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阎学通：中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宜超越实力
今年2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美国《世界邮报》网站和《华盛顿邮报》刊发的文章中写道，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为争夺全球领导权所展开的竞争不同，如今中美两国都在尽量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由于中美两国都不愿承担全球领导权，20世纪美苏之间爆发的那种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冷战就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照此看法，另一些问题也接踵而至：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维护世界体系稳定的领导国不愿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力量，全球体系陷入衰退乃至爆发世界大战）会否成真？当下的中美关系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平衡责任、担当和自身能力？带着这些问题，参考消息记者日前专访了阎学通院长。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参考消息》：您曾说“即便特朗普想对中国发动一场冷战，他也已经失去了这样做的能力”，所以您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整体上是比较乐观的吗？
阎学通：我认为冷战发生的可能性小并不意味着我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乐观。比较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崛起速度和中国在冷战后的崛起速度，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当时的崛起速度比中国快，也就是说冷战并不必然不利于中国崛起，没有冷战也不必然有利于中国崛起。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环境。
目前的两极化趋势对于中国崛起是有利的，但这仅指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对中国有利。若单看中美关系，难说向有利于中国崛起方向变化。美国近来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将中国定为竞争对手，特朗普还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案”，变相恢复了“美台”官方关系。美欧矛盾和欧盟内部矛盾的上升对中国崛起有利，但美欧对中国政治影响力上升的反感和警惕也在上升，这恐怕也不是有利因素。简言之，我认为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对中国有利，但中美关系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则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美国时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路透社）
《参考消息》：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还是在拼命维护自己的势力。比如美日印澳想以基建合作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您在2月底也曾对此发微博提问：这与美苏军事竞争的战略影响有何不同？那么您的答案是什么？
阎学通：美日印澳的基建合作目前的意图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争夺国际经济合作的市场，这是经济领域之争，还上升不到战略竞争的层面。这个经济竞争与美苏当年的战略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区别。
一是美苏两极化使中小国家在两极之间进行全面选边，而中美两极化使中小国家作问题性选边。冷战时期，与美苏结盟的国家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与盟主全面合作的战略，而如今中小国家则根据自己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决定与中国还是美国合作。典型代表是一些东南亚国家采取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战略。澳大利亚也是这种战略。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的东欧国家似乎有采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北约的政策可能性。我以为，随着两极化的不断发展，中小国家将会普遍采取问题性选边的战略。
二是中美战略竞争引发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小于美苏战略竞争。冷战时美苏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竞争以代理人战争为主要手段。现在中美战略竞争倾向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制裁手段而非代理人战争手段。
此外，美日印澳强调基建合作而非军事合作，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条件下想成功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遏制需要将对象国隔离于外部世界，而中国多领域参与全球化，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着广泛联系，将中国隔离于外部世界是做不到的，因此遏制战略也无从谈起。
▲资料图片：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交谈。（印度报业托拉斯）
《参考消息》：您提到中国目前应采取的战略是与美国展开和平竞争。那么“和平竞争”与美苏当年的“和平竞赛”有怎样的区别？
阎学通：国际媒体将我说成是“鹰派”，其实我不过是建议中美之间进行“和平竞争”。赫鲁晓夫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和平竞赛”的对美外交原则，但是苏联没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于是苏联自己也没执行。“和平竞争”与“和平竞赛”是有区别的。我虽预测中国在2023年成为超级大国，但我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与美国竞赛的实力，因此我提出“和平竞争”。竞争战略可以扩大我国的利益，但不必然是我们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更不保证我们必然赢美国必然输。
如果中国采取与美国“和平竞争”的战略，中美关系将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双方没有直接战争和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双方可放心进行竞争；二是战略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世俗的客观物质利益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三是中美战略竞争给中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它们可利用中美竞争发展自己。两极格局比一极格局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战略机遇，这是规律。
《参考消息》：我们最近观察到美国提高关税引发了连锁反应，比如加拿大指责中国廉价的钢材大量涌入全球市场；泰国也在考虑上调关税。您如何看待这种“跟风”现象？
阎学通：为什么大国要有战略诚信？大国有战略诚信、讲信誉，是要在国际社会培养一个讲信誉的国际环境。因为大国往往是海外投资最多、海外项目最多、在海外基地最多、在国际项目中利益最大的国家。如果大国缺乏信誉，带来的是全世界的效仿，即都不讲信誉，都不履约。现在大国不讲信誉，大国开始违约，典型的例子是以高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在决策上出现的问题，会导致国际秩序向相互不信任的方向发展。
