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辞话】包伟民：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

编者按

编者按：2017年3月16日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创建人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系主任邓广铭先生110周年冥诞日，我们特转发包伟民教授这篇文章，聊表中心后辈思慕之情。

邓广铭（1907-1998）先生

自我国近代史学创建以来，邓广铭(恭三，1907～1998)先生是对于宋代历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他提出了关于宋代历史的一系列核心议题，对其中许多专题展开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至今仍难被超越。他的研究更旁及辽、金历史，并提出了构建“大宋史”学术体系的主张。他的这些学术贡献推动着这一研究领域学科体系的建立。邓广铭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作为组织者与推动者的历史地位，无人能及。

 自邓广铭先生仙逝以来，回忆、讨论他的学术贡献的文章已有不少。其中尤以刘浦江教授《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一文最为全面(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23页)。本文不欲重复师友们已经讨论指出的那些事实，试图仅就当年亲聆师训的体会，对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特立独行，志在高远

 恭三先生曾不止一次表示，他这一生幸运之处，在于一生处于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重要的人文学科中心。1932年暑假，先生考取北大，进入史学系，当时的北大文学院，大师云集，令人有“天下之学术聚乎北大”之感，先生恰逢其盛(邓广铭：《自述》，《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从此，除去短暂几年离开，先生一生工作、生活于北大，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与此同时，他得到了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学术大师在“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直接的言传身教。这三位中间，他认为自己受傅斯年的影响最大。正是傅斯年，一直促使他“攻治宋史，为中国史学界填补一个空白点”(邓广铭：《自述》，《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410页)。先生评价傅斯年具有作为一个“伟大学人恢宏的风度、弘通的见地、敏锐的思想、笃实的践履，无一不是足以为人师表”(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见《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326页)。所以，其影响是全面而且深刻的。这些，无疑都是先生学术生平中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它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其学术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支撑。不过，具有决定意义的，还在于先生异于常人的天资秉赋与精神意志。

先生在他的《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中，曾引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之语：“由汉代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他归纳说，依据章氏之论，每一个从事撰述的人，“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所以，“独到的见解”，或曰“独断之学”，可以说是先生一生的终极追求。

胡适对邓广铭本科毕业论文《陈亮传》的批语

尽管如此，立意高远者众矣，行之有恒而又卓有成效者则寡。禀赋之外，精神意志实系最为难得的力量。先生一生特立独行，从他少年求学之时就有所表现，后来矢志进北大攻读文史，一次不成，再接再厉。直至晚年，其对于自己学术观点之坚持，对人云亦云现象之鄙夷，都体现了他对于“奄然媚世为乡愿”作风的深恶痛绝。他回忆恩师傅斯年，记述自己进北大后第一次听傅斯年的课，却直言：“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先生(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见《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301页)。所以他特别钟情于曾自称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邓广铭校勘：《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七《又甲辰书》，见《邓广铭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本领的南宋思想家陈亮，称赞他“堪称特立独行”。自从在胡适的指导下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以后，直至晚年，先生一直都关注研究陈亮。他大概觉得这个历史人物与自己“性情相投”吧。

 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学术，还造就了他的论战风格。在学术问题上力求明辨是非，绝不含糊。所以陈智超先生说他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陈智超：《崇高的责任感》，见《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

二、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说到治史的思想方法，先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治史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对这一理论工具的理解水平，可以说是相当自信的。记得有一次我陪着他从北大朗润园十公寓走到二院历史系办公室去，一路上他给我解释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例如关于官田与国有土地的概念差异等等。他告诉我，不能只读后人所写的史学理论的书，应该更多地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当时我就想，那些在1958年双反运动中批判先生的人，说他提出来的治史“四把钥匙”唯独不提马克思主义，所以是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云云，真是胡闹。

先生之所以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有着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大环境对他们那一辈学人多方面影响的因素在，可以理解。但绝不止于此。他评价傅斯年先生的讲课，说是“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开辞了这些方面的新世界”(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见《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311页)。我想，这其实也反映了先生自己治学的旨趣。那就是：举凡有助于治史的所有现代学问，都在其关心之列。有一次在先生家里，他向我介绍现代社会学有关某一问题研究的发展史，娓娓道来，简要清晰，当时我惊叹极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

