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事件想到的，阶层的分裂：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的趋势
明龙按语：
孙杨事件引发了爱国论者和自由论者之间的巨大争论，张亮的这篇文章恰到好处的分析了近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颇值得一读。感谢张亮授权中国好青年转发此文。大家一定要加张亮的微信号，二维码在文章最后面。
作者：张亮，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李泽厚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就是讲爱国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在今天的语境下有些贬义，其实放到民国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只要指责你卖国，你立刻完蛋。袁世凯称帝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他想当皇帝，其实当时全国民众想当皇帝的大有人在，《大公报》1915年就曾经报道多起民间称帝事件，许多人民群众都把认为大清已亡，天下无主，要抓住这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机会。当然都被有关部门干掉了。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康有为、梁启超都说过，如果你袁世凯能够打败日本，对外扬威，我还是可以接受你称帝，可惜你一不能统一，二签订二十一条，所以你是卖国的皇帝，是丢掉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我们绝不答应。章太炎号称章疯子，因为民初的边疆危机他号召大家解散国会，解散政府，号召大家起来重新革命，推倒一切重来，原因就在外患的刺激，他要通过重新革命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应对列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救亡痛感确实很紧迫。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给他女儿的信里讲，共和必亡，在家信里这样讲，他不应该是在骗自己的女儿，他应该有这种紧迫。康有为、严复这些知识精英也一直在担心中国会亡的问题。
在民国初年这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大部分狂热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知识分子其实原先都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康梁、严复，严复在1916年和他的粉丝熊纯如有过许多通信，谈到他很多思想变化，其中对德国推崇备至，大家知道严复本身是留学英国的，但是在给熊纯如的信里严复慨叹国家没有一个足以掌舵的雄主，袁世凯不过督抚之才，而德国在一战中必败，所以帝制前途堪忧，为之慨叹。当时搞帝制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英国、德国都是君主立宪，尤其德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因此筹安会六君子，帝制急先锋杨度就说，强国必立宪，立宪必君主，他效仿的帝制对象就是德、日。就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当时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拉美。拉美当时有一系列国家都在搞共和试点，就像几天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子，我们通过深圳看改革行不行。后来证明深圳的改革是行的，我们再推行到全中国，所以这叫“深圳速度”。拉美的这些通过革命建立的新型共和国就是当是中国精英观察共和试点的窗口。不幸的是，这种试点被当时的中国精英认为是失败的。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追踪报道墨西哥革命和共和实验十几年，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共和必乱，墨西哥通过革命建立的却是独裁政府，导致天下大乱，甚至出现“五总统争立”的局面，这点被反帝制的人广泛认为是筹安会最大的论据。康有为、杨度确实也反复言说，而舆论之所以被其煽动，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人们救亡心态在先，害怕一旦共和失败，真出现墨西哥这样的混乱局面。
其实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精英阶层的两面性，在面对国家力量时标榜自由主义，试图获取更多权力，这在清末新政地方自治与民初联省自治中表现的很明确。而在面对敌国外患时，纷纷都要标榜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是当时时代的政治正确，如果一触碰就彻底完蛋，比如汪精卫。但这里面还是有区别。社会精英阶层其实有意识的跟中下阶层划清界限。比如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一方舆论，认为人民程度低下，所以要适用跟中国传统和国情更适合的君主立宪。章士钊为了证明这不妨碍共和政治，专门写过文章，说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是少数当权者的国家，假如国家亡了，但民族没有亡，还是可以重新来过。他还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国家和政府不是一个概念。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谁是国家主权者的问题。章士钊认为国家主权者既非袁世凯代表的官僚集团也非下层民众，他引用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治的主导者，尤其是现在立宪政治的主导者，应该是中坚力量。什么是中坚力量，章士钊解释这就是原来的士农工商中的士大夫阶层。那么当时科举已经废除，所谓的中坚力量其实就是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用当时的话讲叫“上流社会”。这个阶层掌握着国家各个领域的命脉。尤其是话语权。袁世凯称帝，支持他的《亚细亚》报社被国民党派人火烧，而在上海的报纸对袁的攻击不遗余力，甚至近在咫尺的天津《大公报》也一直对袁世凯称帝冷嘲热讽，完全不顾终身大总统的威严。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官员公开制造舆论，甚至集体“求去”，袁世凯没有办法，不但不敢追问，而且对部分同志加官进爵，安抚人心。
可见这个上流社会当时对舆论的掌控能力，对统治者的反抗力有多强，强到最后直接推翻了袁世凯帝制。但是这个智识阶层是有两面性的，他面对皇上的时候说自己是为民请命，但在面对“民”的时候，其实不把自己当做民。梁启超就明确讲，一般民众政治上很幼稚，是“稚童”，稚童是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的，只有我们中坚阶层代他们说话，他们自己是没有也不需要发言权的。这跟章士钊的观点一拍即合。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定层面上不仅仅是反对旧王朝，而且还是反对这些以精英自命的标榜自由主义的“新贵”。《新青年》在1915年就表明自己不屑于参与共和与君主的讨论。认为无论支持君主还是共和的都是上流社会，与一般民众无关，真正要造共和的基础，不应该局限于社会上层，故而要搞群众运动，唤醒国民，要国民自己说自己的话，显然，这是要否定梁启超、章士钊们的精英代民众立言的思路。
