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的文化心态与阿拉伯事态的发展有着许多联系。当代部分阿拉伯人的某些文化心态具有一定代表性：与西方交往的惨痛经历使他们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悠久的历史遗产反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宗教的理解往往失之偏颇，未能从总体上把握伊斯兰教的精髓。但也应认识到：对阿拉伯人的认识不可一概而论，9·11事件后阿拉伯世界理性反思的呼声正日益高涨；阿拉伯人的思考探索受外界困难环境制约；阿拉伯人仍有希望摆脱痼弊、创造明天。
海湾战争前的1989年9月，著名的阿拉伯文报纸《中东报》作过一次有关未来前景的民意测验，调查对象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内的近百位阿拉伯著名知识分子。几乎同时（1988～1989年），《阿拉伯思想论坛》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年的类似调查，对象是1500位最有名望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两次调查结果表明：阿拉伯知识界的精英们对阿拉伯世界未来存有某些担心。一种共同的担心是：“阿拉伯人与当代世界的先进部分步调不一致”，许多调查对象把这一点归因于阿拉伯文化更多地“向过去倾斜”，有些人进一步怪罪于阿拉伯传统的某些成分被“神圣化”，并认为这是一个限制了创造性和革新的事实。还有人担心：原教旨主义者“悄悄地试图使阿拉伯精神化为乌有”。而几乎所有人都担忧：“独立于更强大的世界性集团的阿拉伯经济和政治日趋衰落”。关于对未来的期望，只有三分之一受调查者表示“信心十足”，而大多数人则缺乏信心。[1]
两次调查至今的十多年中，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包括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阿拉伯世界的格局与处境也在其间产生重大变化。事态的发展表明，阿拉伯知识界当初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他们担心的那些现象，或多或少反映了阿拉伯人的一些文化心态，这与阿拉伯事态的发展无疑有着许多联系。更全面地了解这种文化心态，能为我们认识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与未来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为此，本文尝试从分析当代阿拉伯人对西方、对历史、对宗教的态度入手，对他们表现出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心态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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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西方的态度
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既有冲突的历史（如中世纪阿拉伯军队在西欧的征战，基督教“十字军”的8次东征，等等），也有相互交流、学习的历史。历史上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对话。第一次对话发生在阿拔斯王朝前期，当时的阿拉伯人怀着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创造了历时数百年的繁荣时期，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承前启后，又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充当媒介。另一次对话始于1798年拿破仑军队远征埃及，在土耳其统治下沉睡了四百年的阿拉伯社会从此惊醒，如同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曾照亮黑暗时期的欧洲一样，近代西方文明也照亮了阿拉伯通往复兴的道路。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双方既有对话，也有冲突。具有世俗主义色彩的各式民族主义，曾是影响二十世纪中东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始于十九世纪初学习西方的思潮，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依旧盛行。法拉赫·安东、萨拉迈·穆萨、塔哈·侯赛因等具有重要影响的阿拉伯思想家，甚至提出过全面西化的社会变革主张。即使因饱受殖民主义之苦而反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也一直对美国怀有好感。然而，这一切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人民现代苦难的历史从此开始，这一事件被阿拉伯人称为 “Nakbeh”（灾难），对中东历史进程产生了长久影响。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惨败，这一被阿拉伯人称为“Nakseh”(挫败)的悲剧，更让阿拉伯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和挫折。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又给予阿拉伯人一次沉重打击，并引起阿拉伯阵营的严重分裂。2001年初以色列沙龙内阁上台后采取黩武政策，将巴勒斯坦人民逼到绝望的境地。9·11事件使中东地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此后一年多来，美国依然一意孤行，在地区实行霸权；近来又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对伊拉克动武。这一连串不幸事态的发展，破灭了五十年代纳赛尔主义带给人们的憧憬，终结了七十年代十月战争胜利和石油经济繁荣带来的欢欣，也抵消了八十年代部分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带来的果实。而这些事态背后都有这样的事实：欧洲殖民主义在中东不光彩的历史，美国霸权主义对以色列明目张胆的偏袒及在地区政治中实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最终牺牲了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即便亲西方的阿拉伯观察家也在抱怨：“普通的阿拉伯人正在发现，超级大国的卷入往往妨碍冲突的解决并使之复杂化，而不是减少冲突并使之容易解决。对他们来说，证据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地区的重大冲突在爆发了许多年后还都没有得到解决。到头来，他们不得不寻求别的解决办法，或者绝望或听天由命地生活在无休止的冲突中。”[2]