1938年，邓广铭致傅斯年先生的信函手迹

关于治学的路子，先生一向强调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当然体现了胡适对他的影响。先生一生治史，就是遵循这样的路径。他在晚年对于未能写出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曾多次表示遗憾(《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实际上由他执笔撰写的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辽宋金部分，就已经相当“详赡丰实”。此外，他的那些专题性论著，例如人物传记，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南宋的岳飞，虽说只是围绕一个人物来落笔撰述，其所关心的却是那个人物所生活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以点带面，以一部人物传记来描写一个时代，这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治学方法的经典例子。

先生授徒，当然也传授这样的治学路径。

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正式开课，我主要是通过定期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与他讨论，来得到他的指导。从大处着眼，在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正是我从先生那儿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记得有一次我到他那儿汇报读书心得，那几天我正在读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先生问我有哪些发现，我提到了对书中所记关于南宋某一地方官设置问题的一个归纳性看法。不料先生说：这不过是一个支节而已，读书应该关心大问题，从大处着眼，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今天我自己教书时，总是把先生的这一番话，作为读书的一大诀窍，告诉学生。细想起来，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所强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无不是从大处着眼而提出来的。具体落实到整个宋史研究领域，先生一再强调不应该孤立地研究赵宋王朝，而应该对当时中国地域所存在的辽宋金夏几个政权同时展开研究，要研究“大宋史”，不应该局限于“小宋史”，就是一个例证。

三、考索之功，基础至上

 在“独断之学”之外，实际的研究方法，就是“考索之功”了。在这一方面，先生尤其强调辨析历史资料功夫的重要性。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深受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之说的影响，晚年时他曾回忆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 (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第21页)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有四把钥匙的说法，其要点，就是强调职官、地理、目录、年代这四个方面的知识，是深入分析与解读存世历史资料的钥匙。

所以他认为：“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致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第8页。)

邓广铭《王安石》各版次书影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像”，以极大的努力来从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工作，可谓贯穿着先生整个学术生涯。当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初期，在关于辛弃疾以及他的稼轩词研究之外，奠定了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地位的，就是他所做的关于《宋史》的整理研究工作了。如刘浦江教授所已经指出的，“从他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18～119页)。先生在给傅斯年信中这么说：“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转摘自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当时，这个计划的主要成果，就是从1940年底至1942年春，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完成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见《邓广铭全集》第十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正是这篇《宋史职官志考证》，赢得了陈寅恪先生“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样的高度评价(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除了这几篇后来发表的考订《宋史》的论文外，实际上先生还对《食货志》《河渠志》与《兵志》开始了考订工作，可惜后来因种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完成。不过他对整理历史文献工作的关注，直至晚年，从未放松。

更重要的是，综观而言，可以发现，从考订《宋史》开始，先生一生所关注整理的，都是宋代一些核心的历史文献。这一方面反映着先生对宋代历史文献的总体认识，另一方面，当然更体现了先生治学之统揽全局、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这大概也是他所强调的从大处着眼的另一个体现吧。《宋史》之外，先生数十年一直关注、整理的另一部史书，就是可谓关乎两宋之际史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即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此书最后由刘浦江教授协助先生完成整理工作。此外，20世纪80年代，先生还与张希清教授合作整理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并推动对南宋赵汝愚所编《国朝诸臣奏议》的整理工作。这两部书都是关于北宋政治史的核心文献。记得当年先生为了训练研究生们的基本功，特别指示按《国朝诸臣奏议》的行款印刷一批稿纸，命研究生每人负责点校两卷，必须先在稿纸之上录文，初校，审验合格后，再过录到正文上去。后来，先生又开始关注南宋后期的史籍问题，认为应该整理《宋季三朝政要》与《宋史全文》这两部于南宋后期史事最重要的编年史书，但可惜都来不及去做了。

四、解析史料，重在批判

说实话，在我当学生的那些年，重视历史资料考辨的老一辈学者不在少数。那么，先生的“考索之功”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他指导我从事关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研究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