精英阶层与中下阶层的分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这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国事时候不同的命运和态度。精英阶层的爱国多是停留在口头的，比如上街强烈要求抗日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中等以上社会，不必亲自上前线，口号式的爱国背后，其实是鼓动下层民众上前线。有时精英阶层连爱国也不会提。比如鲁迅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又比如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即使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在面对外敌的时候，还是随时可以逃走的。事实上他们也有大量的人逃走了。西南联大是今天我们讴歌的典型，说是保留了士大夫的气节，但还有大量逃不走的普通民众呢，要么死掉，要么做亡国奴。抗战的内迁主要是针对重点厂矿、大学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普通民众并没有逃命的机会，他们甚至连逃命的钱都没有。这其中值得一说的是钱钟书，他在内迁的过程中很辛苦，写了一部《围城》，主要是讽刺挖苦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发泄不满，其中就提到内迁的主要痛苦是没有钱，如果连大学教授都没有逃命钱，那么普通民众可想而知。《围城》在80年代大获成功，但当时因为完全不描写抗战，被当时一批左翼爱国知识青年认为不爱国，脱离时代而批判，恐怕也与时代氛围的转变有关。
与精英阶层不同，近代以来中下层人民的一个普遍诉求是自发的爱国热情。我这里用了自发这个词。鸦片战争时候的三元里抗英，并非政府和国家的鼓动，反而是民众自发的爱国行为，他侵犯的是地方的实际利益。清末各种教案迭起，也是教民与非教民许多实际的利益冲突引起，民间的仇洋行动反而裹挟了官府的意志。为什么呢？因为精英阶层是可以和洋人和解的，甚至可以合作。比如恭亲王开始害怕洋人，在英法联军攻入后想逃走，接触以后发现可以合作，于是合作搞洋务，还利用洋枪队打太平天国。抗战时候汪精卫其实也是这个思路，曲线救国，但是他没有看清楚形势，那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完全是国家与国家的殊死搏斗了，不容许他有这个空间。
但是底层民众是没有这个空间的，日本人打过来，他首先是判断不清楚形势。南京保卫战时候蒋介石下令死守南京，唐生智立了军令状，许多底层民众是不知道形势变化，而且也没有钱去逃难的。他只有留下来等死。张爱玲的《色戒》很有名，许多有钱人在日本人打来时候都去租界，或者去香港，或者去国外，那是他们的世外桃源，可以继续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普通民众才可能跟老蒋的那句口号一样：“守土抗战”。
这种分裂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结果却不同。对南海事件、孙杨事件，我们听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声音，爱国的声浪大过了要个人自由的呼声。这与民主的大趋势直接相关，也与这个消费时代的趋势相关。精英阶层在资本时代要搅动发动大众的消费欲望，因此用资本媒体的力量把大众组织起来，比如微信，让他们发出声音，调动他们的欲求，同时却改变了梁启超、章士钊们曾经期望的格局，由精英代大众立言。这个时候，精英阶层不能再根据需要，按照自己的口径代表民意了。民众要寻求自己发声。他们要自己做主人。
在一个农民工都可以上微信发朋友圈的时代，话语权的垄断是不现实的。那么农民工跟普通民众究竟是怎么样想的呢？赵薇事件中小粉红表现极其活跃，普通网民在面对资本力量时竟然与某部走到了同一战线。南海事件、孙杨事件，民族主义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这里有一个概念辨析。即在美国的语境下，民族主义被称为爱国主义，他们宪法里明确规定国旗下的宣誓，效忠美利坚，他们的大片从德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一直杀到外星人克隆人，都是拯救地球，维护世界和平的救世主形象，事实上，从一战到反恐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跟他们直接相关，都是趁火打劫的产物。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在强大的美国面前民族主义成了爱国主义，而在弱势的中国，爱国主义成了民族主义，非理性的代表。
如前所述，这也是精英阶层对自己没有成为国家主导者的一种不满和宣泄。但普通民众却是另一翻心肠。我曾多次在春运专列上跟民工与普通大叔大妈畅谈，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爱国放在第一位。一位去埃塞俄比亚务工的四川民工说到激动处，说如果打日本自己愿意上前线。而大叔大妈们则有三个观点：一、中国是世界上贪官最多的国家。二、西方多党制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三、任何时候爱国都是第一位的。大妈的观点很自然，她认为老百姓最看重的是国家稳定，如果国家不强大，遭遇外敌入侵或者内乱，遭殃的首先是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老百姓最希望国家的强大、统一、稳定。老百姓没有直接面对国家力量，反而是直接面对精英阶层，他们所感受的大量具体痛苦来自单位领导，公司老板，国家对他们是具体而抽象的概念，也许是一个办证处的办证员，但也可能是涨工资和福利的可能，最直观的想象是国家给普通民众带来稳定的生活。他们不太关注上层世界，也没有在媒体上发言的可能，言论自由对他们不重要，他们也不像精英阶层有普遍的财务自由，甚至可以随时移民（精英阶层不太关心国家死活，与此直接相关，他们大不了移民嘛，。反而讨厌国家干涉他的小生活，剥夺他的利益，因为底层是没有多少利益可剥夺的），因此他们也不关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对北上广的二房征收重税，他们会拍手称快。他们的不满恰好是直接针对压在他们头上的精英阶层。
其实说句笑话，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几乎所有公众事件中，都会把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富足的世界头号强国作为参照系，魏则西、雷洋、孙杨事件中无不如是。伟大领袖的赶英超美思路其实在今天依旧有效，不过改变了路径。这说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成为世界第一的野望，天下无双的大国国民心态，无论精英或者平民，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第一精英是有退路的，而民众没有退路的，他只有希望中国更加强大，并获得更多利益和尊严。第二精英或者民众都想成为国家的主导者。民主是我们时代的趋势，随着表达空间的扩大，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重新成为国民表达的普遍主流是一种正在成为现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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