现当代阿拉伯与西方交往的惨痛经历，造成许多阿拉伯民众对西方、特别对美国怀有愈来愈深的不满与怨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的民意调查表明：“对美国的憎恨，以及认为布什政府牺牲巴勒斯坦的利益而无保留支持以色列的想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达到空前的程度。而且与地区以往的反美浪潮不同，目前的憎恨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受教育阶层。”[3]遗憾的是，这种憎恨还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冷静、理性地看待西方：为数不少的民众不但厌恶西方的政治与外交，而且对源自西方的思想及价值观表示怀疑乃至拒斥，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支持阿拉伯的敌人以色列。以色列似乎成了一个符咒，左右了许多阿拉伯人对西方的理解。他们看到的西方，是糜烂腐朽而行将崩溃的，是同性恋、堕胎、毒品泛滥、家庭破裂、享乐至上、物欲横流的代名词。而东方，尤其是伊斯兰，代表与之相对的另一维度，高尚而纯洁，是精神与道德的化身。于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及管理经验等等，都从他们的视野里退隐。将伊斯兰和阿拉伯当今的困境，都诿过于暗中作祟的以色列或美国，这是最能保全自尊的思维方式；而与西方有关的一切，都可能受到质疑。由于这种心态作祟，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阿拉伯世界很多倡导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的有识之士，都曾遭受过来自多方的诽谤与干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亦不例外，他的获奖被人说成是由犹太复国主义促成，以此奖励他支持《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马哈福兹对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作过尖锐的讽刺：“……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作为阿拉伯知识分子，把它夸大得实在过分，仿佛它是无所不能的神灵，是它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创造了历史、现在和未来。”[4]出于同样心态，有关9·11事件的一些说法虽然听来匪夷所思，却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是以色列或美国政府自己策划了对美国的袭击，目的在于破坏阿拉伯人的名声，转移世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更有人认为本·拉登是以色列的特工。同样，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异常强烈的抵触，全球化被视为“美国化”的代名词，被看作发达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借口。部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民族“身份”或“特性”，将现代化也视为对民族“身份”的威胁，因而有意无意地排斥现代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去年底访华的埃及《金字塔报》总编伊卜拉辛·纳菲阿先生就曾感慨：他所接触的所有中国人，几乎都不怀疑本·拉登或基地组织策划了9·11事件，而且普遍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参与竞争，这与埃及的情况大相径庭。[5]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主要阿拉伯国家近年来弥漫着借反以色列之名排斥异己、打击他人的风气，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动辄被扣上“宣扬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背叛国家民族”的罪名。这些罪名，连同宗教保守势力惯用的“叛教”、“渎神”的指控，制造了大量禁锢思想的悲剧，知识分子受到围攻、拘禁、放逐、被勒令离婚乃至遭到谋杀的案例，在很多国家频频发生，文化思想界呈现出人人自危的僵滞局面。
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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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历史的态度
无疑，在阿拉伯的土地上，曾经产生过许多辉煌一时的文明：法老文明、腓尼基文明、迦太基文明、苏美尔文明……等等；由古代阿拉伯人创造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也曾经历过国力昌盛、版图辽阔、智力超群、思想活跃的时期，对人类文明演进有过重大贡献。当今阿拉伯人确有理由为悠久灿烂的历史感到自豪。近现代许多致力于阿拉伯复兴的政治家、思想家、宗教改革家，都曾大力宣扬古代文明的伟大，这对于重振一个衰微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大有裨益。然而，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一样，阿拉伯民族的境遇又一次提供了这样的教训：灿烂的历史（或曰传统、过去），既可能成为后代取之不尽的财富，也可能成为他们实现现代复兴的包袱。