我在硕士生时期，就一直关注宋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先生在我入学后，与我谈论当时宋史研究概况，经常提到有关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在宋代的存世文献中，记载有不少农民以钱币交纳地租现象，因此有一些学者有专文讨论，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意义重大。但是，先生却认为那些记载所反映的并非货币地租。起初我并未在意，后来慢慢领悟到这是先生在向我布置任务，才专心钻研起来。后来我从其他师兄弟处了解到，他们每人都有过这样的被“命题作文”的经历，才体会到这实际上是先生培养学生的一个办法：通过命题作文，一步步地将学生引入史学之门，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做具体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同时，先生也有意通过论文写作，看看新入门的弟子到底是否可堪造就。先生看重的是学生的实际研究能力，而不是他们考试的成绩。

1936年邓广铭毕业成绩审查表

说到那次关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研究过程，起初差不多可以说近乎“痛苦”。因为，在宋代的文献中，关于农民拿钱币交纳地租现象的记载还是不少的。钱不就是“货币”吗?可是老师为什么明确说这种现象不是“货币地租”呢?严师面前我不敢质疑，只能自己痛苦地思索。记得一天有个师兄问我：你那货币地租写得怎样了?我答道：“书上读到的例子越来越多，正头大着呢。”后来没办法，只能一条一条资料细细琢磨。读得细了以后，慢慢地就看出一些门道来了。虽然那些文献表面上都记载了宋代的农民拿着钱去交租，但每则记载所反映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农民如何以及因何以钱交租，是需要分析一番的。就拿文献中记载最多的关于当时承佃官田的农民以钱交租现象来说，基本上都并不是因为农民的生产经营已经商品化了，在收获后将农产品出售，所以自然地拿钱交租，而是出于官府的条文规定，被动地售谷交钱租的。换句话讲，宋代承佃官田农民的以钱交地租，主要原因出于政府财政调拨的需要，并不是农民的生产已经商品化了。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这两种现象存在着相当大的性质差异。其他零星的一些关于民田地租交纳钱币的记载，其背后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原因。所以文字记载表面看似相同的现象，必须经过一番“考索”，才能发现隐藏其背后的不同历史真相。

经过“考索”文献记载所得出的这一认识，再结合先生关于经典作家一些论述对我的指点，就为我解决“货币地租”这一难题打开了一扇门。因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概念界定，货币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和“解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99页。马克思关于地租形态的阐述，参见《资本论》第47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1～917页)。在马克思看来，当农民经常性地以货币的形式交纳地租时，说明他们生产经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已经从原先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的自给自足形态，转向了主要以出售自己的产品以换取货币、并从市场购买其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商品生产形态。可以讲，由货币地租所反映的农民的生产经营，已经接近于资本主义农业形态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地租”，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理论预设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在中文词汇中，“货币地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理论概念，并非凡是拿钱交租，就可以被称之“货币地租”的。事实上，当时几篇讨论宋代“货币地租”的专文，也正是试图依据经典作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论预设，来表达自己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形式”的判断。

于是，经过对相关文献记载的这一番“考索”，厘清宋代那些农民的实际生产形态基本上仍属自给自足，所以他们以钱币交纳地租，当然也就不能被视作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和“解体形式”，不应称之为“货币地租”了。我依据宋人的习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将它们称为“钱租”与“折钱租”。论文经过一番修改，最后成稿，得到了先生的赞许。

这个例子所反映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先生一直强调的，对于经典作家提出来的理论方法，应该力求掌握其精髓，杜绝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先生称自己的论著“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那篇曾经引起史学界一场讨论的论文《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就是一个典范。

若仅就“考索之功”这方面来阐发，可见先生眼中的“解析史料”，则是基于文本批判的精神，力图透过文字的表象，以探求隐藏其背后的真相。正如先生研究岳飞，分析、考辨相关的历史文献，指出其中不少记载出自岳珂的虚构：“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当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几近六十年。不论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全不会犹有存者，调查访问自无可能。特别是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更莫可踪迹。然而岳珂竟充分驰骋其孝子慈孙的用心，全凭想象而把这一大段空白进行了详细的填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第9～10页)这种从文本的形成过程、从作者的心理与立场出发，来从根本上解构文本的方法，不能不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乾嘉考据学派基本局限于文本比勘的格局。所以，先生才会批评一些未能分辨考析、对可疑历史文献失于轻信的研究者，说他们是“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受到科学洗礼所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第11页)可见先生虽然并未使用一些时髦的词汇——实际上他十分反对那种没有真才实学、只靠卖弄一些舶来品混日子的风气，他的“考索之功”却无疑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

