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迈入2019，世界处于选择关口
历史翻过2018年这一页。这一年见证了世界的很多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12月我在欧洲访问，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有点儿“乱”。德国进入政治转换的阶段、法国的改革举措与公众情绪的碰撞导致社会动荡、英国深陷脱欧困境，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一位英国学者说，西方的制度失去效能，将有一段较长的调整期。
欧洲的现象正是2018年全球激荡与分化的一个表现。一方面，冷战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开始动摇，令人担心是否会由此而退潮，甚至逆转。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矛盾再度成为世界主要议题，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分歧变得尖锐，国际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下降。全球化和大国关系何去何从，牵动世界的视线。
这不禁令人想起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尼克拉斯·鲍伊从欧洲的角度总结出的一个规律性历史现象，在过去的500年每个世纪的独特风格都是由第二个10年发生的事件决定的，例如欧洲的30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鲍伊在2011年就提到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以及世界权力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冲击，认为可能会构成21世纪的主要风险。现在时间来到2018年末，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鲍伊近乎宿命的预言是否将再次应验？
如果用一个词描绘即将到来的2019年，“选择”可能比较合适。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在经历了充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乃至世界各国的选择无疑会影响未来的历史轨迹，也会对21世纪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全球化面临重要选择：是坚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抛弃全球化，退回各自为政的隔绝状态？
不可否认，全球化成绩斐然，但并不完美。例如，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带来生产规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和更加广泛的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从贫富差距拉大，到金融监管缺失、治理改革滞后。一些不发达国家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一些发达国家内部也严重分配不均，中产和中产以下阶层的人抱怨没能从财富的增长中获益。对全球化的质疑既来自精英阶层，也来自普通民众。
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全球化设计是一种综合性进程，还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用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一统世界，不惜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强行介入、改造他国制度，这样的做法不仅效果不彰，还带来大量后遗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其新著《论大战略》中谈到，战略应是目标与能力的协调，不能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美国以推广政治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对外扩张甚至战争，持续消耗其财富，透支了国家的能力和声望。
安全挑战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由于世界缺乏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和手段，无论是对传统安全风险的防范，还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都显得捉襟见肘。
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抛弃全球化，但有什么替代方案吗？全球化的对面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碎片化，是更多的无序和混乱。
中美关系同样面临困难的选择：是紧张轮番升级，相互“脱钩”，走向全面对抗，进而导致世界再度割裂？还是继续在同一经济体系内谋求共存共赢，相互调整，重归合作轨道？
中美关系将是影响全球化进退的关键之一。2018年，中美关系下滑的速度超出人们想象，紧张气氛正从贸易外溢到其他领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使然，与美国对外关系中利益失衡不无关系;同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如果用360度的圆环来描绘整个周期，从美方的观点看，前半个180度的调整已经完成。也即经过数年争论，美国对华看法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学界和朝野一致认为，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两面下注的政策难以为继，必须改变。然而，后半个180度，也即向什么方向调整，却还看不清楚。如果现在问美国人，什么是新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说法。预期新政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可能要在对各种事件和问题的处置、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
当然，这“后180度”并非空白，一些新的主张和政策倾向已露出端倪。梳理一下看，大致有三种趋向：最糟糕和阴暗的意图是将两国关系引向全面对抗，也即人们常议论的“新冷战”。这原本是极少数人的声音，但最近其影响扩展得很快。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的调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第二种是脱钩的企图，也即将中国排斥出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最近美方采取的打压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以及限制留学生的措施，就反映了这样的意图。第三种，也是摆在台面上的是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和相关要求。2018年美方两次对中国高达2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刺激中方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已给两国和世界经济秩序乃至信心造成打击。
最近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我问：“对当前中美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美交往40年关系起起伏伏，折腾之后总能回到正常轨道，如同钟摆效应，现在仍是这样。另一种认为中美关系是范式性的转变。您怎么看？”基辛格话讲得很委婉，但结论清楚：“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他讲到4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两国的交往，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美可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的交往方式。
▲基辛格
是新的方式还是范式，它们将是什么样的，又将会如何构建？现在恐怕还没有双方都认可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各个层面和各种问题上的交锋、博弈，乃至合作、交往，都会作用于这个构建过程。
中国人不应也不会选择对抗和脱钩，更不赞成世界放弃经济全球化，走向隔绝和分裂。中美应在完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解决分歧，而不是诉诸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用裂解全球化的方式蛮横处理矛盾和分歧。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美也将迎来建交40周年。两个40年的重叠不是巧合，显示了中美关系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也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相伴而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有中美合作的贡献，而美国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获益者。
争论谁吃亏谁占便宜了，可能是无休止的，关键是以什么态度面对分歧，用什么办法走出困境，最终需要做出理智和符合潮流的方向性选择。习近平主席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为此指出了路径。
习主席说，合作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协商增进两国合作，并就双方存在的问题积极探讨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
中美关系站在一个关键的当口，两国的选择不仅会展现在国际层面，也必然会体现在国内层面，不仅要对彼此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也关系到两国和世界的命运。相信其他国家也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霸权的式微是一个时代性必然，中国作为正在成长中的大国，体现出定力和智慧，避免被卷入下坠的涡流。面对美方挑起的各种对抗性利益摩擦和冲突，中方采取的是冷静分析和拆解应对的策略。在政治上，中方绝不能接受美方否定和改变中国制度的企图，对关系到国家制度、价值观的差别，双方可以坦诚交流，倾听对方，和而不同。在社会层面，中方努力提升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更多提供中国信息，让外界更好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着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挑战，这样才能避免那些对中国的不实指责继续泛滥。而美方提出的一些合理的具体要求和问题恰也是中国下决心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要解决和完善的，双方正在本着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原则谈判寻求共识。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美竞争或许不可避免，但双方应能避免最坏的全面对抗情况的发生。两国需要重新确立适应彼此实力对比的新基点，用旨在加强战略稳定、战略安全的沟通以及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展现出两国关系的时代作用。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仍有很多，比如气候变化、医疗卫生、打击跨国犯罪、防扩散、网络安全、外空利用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可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各国的聚合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维护新技术开发背后的人类道德本能，不要让新技术成为对抗的工具。
人类即将迈入2019年。今天的选择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而过去的历史也会影响到今天的选择。20世纪曾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们不希望这段历史重演，这取决于当下如何选择。今天的中国面对更严峻的考验，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既需要通过对话协调，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和竞争，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的良性互动范式。中国还需要与各国一道努力，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确保经济全球化不偏离合作、包容的轨道，现行国际体系不重返分裂、对立的局面。尽管当下的世界充满忧虑，但中国不会放弃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努力，唯此才能推动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
作者 | 傅莹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编辑 | 王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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