现当代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意识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显的“尊古”特征。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受过去的影响，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在阿拉伯世界，过去的权威不仅表现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准则，而且还以尚方宝剑的形式粗暴地强加于人……人们膜拜过去，把过去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6]还有人指出：“传统被罩上神秘的光环，具有凌驾于当代价值之上的显著的吸引力和权威。思想冒险就是出格。因此，前人对后人构成思想压力，后人只能无数次围绕着前人的言论转圈。”[7]另有人以康德的名言“死人在坟墓里控制活人”，形容现代阿拉伯思想界状况，指出：“在伊斯兰阿拉伯思想领域，因袭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维，仿效依然阻碍着创新，古旧依然在同现代搏斗。”[8]总之，阿拉伯文化中存在着某些“颂扬过去，鄙视现在，畏惧将来”[9]的因素。
如果说，在阿拉伯各国独立前后，有着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等世俗思想的知识分子，还经常对历史有所批判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六七年战败以后，恋古及复古的保守思想在民众及知识界逐渐占据上风。各种主义、思想实践的失败使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于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出路。他们尤其怀念自伊斯兰教创立到迅速向外扩张的短短几十年历史，认为只有那段历史体现了最纯洁的道德和最崇高的理念；而以开放和包容为主要特征的阿拔斯王朝前期鼎盛时期，却受到有意的冷落，因为这段历史虽然辉煌，但不能为他们保守、封闭的政治社会主张服务。他们不仅对历史遗产任取所需，而且还有意美化历史，正如利比亚前总理巴库什先生撰文所讥：“我们沉湎于古代，热衷于从中筛选出伟绩，而忽略其中的过失。我们成功地把过去描绘成一系列的勋业与胜绩，并赋予古代阿拉伯穆斯林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在我们眼中天才横溢，正义侠勇，无往不胜，以致成了卡通式的杰出人物，被我们加上《古兰经》中真主眼里理想穆斯林的种种美称。”[10]其实，就以崇古者最为推崇的伊斯兰初期历史而言，其间也并未脱尽阿拉伯半岛蒙昧时期的陋习，四大哈里发中有三人遇刺身亡（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后两人还死于穆斯林之手这一史实，就是暴力文化在伊斯兰初期仍未绝迹的佐证。而纵观伊斯兰历史，统治者继任问题从未得到合理解决，“伊斯兰教中从没有比哈里发问题更引起流血的问题了。”[11]然而，这样的历史教训却是拜倒在传统面前的人们不愿正视的。
悠久的历史遗产能给人们带来自豪，冲淡现代落后引起的焦灼与痛苦，但也能消蚀他们改变现状、创造未来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过分“向过去倾斜”的民族，往往缺乏革新与创造的原动力。而赋予历史虚幻的光环，则无法客观地认识历史，以史为鉴，获取有裨于现实的经验与教训。有感于伊斯兰世界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已故巴基斯坦著名思想家伊格巴勒·艾哈迈德曾作过极为精辟而发人深省的评论：
“回顾历史，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着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关系：那些崇尚过去、试图再塑过去的人们，几乎必定要失败；而那些以全面、审视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们，却能持久地从中获取教益。对未来怀有信心的人们，看待过去的态度是严肃的，既尊敬之又能批评之。他们研究过去，试图全面了解那些或造就了伟大的早期文明、或导致其衰落的价值、审美观及方式……相反，对未来抱有不确定感的人们或政府，总是扭曲自己和过去的关系。他们回避活生生的历史，无视历史的教训，不愿以批评的目光探究过去，而是忽略其遗产。而与此同时，他们发明了一个想象中的辉煌灿烂的过去，并在其中掺入了当今的偏见与仇恨。”[12]
智慧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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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宗教的态度
如果说，对于其他许多民族而言，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虔诚的穆斯林而言，生活却只是宗教的一部分。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穆斯林的宗教观是其价值观念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前文所述对待西方和历史的态度。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论调，在阿拉伯世界也有众多鼓吹者和追随者，而这种“文明冲突”的本质，则被理解为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犹太教的冲突。《古兰经》中的部分章节，经常被狂热分子用作宣扬激进思想乃至恐怖主义的依据。本·拉登就曾引用以下两句经文煽动穆斯林仇视西方[13]：“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教。”（2：120）“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盟友。”（5：51）
然而，思想开明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主张宽容的宗教，并不敌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本·拉登用以煽动仇恨的上述两句经文，著名伊斯兰教学者优素福·盖达维这样解读：“……绝不喜欢你”并不等于“仇恨你”，穆斯林只求真主喜欢，而无意取悦他人。同样，“不要以……为盟友”，也不等于“以之为敌”。盖达维还认为，《古兰经》中有两句经文，可视为指导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关系的准则：其一，“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14]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60:8）其二，“他只禁止你们结交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曾协助别人驱逐你们的人。谁与他们结交，谁是不义者。”（60：9）所以，穆斯林理应善待他人，只要他不受别人的侵犯。[15]