1948年6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堂前留影。右六胡适，三排左五为邓广铭。

前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似乎多少只关乎治史的“技术操作”层面。如果更宏观一点来讲，受业于恭三先生，总体上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感受呢?记得就我与他的接触而言，未曾见他用过什么资料卡片，但向他讨教问题，他总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记载在哪本书里。当年我曾十分惊叹先生的饱学与异于常人的记忆力。现在想来，我这样的理解多少还是有点囿于“技术”的。相比于资料的出处、文献的比勘，或者某些具体史事的梳理，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全局的掌握，在于他视野的宽度与高度。唯其如此，才可能在众多史籍与复杂史事中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关键。

五、文史交融，研叙并举

 周一良先生曾这样评价恭三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周一良：《纪念邓先生》，《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第37页。)这主要指的是先生的史笔，既能从事重在深入分析的专题研究，也擅长于通过讨论一些特定的专题与历史人物，来叙述与之相关的那一段人类历史活动的全貎。其中的代表作，当然就是先生一生中最主要作品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

我国的学术传统，自乾嘉以来，注重文献考辨，学者沉迷于寻章摘句，多成鱼虫记问之学，与司马氏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抱负，成“无韵之离骚”鸿篇的境界，早已南辕北辙。近代史学形成以来，又深受社会科学式研究方法的影响，强调将人类的历史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侧面分解开来，从事专题讨论。关于这些专题的历史解释虽然得以深入，由这些解释构建起来的历史场景却变得支离破碎，全成了一些技术性词汇的堆砌，历史的美感尽失，人类历史活动绚丽多彩的全景难得一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学研究虽然不断深入，由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读物却味同嚼蜡，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局面。所以现在已有学者开始呼吁史学应该回归其叙事的功能。

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在其同辈学人中间，先生的学术风格显示出了独特之处，“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据先生自述，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第20页)。后来他就读北京大学史学系，在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后，完成毕业论文《陈龙川传》，胡适评价“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269页)，即点出了先生的文笔具有“文史融合在一起”的特点。从此之后，先生走上了谱记史学的道路，一发不可收拾，其丰硕成果就是四传二谱。尤其是《稼轩词编年笺注》与岳飞、王安石两部传记，成就了先生在中国史坛的崇高地位。这几部著作不仅充分表现了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非同常人的见解，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成为史学著作中的畅销书，拥有众多读者。也因此，先生在指导学生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也就可以理解了。用先生的话来讲，是不求辞藻华丽，但至少做到语句简洁通顺，辞能达意。

“文史融合在一起”，不仅道出了先生撰述的特点，也体现着他授课的风采。1943年7月，先生被聘为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无疑是与他的授课风格既具有专题研究式的深邃精到，又能文史交融地展现人类历史活动的丰富精彩有关。因此，两年后他就很快晋升为教授。余生也晚，未能亲身聆听先生的授课，但从几次在学术会议中听他精彩的报告，以及无数次在先生家的客厅里享受他神采奕奕的高谈阔论，可以想见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的风采。

20世纪20年代末，邓广铭与窦珍茹结婚照

异于常人的学识与视野，并不是仅靠基于书本的“饱学”所能获得的。现在人们看历史学家，无非视为书生而已。对于常人之材来说，或者不误，若关乎高明之士，则实为大谬。史学研究与某些社会科学分支不一样，它不是将人类社会结构分解开来，仅仅讨论它的一个侧面，往往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是相反，试图将它综合起来作全面观察，以探寻关于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更何况，史学家还必须面对存世的历史资料残缺不齐的现实，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信息，细心体会，冷静观察，洞明世事，客观通达。这时候，气度与眼界就远比学识为重要了。视古犹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往往也是当代社会高明的批判者的原因。这种气度与眼界，虽说不是全凭禀赋，却也不见得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有相应历练机遇的。现在北大的师友们谈起恭三先生，对于他当年创办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时所表现的眼光、气度与干练，无不叹服。我常想，这大概与先生长期在傅斯年、胡适、陈寅恪那几位大师身边的耳濡目染，以及一生所经过的难得的世事历练分不开的吧。邓小南教授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曾这样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大概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使得先生站到了常人所不及的高度。后生小子，忝立门庭，天资虽有不足，努力则未尝一日懈怠，唯求无辱于师门而已。

文章转载于《南开学报》2015年第5期

责任编辑/雷雨生

审核/祁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