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她22年前的战地遗作……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正在伏案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不幸以身殉职，时年48岁。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31岁的《光明日报》记者徐杏虎，和他28岁的妻子朱颖。

在奔赴贝尔格莱德之前，邵云环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工作。噩耗传来时，全体同事悲痛难抑。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战友，新闻事业失去了一位好记者、好编辑，祖国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好女儿。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邵云环时常无暇顾及个人安危，她最牵挂的是稿件能否发出去的问题。所以22年后的今天，我们特地编发她生前给《参考消息》发回的最后一篇报道，以此表达深深怀念，并向这位优秀的记者、我们的好战友致敬！

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5月2日晚，北约用石墨炸弹袭击了塞尔维亚的高压电网，造成整个供电系统瘫痪。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突然断电。“白色的城市”（贝尔格莱德 ）自空袭以来第一次度过了没有灯光的黑夜。 

这一天正是月圆之时。站在楼顶举目望去，一轮明月正从不远处被炸成空架的商业中心后面冉冉升起。这一晚贝尔格莱德市区没有听到爆炸声。望着沐浴在淡淡月光之下的漆黑的城市轮廓，我心中不由陡增一种恐怖感：三个被俘的美国兵刚刚离境，北约就下此毒手，它给人们发出的是一种什么信号？最近以来，北约飞机空袭中的“失误”越来越多了。4月27日，四架北约飞机在只有1.3万人口的苏尔杜里察上空盘旋数分钟后投下了大约20枚炸弹，其中6枚落在了居民家。据前往采访的记者们描述，小镇里数百座民房化作了废墟，20多人死无完尸。血肉浸进泥土，情景惨不忍睹。 

5月1日中午，一颗北约导弹击中了科索沃卢扎内市一座桥梁上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汽车车体被拦腰截断，其中一半栽入河水中，造成了4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5月3日，北约飞机用集束炸弹袭击了一辆从贾科维察开往波德戈里察的公共汽车，不仅造成乘客而且造成前来救援的警察的伤亡，目前已发现了17具尸体。 

…… 

可是，北约在解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偏离了军事目标”或“不可避免的失误”。不仅如此，北约的轰炸还有了新的战术。 

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 

一般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市区，北约往往在“精确地”炸毁一个目标后，便会完成任务般打道回府了。可自4月29日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天晚上从10点多开始直至次日清晨，飞机的轰鸣声、导弹的爆炸声和防空炮火声彻夜未停。那一天北约不仅轰炸了市中心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大楼等建筑，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对这些目标进行了二次轰炸。一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就在这二次轰炸中受伤或遇难。 

可以说自空袭以来每次爆炸声响起，我的心都会被揪紧一次。塞尔维亚电视台被炸以后，十多名死去的新闻界同行陆续被从废墟中挖出，这在我的心里成了一道抹不去的沉重阴影。随着北约轰炸“失误”次数的增加，每天在布兰科大桥上以人体盾牌参加护桥的人们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 

在加紧对南联盟空袭的同时，北约还在施展一种心理战———鼓动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它们通常是一张张印刷考究的小传单。正面是几行令人心悸的黑色美术字：没有汽油，没有电，没有自由，也没有未来 ；背面则有一段问话：你还要为米洛舍维奇受苦到何时？ 

长时间生活在没有规律的惊恐和不安中，大家都感到身心极度疲惫，甚至笑自己得了“科索沃战争综合征”。然而我们毕竟是外国人。作为真正受害的当地人，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南联盟境内多瑙河和萨瓦河上的主要大桥几乎都已被北约摧毁，而贝尔格莱德的几座大桥也危在旦夕。乘出租车时，听说要从老城到新城去，我已三次被拒载，理由都是那要经过布兰科大桥；而每次经过这座大桥时，司机往往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大油门。一位出租车司机曾对我说，我们害怕过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北约说“YES”，北约已经把我们炸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退路可走吗！ 

尽管大国间不紧不慢的外交斡旋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的希望变成失望，北约在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心理战术，但仍没有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会在强大的压力下向北约投降。在经过了没有灯光的漫长黑夜后，阳光又把人们领进了正常生活中。多瑙河边风格迥异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里仍然高朋满座，散步的人们依旧缓行。（邵云环5月6日发自贝尔格莱德）