由此看来，有着不同宗旨与价值观的人们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往往迥异。就如何全面正确理解《古兰经》的含义，埃及文化学者艾哈迈德·爱敏曾经指出：“《古兰经》的敕降，是适合于当时社会的状况和需要的。”[16]“不懂得《古兰经》下降时的社会背景，往往是误解经义的。”[17]因此，同理解任何一种伟大的宗教或学说一样，从整体上把握伊斯兰教的精髓极为必要。作为一种世界性的伟大宗教，伊斯兰教倡导仁慈、宽容、和平、平等、正义等崇高价值，鼓励求知，注重道德，追求“两世吉庆”。著名学者优素福·盖达维对伊斯兰教的精髓作了很好的概括：“我们信奉并倡导的宗教，在发扬理性与继承遗产之间调和；它从过去获得启示，而又正视现在，瞻望未来；它兼顾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今生与来世、理想与现实、权利与义务；它号召人们之间以兄弟相待，主张与他人对话，以宽容对待异己；它视协商与公正为决断的基础，主张全社会和睦相处、人人平等。”[18]无疑，正因为伊斯兰教具有这些精髓，它才能激励人们创造出历史上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更为古往今来无数信徒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心灵寄托，启示他们追求理想与真理。换言之，这些精髓，恰是伊斯兰教具有恒久性魅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认，伊斯兰教在现当代阿拉伯社会的实践面临诸多问题。不少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伊斯兰教的精髓，他们忽视《古兰经》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对其理解颇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他们还往往唯我独尊，对其他文化缺乏客观认识，并片面夸大宗教的功能，信奉虚幻的精神万能。对伊斯兰教的种种曲解，在阿拉伯社会当今宗教生活中有多种表现，9·11事件后，不少阿拉伯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其中的弊端。有人注意到：“我们男女老少都经常受那种有缺陷的、容易敌视他者的宗教文化影响……这种文化起码会让人头脑混乱、不愿与他人交往，或许还能造成人格分裂，导致个人无法在所受的宗教教育及训导与城市社会、现代文明之间找到平衡。”[19]有人回顾：“我们自上学读书开始，头脑里就被灌输了这种思想：穆斯林是一切的一切，永远真理在手，无往不胜，即使他手持木板对抗坦克也能获胜，因为他代表真理，而对方代表谬误；崇高的价值和理想只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人……那些未曾在学校接受这种灌输的人们，还会在清真寺里、或通过媒体接受。”[20]还有人指出阿拉伯国家每周五的聚礼讲道中存在危机，因为这种讲道的主题不外乎以下几类：1、为执政者歌功颂德；2、散布激进好斗的极端思想；3、重复中世纪延续的陈旧话题与神话迷信。[21]……
披着宗教外衣的这种“愚氓文化”，为本·拉登等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思想温床。这些人以真主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热衷于约束行为，禁锢思想；他们拒斥现代文明的价值，以中世纪式的仇恨眼光看待“异教徒”或“渎神者”，不惜以极端的暴力方式表达对社会与世界的不满。当今恐怖主义从中东向世界蔓延，固然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而极端分子扭曲的宗教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此类人——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描述的那样——“真切地认为：为了根除邪恶应该毁灭世界，因为世界末日已经临近，他们可因此首先进入来世：那是一个未经污染的纯净世界，是惟一值得生活的永世。而眼前的尘世无非过眼烟云，一文不值。他们蔑视人的生命，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杀数以千计的平民，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异教徒，被绝对的、神圣的、高高在上的真理排斥在外，是魔鬼创造的污秽之流。”[22]
同样的文化氛围不仅造就了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也妨碍了广大阿拉伯穆斯林民众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宗教及现实世界。在保守、僵化气氛盛行的社会中，“人的意志、理性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消失了，人成为被动、消极的个体，无法决定自身命运，人的存在只是对真主意志和自然规律的绝对屈从……在这样的社会中，独立、自由的个体是罕见的另类现象，这样的个体如果存在，并通过有个性的批评表明其独立性，也会遭到遗弃，被视为叛教与渎神者，应该打入地狱。”[23]所以，普通民众往往通过宗教缅想消解现实生活的苦难，在思想上、行动上养成墨守陈规的惰性。他们或听天由命，以宿命的观点看待现实，或以精神胜利法自慰，以信仰与道德的高贵傲视外人，并藉以淡忘物质的困窘。“让神话支配现实，让迷信决定命运，这是无力应对挑战的人们在崩溃与屈从之前的最终求助方式，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24]因此，在现世的奋斗与超验的希冀之间，人们失去平衡，较少致力于改变现实的处境，而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乃至期盼传说中的救世主“马赫迪”（Mahdi）降临人世，救助他们脱离困境。
扎耶德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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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分析当代阿拉伯人文化心态的时候，还必须充分考虑到：
