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如何成为“反华急先锋”？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5月17日发表文章，题为《澳大利亚在对华问题上是如何冲到前面的》，作者为马克斯·苏伊希。文章回顾了澳大利亚逐渐充当“反华急先锋”的过程，并提到这一过程是受到（澳）安全政策屈从国内政治，不再深思熟虑，主要受国内情报机构影响的结果。全文摘编如下：

尽管有历史教训，但澳大利亚还是再次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将口号置于考虑周全、灵活应变的决策之上的方式。自2016年底以来，先是在幕后，而后从2017年开始，在安全和情报机构负责人具有决定作用的敦促下，澳大利亚公开选择了一条行动路线——“反击”中国、“大声抗议”中国，然后在2017年和2018年，我们站到了盟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刺激中国，对抗中国。

安全政策屈从国内政治

2018年8月，斯科特·莫里森接任后，这种政策变得更加明显。三周前，莫里森政府通过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和内政部高级官员迈克·佩祖洛的讲话提出所谓“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高级部长和高级官员层面讨论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这让我们走到了拜登政府的前面。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员措辞谨慎，协调各部门的表述，并让其盟友加入到向中国施压的行列。当然，我们也远远走在了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前面。

一位非常了解国防政策制定的前高级官员说：“如果莫里森政府在谈到与中国的战争时是认真的，那么如果不把5%-6%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就是一种应当受到责备的疏忽。这是让国家安全政策屈从于国内政治。”

近几个月来，我一直试图弄清楚澳大利亚为什么、怎么如此突然地在对华政策上出现180度大转弯，它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以如此笨拙、代价高昂而且如今又以非常好战的方式维持了它。

决策已经不再深思熟虑

结论是，虽然我们大大改变了我们的应对方式，但我们没有为与中国的新关系确定政策目标，没有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战略。我们也没有彻底评估各种备选方案。部长级别的官员对中国的潜在敌意加深，并将陈旧的口号变成了政策。在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传统上分寸得当、深思熟虑的决策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新方式是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桌旁的部长和顾问们讨论形成的。但同样重要的是，部长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后座议员中的鹰派人物以及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关键人物进行的非正式讨论，目的是为各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意见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环境。因此，在他们的提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就预先得到了议会后座议员中安全问题上的鹰派以及总理身边、外交和国防等关键部门的部长级顾问的支持。

（澳）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情报界“令人恐慌”的警告。

背离历届政府传统策略

大多数（澳）部长迅速相信，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反感是有道理的，他们愿意接受咄咄逼人的应对方式。

特恩布尔和莫里森政府从未向澳大利亚公众充分解释我们完全背离霍华德时代和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原因，以及其中的真正风险。

（澳）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最后一项有关对华关系的传统、详细和有记录的战略是在2013年陆克文的最后一任政府中，其中确认了“(与中国)进行接触”以及规避“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主要的政策目标是维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安全条约》的联盟和我们与中国庞大的贸易，并鼓励中国支持国际合作和现有的国际机构。

约翰·霍华德2016年2月宣称：“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这是荒谬的。”当年晚些时候，政府决定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从2017年初开始，部长们开始公开指责中国。一名内部人士证实，情报机构是这一变化的有力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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