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院的先生们】赵文润：谈谈我的学习、科研与教学

赵文润教授简介：1936年生，辽宁大连市人，满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1972年4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曾任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中国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史学会理事、《乾陵文化研究》顾问等职。主要研究汉唐历史文化和武则天、唐高宗。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代表作有《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唐高宗“昏懦”说质疑》、《论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论武则天的功过》等。并著有各类史书20余本（含个人著作、2人合著、主编），其中主编的《两唐书辞典》335万7千字，费时14年。

赵文润教授曾在2012级本科生赴乾陵考察前，为同学们做过精彩的报告。由于早已退休，一直很少拜见赵老师，更不甚了解赵老师的学术成就。本学期经王双怀教授推荐，《唐潮》编辑部一行人才有幸登门拜访赵文润老师，并得以深入了解赵老师的求学历程，现录文以分享给同学：
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镇人，出生1936年正月初一生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那时候正是日本统治东北的时期，我是满族正黄旗人，当时做主的还是日本天皇，我小学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小学上学，学了两年日语，有一个老师是日本人，说的都是日语，每天早上都要敬礼，向谁敬礼呢？向日本天皇， 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做奴隶的感觉，好在只有两年时间，两年以后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就垮台了。垮台之后东北大乱，我就回了老家。火车也不通了，汽车也不通了，什么也没有了，店铺也都关门了，苏联只是红军去，没有文职人员去整理社会秩序，所以我就跟从我的父亲和姐姐（我一个哥哥三个姐姐）走回去。我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这苦难的历史。我三姐16岁，我当时10岁。一路上四天四夜不松手，我现在都很感动。
我的求学经历在大连过了两年，人家不重视中国历史，回到家里，我家里只有两亩山坡地，中间还有祖坟，也种不成庄稼。当时没有房子住，但我们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同宗同族的，我是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九世孙（觉罗是满语姓氏的意思），我们家谱再往上没有，三部家谱一直在续写，政府都派专家考证过，是真的。康熙皇帝时我的始祖伊尔根觉罗·达力布就是御前侍卫，保镖头啊！做了一段时间后年纪大了不适合做侍卫了，就到河北保定做地方官，又过了几年回老家了，就是现在我的老家，辽宁省复州城，他就在复州城做了个小官，后来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城南，现在还叫复州城，但是“文革”后没有城了，我的初中就是在复州中学上的，挺漂亮的那城。每到星期天我都在城上跑一圈锻炼身体。前几年我带几个研究生回去一看，片瓦皆无，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破坏了。那是女真族修的。我家里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给人家放羊，陕西师大教授是放羊娃出身的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第二个了，土改的时候定为贫农，土改以前家里没有房子住，还好有个好老太太，是我们同族的。有一天我玩的时候找到我说：“小小子，你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不要在别人家借住了，我这里有三间空房子，你们收拾一下，够你们四个人住了。”当时不知道这个奶奶姓什么，就应该是我们老赵家的人，他的儿子孙子都姓赵，就这样我们才有房子住，一直到土改前我们都住的是别人的房子。当时学校都停办了，东北一片混乱，当时我也没上学，就给别人放羊。不像教材上写的地主欺负贫农的孩子，没有。对我还蛮好，因为我们是一个祖宗么。他们兄弟俩家里买了60多头羊，他们家小孩比我还小，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没有主人和放羊娃的感觉。放羊放累了我还下河游泳，我喜欢游泳，7岁学会游泳，一直游到77岁，那两个养羊的主人对我还挺好的，有次还叫我去他家吃饺子，你看，哪本书上说过地主和放羊娃一起吃饭的，一点感觉没有。我当时在放羊的时候就接触了历史，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古代史，放羊的时候我们一个小伙伴给了我一本宝贝书，什么书？《三国演义》小人书！我说这挺有意思，一本小人书引起了我对中国古代史的爱好。
当了一年多放羊娃，土改之前我们家只有一亩二分地，中间还有祖坟，根本不够吃，中间有时候都快去要饭了，全亏我这一个宗族的照顾。有次过年都是靠别人接济才过下去的，想到这里我现在都想流泪。
后来就土改，土改我们家分了12亩土地，4间瓦房。过了四年，东北（主要是东北南部）才恢复了教育体系，我们村当时没有小学，必须要到邻村（桂林村）去上学。上那个学校必须要会水，不然过不去。又过了两年，才开学，这就中断了四五年，有个条件，学的好的可以跳级，当时因为我学的好，上半年我学的是三年级，下半年就上四年级，又隔了一年，上学期上五年级，下半学期就上六年级。当时只有一个复州城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考也很难，我考上了。我当时的历史老师也是喜欢中国古代史，对我影响很大，叫丁力人，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小赵，你学习很棒，我看你各科都很好，你对历史有兴趣么？”我一听，正中我下怀，我说：“我就是喜欢历史，我小的时候看过《三国演义》，我就爱上了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他说：“那好，我就是专门教中国古代史的，我来指导你。”他当时才三十多岁，讲课讲得很好，使我更加热爱中国古代史，他找我谈话：“你学习很好，也会写文章，但你不能偏科，整个复县只有一所高中，瓦房店完全中学，收不到200学生，所以我建议你，其他课程也都要好。另外我听说你想当作家，但你记忆力很强，想象力较差。”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当作家的梦想。我当时学习很刻苦，暑假基本不回家，就在城里学习，当时上学没有钱交粮食也行，所以食堂管饭。我成绩很优秀，后来很顺利的考上了高中。我们初中200多人，考上高中的不到20。