１.意识到阿拉伯世界的多样性对于全面、客观了解阿拉伯的事务十分必要。当代阿拉伯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分歧，分歧既表现在知识精英与下层百姓之间，执政者与民众之间，也存在于知识阶层内部，在不同阿拉伯国家也有很大差别。本文分析的文化心态，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绝非当代所有阿拉伯人的写照，对阿拉伯人的认识切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近代以降，阿拉伯思想界一直不乏严肃批判民族劣根性的有识之士。9·11事件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更是疾呼：观念与心态的落伍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现在该是深刻反思、革故鼎新的时候了，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在已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上，建设合理、健康、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他们的呼吁虽远未形成全民共识，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２.当代阿拉伯人的文化心态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又深受他们所处环境的制约。就后者而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对地区事务粗暴、自私而不公正的干涉及其造成的恶果，经济全球化进程对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忽视，不但影响了阿拉伯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客观上为他们冷静、清醒地探索复兴之路设置了巨大障碍。西方对伊斯兰、阿拉伯的描述曾充满东方主义式的误解与偏见，因而受到来自东方、乃至西方世界内部的广泛质疑。我们中国人更应警惕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在实事求是考察阿拉伯人文化心态的同时，应对他们思考探索的艰难语境持足够的理解与同情。
３. 当今阿拉伯世界固然存在种种流弊，不过，就此断定这一切均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缺陷造成，认定这一文明前景黯淡，则不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也无法提供历史的佐证及令人信服的理据。毕竟，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阿拉伯人的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已故叙利亚作家萨阿德拉·沃努斯道出了这个苦难而不屈的民族之心声：“我们注定要怀有希望，今天的一切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25]
（本文原载于《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2期）
注释：
[1]参阅欧文·拉兹格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其中“阿拉伯文化”撰写者为萨阿德丁·易卜拉辛博士。
[2]萨阿德丁·易卜拉辛：前引文，第85页。
[3]Jane Perlez, “Anger at US Said to Be at New High”, in New York Times, Sep.11,2002
[4] 马哈福兹：《与拉贾·尼高什的谈话》，见《自传的回声》（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5] 参见伊卜拉辛·纳菲阿：《在中国的采访与对话》，载《金字塔报》2002年1月25日。
[6] 阿卜杜拉·阿卜杜·戴伊姆：转引自《当代阿拉伯思想观照下的阿拉伯思维》，载科威特《阐明》（Albayan）杂志，2002年9月刊，第18页。
[7] 穆斯塔法·萨福旺：前引文，第21页。
[8] 阿费夫·艾赫达尔：《夸大对身份的威胁有碍实现政治现代化》，载《生活报》2000年5月4日。
[9] 依兹丁·迪亚卜：同注释６，第22页。
[10] 阿卜杜勒·哈米德·巴库什：《要知道，人们在注视我们》，载《生活报》2002年9月11日。
[11] 希提：《阿拉伯通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3页。
[12] Eqbal Ahmad, “The Root of Violence”, in Akhbar, 1999, No.5.
[13] 见半岛电视台2001年9月21日专题：《本·拉登自述》。
[14] 此处阿拉伯文所用动词音译为“Barr”，有“孝顺、善待”之意，马坚先生译为“怜悯”，但译作“善待”似更为确切。
[15] 优素福·盖达维：半岛电视台《教法与生活》2001年12月7日专题：《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
[16]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0页。
[17] 艾哈迈德·爱敏：前引文，第213页。
[18] 优素福·盖达维：半岛电视台《教法与生活》2002年1月20日专题：《伊斯兰与现代及后现代》。
[19] 哈米德·哈穆德：《为了我们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美国》，载《生活报》2002年9月29日。
[20] 西菏尔·哈提姆：《我们的愚氓文化造就了本·拉登之流》，载《中东报》2001年12月22日。
[21] 参见哈里斯·杰莱比：《周五讲道的危机》，载《中东报》2002年6月26日。
[22] 布吕诺·艾提安（Bruno Etienne）：《世界末日的笃信者——9·11事件解读》，转引自2002年9月15日《中东报》。
[23] 阿里·艾斯阿德·瓦特发：《当代阿拉伯思想观照下的阿拉伯思维》，科威特《阐明》（Albayan）杂志2002年9月刊，第20页。
[24] 穆斯塔法·希贾齐：《社会落后：被压迫者的心理》，贝鲁特阿拉伯发展研究所，1989年版，第77页。
[25] 萨阿德拉·沃努斯：《作品全集》第一卷，大马士革艾哈里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