延伸阅读

生如秋叶静美 死如夏花灿烂——同事心中的邵云环

作者 | 王其冰

如果1999年5月8日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没有犯下那可耻的“错误”, 如果没有那个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传来，我相信邵云环会回来的。

两年后，她应该从贝尔格莱德回国休假。她会从经受战乱的南斯拉夫带回费尽周折搜罗到的土特产，散发到每一位同事的桌上。她会匆匆忙忙地来取走载有她的文章的报刊。

四年后，她应该结束这一段驻外记者生涯，重新坐在她熟悉的办公室里，继续编辑《参考消息》的译文稿件——这是她临走时表示的愿望；继续关注巴尔干问题，不断提出她的调研报告，她仍然是这一方面的权威观察家和研究者。她也许该关心儿子的婚事了，她的黑发里也许会掺进更多的白发。

这本是我该看到的邵云环的生命轨迹。

如果5月8日对中国不是一个血染的日子，她不会站在舞台的中心,让全世界的眼光投注在她的身上。作为一名记者，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应该是讲述与被讲述、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她不应该走到前台。她的名字仍然会出现在报纸上，留在新闻电头的小括号里，留在文章的标题下的位置，或结尾处，她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文本中——这是她不能预料的。

二

在5月8日以后的一个星期里，邵云环工作过的新华社成为新闻报道热点，与她共事过的同事也成为新闻界争相采访的对象。我总能听到记者的追问:“你认为邵云环考虑过在这个时刻去那里危险吗?你认为邵云环想到过她会为此献出生命吗?”我总是回答说:“没有。她不曾考虑过。她给我们来过电话，告诉我们完全不必为她的安全担心，而她担心的也只是稿件能不能发出去的问题。”或者“不会,因为她住在使馆,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做出这些回答是容易的,因为我不愿往更深处去想。1999年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的时候，邵云环抵达贝尔格莱德刚刚9天，她在那里见到了大学时代的同学、正带学生实习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王秀明。王秀明说:“这下好了,你们全家在这里团聚了。”邵云环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里在打仗。”由于轰炸愈演愈烈，王秀明带着学生，以及正在贝尔格莱德学习的邵云环的儿子曹磊一并准备撤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邵云环与朋友和儿子道别，她说:“等你们回来咱们包饺子庆祝。”

3月10 日邵云环即将离开北京赴任之前，我们编辑室全体同事为她饯行，席间也曾有过相似的问答。我们说:“这下你们夫妻团聚了。”她只是微微一笑。朱彤说:“那里局势混乱，你可要注意安全!"她说:“没关系，上次去那里也赶上波黑打仗。”她还说:“消息(指参考消息编辑室)可别忘了我，我回来还是要在这儿干活的!”

在临行前和重逢后，邵云环和其他亲友同事之间一定还有这样类似的场景，她一定不会以为这些生离将成为死别。

但是，作为一位多年观察国际问题的研究者，作为一位两度面临战争状态的资深记者，邵云环不会不知道战争对生命意味着什么：任何生命随时都会化作一缕轻烟，随时会在子弹和弹片的飞行中结束。

数年前，在编辑部办公室里，我们曾问她在波黑战争时的采访经历，问她战地采访的危险性，她说:“怎么会没有危险呢?当时局势那么乱，穆、克、塞三方都有武装力量，一颗子弹打过来，出了事儿该找谁都不知道!”

在1999年春天遭受北约轰炸的贝尔格莱德，邵云环一定再次感受到了生命在战火中的无常，要不她不会把儿子曹磊疏散到布加勒斯特——她是那么渴望与独生子团圆;要不她不会在玻璃窗贴上歪歪扭扭的米字;要不她不会把办公桌和电脑搬进里屋;要不她不会“硬着头皮”写稿;要不她不会睡梦中从床上惊跳下来，揪着心像等待“楼上的另一只靴子”一样等待炸弹的惊爆;要不她不会找不到肯经过布兰科大桥的出租车;要不她不会奋笔写下《北约“误炸”几时休》的短评;要不她不会站在楼顶,在月辉中任由恐怖感升上心头......