到了高中之后，我又碰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历史，等到高三毕业那年，我放假就在学校学习。第一志愿我报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打听一下上北大还要交很多钱。我父母虽然支持我上北大，但是我们家没有钱啊，我父亲甚至准备到外面去打工来挣钱供我上北大，我想想还是放弃了。1956年2月下旬，校长突然来高三年级，宣布说今年3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设置20多个点单独招生，如果考上了，4年一分钱不要，还给零花钱。当时人大的校长吴玉章级别也最高，他主管这件事。这刚好就是个机遇，当时3月份就要考试，时间很短，那是我这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时间，当时是去大连考试，我家到大连有200多华里，当时家里掏了几块钱给我做车费。我二姐家当时在大连沙河区。我就提前去了。那段路我基本上是走去的，为了省点钱。回来之后我就改了志愿了，我要考北大肯定能考上，但是家里没钱。瓦房店高中去了173个人，录了4个，包括我。当然我很高兴啊，就很顺利的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在上大学期间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没有经济负担了，在人大四年，学校很好，比我们高中好多了。58年以后我转到海淀区新校区，我们历史系系主任是何干之，讲课讲得最好的是戴逸，他教中国近代史，当时流行“厚今薄古“，中国古代史不受重视，但是我还是喜欢古代史，我最喜欢的是沙知老师，80年唐史学会成立他是常务理事。老师都很好，我们学生开批判会老师一次都没有去过。我上了四年被批斗了三年。1957年，当时开批斗会批斗三个“右派”，我认为他们不是“右派”，我一言不发。我多次想站起来为“右派”辩护，但是我没敢，这是个遗憾。当时他们还想批判我，还说我三天不发言，丧失立场，说我做了反右斗争的逃兵。1958年，有一次我看《资治通鉴》被团支部书记抓到要批斗我，我们很多老师为我鸣不平，还鼓励我，建议我一定要读完。《资治通鉴》我可以说烂熟于心啊！后来我看刘晓庆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武则天让御医沈南璆号脉，沈南璆说告辞，武则天说：“天色已晚，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走了！”沈南璆吓得跪在地上不敢，武则天回答说：“怎么的，你嫌朕年老了不成！”我当时就记起来《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条记载。有人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基本靠谱，但有想象成分。”系里老师都很欣赏我。最后我大学毕业去了西北政法学院。我们年级同学何铭三来了陕西师大，我很后悔没有早来。

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还是1972年4月来到陕西师大以后，当时政教系与历史系合并叫政史大队。第一个见面的是牛致功老师，当时他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老师，因为当时老教授所剩无几，我刚来就马上投入了教学科研工作。我四个月写了十四篇文章，都在《陕西师大学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上发表了，因为当时我年轻，精力旺盛，现在肯定不行了，我跨进了师大大门之后是我提高学术水平的一个时期。从1972年8月开始为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连续五届，接着从77年末全国正式招生。我花苦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史，我当时从原始社会教起，讲到西周末年；接着又两学期讲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贾二强、侯甬坚他们那届就是我带的，然后四十多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内不断努力。

研究中国古代史，真正开始学习是在高中时期，我先读了《史记》，之后又读了《资治通鉴》，很遗憾，我没有把《二十四史》读完，宋史没有人讲就是我讲得，贾老师他们那届的宋史就是我讲。我讲课讲得还算比较好，比较受同学们欢迎。85年我开始与牛致功老师合招合带研究生，这样通史课讲得就少了，在这个阶段那我就开始侧重于研究工作，有一点要说：要讲课讲得好必须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大学，而且考证功底要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把武则天的“宸妃”封号就没有考证出来，我把这一点考证出来了，所以武则天在当皇后之前大约当了一个月的宸妃，《全唐文》误载为昭仪，其实是错误的。《力子都考辨》，是我自认为写的较好的文章，斯维至教授就很赞赏我这篇文章。我在陕西师大写的文章最多，出版的书一共二十多本，大小文章算到一起二百多篇。这都是科研的成果，科研主要是勤奋，肯下苦功夫，学我们这一行不需要很聪明，但是一定要勤奋，这样才能出成果。

现在的很多文章不要过于吹捧，里面的东西不要都信以为真，包括史学大师陈寅恪，误读的很多啊！在80年代我写了一篇文章《唐高宗昏懦说质疑》，好多人都赞成了我的看法，我之后又花了几年时间写了《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隋唐文化究竟主要来自哪个方向，我认为是西魏北周，而陈寅恪认为是东魏北齐，我就反驳了他的观点。只有科研有成就了才能讲好课。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大师也是会出错误的，千万不能迷信权威。

教学要好首先要熟悉讲课内容，只看教材还不够，教科书之外的史书也要熟读。不仅要看，还要熟练，而且一些有争议之处还要提前做好功课，口才也需要好，不能有口头禅，教师不应该有口头禅，我当时在政法讲课就不断的在锻炼我的口才，我把庄稼地当成学生，给它们讲课，以前我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后来当教师时间长了爱说话了。

总之，学习要努力读书，认真听讲；科研要勤奋钻研，辨别真伪；教学要突出重点，引人入胜。这样，经过多年奋斗，才能为祖国的教育和史学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

文章来源：《唐潮》编辑部

编辑：何生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