该脱离现实的思想是德国的舶来品，这种思想在同美国本土的实用性思想的角逐中从来没有完胜过。”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州需要大学来服务，大学对州有特殊责任……州立大学应促进与本州发展有密切关联的知识迅速发展，并把知识普及全州人民。”直至1912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麦卡锡在《威斯康星思想》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威斯康星思想”，标志着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最终确立。正是因为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本是流淌着美国实用主义文化血脉的“亲生子”，因此自其出生那天起，就赢得了全美国的掌声。
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学开始服务于战争需要，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进行提高国家战斗力的科学研究。二战结束后，华盛顿进一步采取行动，鼓励大学满足国家的重大需要。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联邦政府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与加利福尼亚等重点研究型大学的支持。激进主义者批评道：“大学的表现就像‘枪手’，愿意按吩咐办事，去帮助任何拥有足够权力和金钱的群体实现其抱负或野心。”直至1963年，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的提出，将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与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实则仍是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代言人，只是进一步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第三职能巧妙地理论化了。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反思、批判与变革”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调，但这场风暴并没有削减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权威，这一时期创办起来的“相互作用大学”、“合作大学”与“都市大学”等新型大学就是最好的例证。21世纪初，美国颁发的《美国教育2002—2007年战略规划》，特别强调了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全球性经济、政治及军事竞争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愈发重视大学智库建设，鼓励大学聚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顶级专家，组建能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强大智囊。可以说，社会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引领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引领了美国社会的发展。难能可贵的是，它没有因此而否定人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与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事实证明，美国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斐然成绩与其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摘自《中国大学教学》2016年第5期文章：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嬗变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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