邵云环有更多的选择吗?这是在她死后，同事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她本来可以不去贝尔格莱德。1998年下半年直到1999年的农历春节，邵云环一直处于选择的两难境地:是去克罗地亚分社任首席记者，还是去贝尔格莱德作普通记者。前无疑是有诱惑力的，首席记代表的是地位和待遇，但大家都知道邵云环倾向的是贝尔格莱德。作为一位巴尔干问题的长期观察家，这一次如何甘心与机会擦肩而过?更何况那里还有丈夫和儿子呢?邵云环在等待委派通知时,心情是焦虑的。她对我们说过:“首席记者固然好,可是那里(指克)现在没有新闻，不出稿子。”

如果她选择去了克罗地亚呢?

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答案。但我相信，作为精通塞尔维亚语的记者，作为报道、研究巴尔干问题长达20多年的记者，在科索沃战事爆发的时刻，她不会置身于外的，她会在最需要的时刻，被调派到火线，那里才有她最合适的位置。这是她无可选择的选择。

三

1992年秋天,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与丈夫曹荣飞从贝尔格莱德出发，驱车游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个新生共和国，行程近2000公里，穿越了四个国家的边境线。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采访。波黑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新生国家仍不能摆脱敌对状态，塞尔维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波黑穆族人之间，兄弟阋于墙，剑拔弩张的势态远未过去。邵云环夫妇沿着联合国维和部队保护下的塞族人聚居区边缘行走，一路上看到的是“弹痕累累的建筑,堆积的沙袋巷垒，来往的军人警察，和空无一人的村庄。”

在克罗地亚，邵云环闯入了图拉尼村——克塞两族不惜流血而争夺的土地，克军、塞军分别武装踞守着前村和后村，中间是100米长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把守的隔离带。邵云环连过三关，在那里，除了军人,只有废墟,“游荡的野狗”和“不时打破死寂的枪声”。

在一次工余散步的闲谈中，她给我讲述第一次奉派驻外的经历:“......那时我已经39岁了,社里有人看到我在分社写出的稿子，为我惋惜，说我要是早一点儿外派就好了。”大多时候，邵云环是安详、文静的，甚至略显瘦弱，把这样的形象与勇闯军事隔离区的记者联系在一起，需要一些想象力。

首次作驻外记者，邵云环不仅闯入军事区，还闯入难民营采访。在货车车厢组成的临时难民营里，她看到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们，他们忧郁的神情无法从她的脑海中抹去。

从1990年一1993年，邵云环度过了最为丰富的驻外记者生涯，在这三年里，她总共写了500 余篇各类稿件和文章，如果按1000天算平均两天就写出一篇成稿,这个数字让人觉得她只是为记者这个职业而生。

从职业角度来看，我理解邵云环的执拗，理解邵云环此番为什么一再要求去贝尔格莱德。十年前,即 1989 年,科索沃矿工井下罢工引发动乱，邵云环就敏锐地看到罢工背后的政治危机和国际影响，她在给《参考消息》撰写的文章中分析了前因后果，阐明了科索沃问题的症结。此后，不论她在国外分社当记者，还是在国内总社当翻译或编辑，前南及巴尔干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未逃过她的眼睛、她的笔触。就在去年4 月，科索沃尚未成为国际冲突热点，在国内的邵云环已然嗅出了那里的危机，在一篇报告中，她再次阐明科索沃问题的症结及解决前景。

所以我相信:沿着她的职业生涯轨迹，她不可能不去贝尔格莱德，不可能在科索沃危机终于酿成国际问题时，远远地观望。

四

一位有知识的职业妇女，是很容易被称为“才女”的。尤其是她比别人认真一些，专注一些，就更容易博得这个雅号。直到读到今年三月以来她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我才认识到她的底蕴有多么深厚和含蓄，包括她的文字，包括她的性格。

邵云环的文字水平已经超越了一般新闻写作。她的报道给读者留下诗一般的意象:多瑙河畔的春天、咖啡馆、冉冉升起的月亮月辉中漆黑的城市轮廓、没有灯光的漫长黑夜.....