现在对中国来讲，我们如果没有能力塑造一个讲诚信、讲战略信誉的国际社会，那我们自己就必须考虑怎么应对一个国际战略信誉日益下降的国际秩序。
《参考消息》：您最近在采访中说，中美两国都不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因为两国都担心，如果背负沉重的责任，将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那么您怎么看“金德尔伯格陷阱”？
阎学通：“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犯有同样的学术错误，即将“不存在”说成是“陷阱”。陷阱是指人有目的地修建并伪装起来的坑。国际体系缺少领导者和发生战争这两种现象，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有人故意用伪装起来的方法引诱发生的事务。因此，这两个概念的第一错误是煞有介事地无中生有。第二是没有明确的定义。例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究竟是指没有国际领导而发生的大国间的战争，还是大国与中小国家间的战争，抑或是中小国家间的战争，还是非战争的中小国家军事冲突。由于没有定义，无法知道当中美都提供不了世界领导时，发生什么算落入了陷阱。
国际局势在两极格局下稳定还是在一极格局下稳定，这主要取决于领导国的性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安全是否得到较好维护，主要取决于大国的类型及其战略偏好。从目前看，中美两国政府的战略偏好都比这两国政府在冷战时期的要温和，战争偏好相对较弱。因此在两国政府不变更的条件下，除中东地区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基本可以保持当前的态势。
《参考消息》：那么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在责任、担当和自身能力方面如何平衡？
阎学通：中国应明确定位为世界第二大国，从综合国力角度讲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从军事实力角度讲，差距则更大。我认为，十年之内中国难以具备超越美国的综合国力。这个实力地位决定中国应侧重为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如果美国目前的实力提供不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我们更不具备这种能力。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需要保持实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即我们承担与第二大国实力一致的国际责任，超过这个责任则可能引来冒进的反弹。例如，绝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是采取以我国贷款为主要投资的方法进行。我国贷款为这些项目所在国提供了公共产品，但如果这些国家今后长期无力偿还贷款，这些贷款就不是公共产品，而成了我们的包袱。为了防止发生冒进，对于“一带一路”的项目需做好事先的可行性研究，对于项目的回报需要做实地考查。每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有特殊性，项目回报的评估超越了经济学家和政治研究人员的知识范围，得靠企业家们来做。
▲资料图片：2月9日，由中国优惠贷款援助、上海建工集团承建的斯登特朗-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正式开工，柬埔寨首相洪森（前右）出席开工仪式。（毛鹏飞 摄）
《参考消息》：很多西方国家在谈及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时，还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是“中国渗透”。您对此怎么看？中国应该怎么做？
阎学通：应将禁止对外推行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战略原则。对外推行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霸权主义的政策。冷战时美苏两国都是这样，冷战后美国加大推行其价值观的政策力度。现代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共性之一就是对外推行本国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就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不追求霸权。要实践这一承诺就不能对外推行我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以前我国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实力不强，因此没有向外推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条件。如今，我国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果，综合国力已经世界第二，如何约束自己不对外推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防止我国变成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大问题。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与自己不同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有改变别人思想认识的强烈动机。意识形态之争和教派之争导致战争的事例也数不尽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倡导国际领导国不对外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容忍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因为这有利于避免军事冲突和维护国际秩序。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需要坚持“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中华文化传统，即中国模式是否被其他国家学习，这是别国的事，我们不必上心。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我们比别人发展得更成功，自然会有国家愿意模仿中国模式。
《参考消息》：通过您上述讲到的这些方式，中国可以突破“崛起困境”吗？
阎学通：“崛起困境”是清华的孙学峰教授提出来的。他所说的“崛起困境”是指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越小，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我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使全世界承认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从那时起我国外部国际压力不断增大证明崛起困境的理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崛起困境”作为一种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克服不断增长的压力实现崛起是可能的。我以为应对目前国际压力上升趋势的策略应将周边作为外交重中之重。我国综合国力已是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比较大。从地域角度讲，这意味我国现有实力塑造周边环境成功的可能性大于塑造全球环境。如果我们将我国的外交资源集中于塑造周边国际环境，这可减缓我周边的直接国际压力。
从实力构成要素讲，我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贸易实力，是全球性的，但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还是地区性的，因此经济和贸易上应积极介入全球性事务，而在军事和政治上则不宜介入周边地区之外的事务。
从价值观角度讲，由于内政和外交已经合为一体，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提倡的行为原则应一致。如果能做到这些，对于突破“崛起困境”会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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