美好的事物与不和平的世界，这是邵云环两度赴南斯拉夫的痛彻感悟。在她那敏锐捕捉新闻的职业目光的背后，是对人类不幸的悲悯情怀，它源于人类博大的母性。她注视着、祈求着。她在文中写道:“假如毁掉的只是建筑和设施，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建设要是人被炸死了呢?”她还写道:“一位母亲忍受不了这种长时间的紧张和惊恐而精神崩溃，她杀死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后自杀。这则新闻让我想起一位哲人的话:如果有比死更难做的事，我宁愿选择死!”在巴尔干的春光中，邵云环一定不止一次发出相同的感叹:“多么美丽的国家，偏要打仗，多可惜!”我相信,这时的邵云环全然从记者的角色中退出，回到她最本真的角色——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个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生命。这一位真正深刻而清醒的人道主义者最终惨死于“挽救人道主义灾难”的野蛮轰炸中，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中巨大的悲哀与讽刺。

五

当人们意识到肉体永远消失的时候，会希望影像能够帮助把握一些真实。邵云环的去世，使人们忽然觉得多么需要她的照片，多么需要了解关于她的一切细节。可惜这一愿望是多么难以满足。

在我们尽力想收集一些与她有关的照片或物品时，发现留下来的是那么少。3月10日，编辑室的全体同事为她送行，竟然没有人想到带个相机留影;共事三年中，能找到的邵云环的照片是一张四五十人的合影——还是为纪念《参考消息》创办70周年出版纪念册所摄，邵云环站在最靠边的位置，一如她通常在这种场合的风格——低调、退缩。

十个同事的眼里,似乎有十个风格迥异的邵云环。在数十篇回忆文章里，有人说她沉静、温柔、有人说她利落、执拗，有人说她寡言，有人说她善谈，有人说她含蓄，有人说她透明。我相信每个人都说出了各自的真实感受，这些都是一个普通人会得到的普通的评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多面性,邵云环自不能例外。

邵云环的妹妹邵云清和弟弟邵炳辉在离开北京之前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与姐姐最后告别时，我与他们同车而行。听他们讲叙与姐姐共处的时光，我初次了解邵云环最初的成长轨迹。邵云环在她最初的成长环境中就是一位佼佼者。她在小学乃至中学都是学校的骄傲。她的弟弟妹妹在校园里出现时，会有人指点说:瞧，他们就是邵云环的弟弟和妹妹。在邵云环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多年后，教过她的老师还会热切地提起她的名字，向路遇的学生打听她的近况。邵云环无疑是那个环境那批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像很多人一样，她把过去的荣耀封存在记忆的最底层，为的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做一个平凡的人。我相信新华社的事业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让自己的优秀消失在群体中,铸成了整个群体的优秀，铸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在邵云环的私人相册里，有两张这样的照片:一张摄于1996年元旦的亚运村鸽子广场，邵云环与儿子曹磊手捧和平鸽喂食;另一张画面是她坐在原来参考消息报社办公桌的电脑前。5月10日那天我们准备在《参考消息》三版重登邵云环的两篇遗作《在血与火中的所见所闻》和《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我想把两张照片插配在文中。我在鸽子的照片下写道:“生命在战火中无情消失，和平与微笑永远凝固。”在另一张照片下写的是:“宁静而含笑的邵云环永远沉睡在漫漫黑夜中, 再也不能回到她的办公桌前。”这是我至今写得最艰难、最痛的两行字。死亡不仅吞噬了肉体,更吞噬了一切美好的希望。

在北京五月一个明媚的早晨，邵云环在贝尔格莱德暗夜里耀眼的白光中，沉入永久的黑暗。她让我想起很早以前读到的诗句:生如夏花灿烂，死如秋叶静美。邵云环的一生逆转了诗人的愿望——生如秋叶静美，死如夏花灿烂。（此文原载《中国记者》1999年第6期，原题为《生如秋叶静美 死如夏花灿烂——我心中的邵云环》，有删节）

微信编辑 | 田欣

微信审核 | 丁扬

本期推送还有↓↓↓

退市——

一起苗苗苗？？？印度人：“苗”不可及……

越来越离谱

关于对华关系，新西兰外长最新表态

国内一地发现复阳人员→

今年沙尘为啥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