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 （上）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与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国际局势下，世界互联网展现出复杂的发展状态。作为国际互联网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因深度介入历时近四十年、至今未已的中国改革进程，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持续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在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的功能与形态。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按照年代分步勾勒1980年代以来中国互联网的起源与历史演变，剖析其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的沿革变化，以及背后的因果机制，以期重新理解当下的中国互联网。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科技发明能像互联网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广的范围内影响人类社会的演化形态。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截至千禧年前夕，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人文、社科学者，甚至是小说家和专栏作家，都对互联网发展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人类有惊无险地将媒体大肆渲染的“千年虫”踩在脚下，成功地跨过千禧年的门槛，引发乐观情绪的膨胀。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大洋国”，还是“美丽新世界”，都难以用来描述互联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在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公民行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推动着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更多地与“监控”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成为全球性威胁的今天，主权国家与互联网商业巨头共同掌握公民数据、窥视公民隐私的权力。
对于中国而言，互联网以独特的方式介入中共主导的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改革催生了中国互联网的起源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影响了改革的既定议程，并成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在严格地履行其支持、引导与管理互联网的职权，但互联网形态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任何敢于尝试与试验的举动都应该给予理解，也应该有充分的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勾勒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互联网的起源与历史演变过程，剖析其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的沿革变化，以及背后的因果机制，以期重新理解当下中国的互联网形态。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最初态度既是开放的，又是保守的：“开放”指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合作方面并没有实行过多的管制，大体上抱有积极支持的态度；“保守”指其对互联网发展前景的认识局限于经济发展这一实用层面。
国际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如TCP/IP）形成于二战期间，在互联网的起源地美国，虽然政府（主要是军方）在研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互联网的普及还是依赖于私人企业。由于早期互联网仍停留在“概念”阶段，且一项最为关键的基础技术ARPANET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发展成熟，到198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Lawrence Landweber教授的努力下，互联网技术才由军用转为民用，供全美所有计算机研究者付费使用。此后十年间，互联网连接在诸多高校之间建立起来。
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中国科研机构（包括北大、清华等高校与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部门）的成员将互联网作为国外前沿技术引进中国。1987年，中国学术网络（China Academic Network）在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建立起连接；1994年，得益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争取，以及中美科技合作联盟（Sino-US Joint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的认可，中国互联网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当时的互联网仅用于科研与教学，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研究人员，主要应用是电子邮件。
早在1989年，中国政府便开始支持境内互联网的发展。1989年10月，“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项目（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在中关村正式启动，被命名为“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由世界银行立项，并由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教委配套投资和支持。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后，互联网发展被提高到了国家决策层面，1995年，中国电信开始筹建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 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开始突破政府管理与科研教学的使用范围，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扩展。
中国政府在支持互联网发展之初，就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互联网是一项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引进、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来发展国民经济，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发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当时任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科教项目，都会得到中共和政府的大力支持。1993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会议，提出和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简称“金桥工程”）；同年8月，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使用300万美元的总理预备费来支持金桥工程的前期建设。1996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在第四次会议上批准的“二〇一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中提出：
“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应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取得很大进展，计算机应用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初步建立以宽带综合业务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1960-70年代“知识经济”的概念与理论在西方社会颇为流行，相关著述在1990年代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掀起讨论热潮，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向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指出“知识经济”对21世纪中国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中国政府看来，互联网不仅是前沿技术，更能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而后者才是中国政府发展互联网的原因所在。
基于此，1996年中国互联网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第一，全国范围内的公用计算机网络开始向社会提供服务；第二，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对外经贸部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以发展国民经济为目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正式投入民用商用，政府亦出台了相关的管理章程。不仅如此，建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电子商务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其成为由国家部委牵头的“朝阳产业”，民间互联网开始了其戏剧性和突破性发展。
最早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创建者大多是技术人员出身，他们在美国接触到互联网以后，以商用目的将其引入中国。例如新浪网创始人之一的王志东，其因技术能力突出而在北京获得资本支持前往美国，他在硅谷了解到了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并意识到“中国的未来将会是互联网”。王志东在回国后旋即投入到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探索之中。得益于19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全中国范围内的球迷为了追看赛事新闻，开始访问王志东创办的网站SRSnet.com，使其面临盈利困境的公司在绝处逢生后猛然崛起，王志东由此确立了以门户新闻为主导的网站盈利模式。他联合台湾科技企业共同创办新浪网，同时接收雅虎公司的前雇员，游走于中美资本市场之间。
王志东
来自西方的风险投资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早期的风险投资只有IDG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与当地科委及其他机构建立合资基金的形式，坚持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IDG在培育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的成熟和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风险投资真正进入发展阶段是在1998年下半年，以搜狐张朝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受到风险投资支持，同时，国内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涌现。
通观1997-1998年兴起的互联网公司，从运营上看，搜狐网、新浪网与人民网主要提供新闻信息的服务；网易主要提供电子邮件服务；阿里巴巴主打电子商务；腾讯则是即时通讯，这大致符合当时普通用户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但从企业性质和资本构成上看，人民网显得与众不同。人民网是“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传媒文化上市公司”，而《人民日报》是人所熟知的“党的喉舌”，它直接呈现中共中央的立场与观点，这与新浪网联合台湾企业、引入美国资本的特质存在显著差异。从《人民日报》到人民网的发展路径，折射出1990年代意义深远的中国新闻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人民网与新浪网的差异则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分野。
但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据原雅虎中国总经理、联众游戏创始人谢文的回忆，1990年的互联网用户数量非常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高校等机构，90%的互联网用户只使用其Email服务；面对新生事物，国家相关部门也苦于没有管理依据。谢文说：“（网络游戏）当年实际上是没有主管部门的，我们特别想找到一个主管部门求安全，文化部说你这算什么，我们一般都是芭蕾、交响乐，破游戏我们不管。我们到体委，想投靠，说我们搞网络大赛，（他们说）你们这算什么东西。” 万幸的是，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和中国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或封杀互联网，今日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才能够出现。
中国互联网的初期发展状态呈现了宏大和复杂的改革开放进程，其特征是：充满不确定性；受益于政府、企业与社会的探索、试验和博弈。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互联网的各项数据也呈井喷之势。CNNIC数据显示，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中国境内共有上网计算机350万台；上网用户数约为890万，WWW站点约15153个。而在1997年，这三项数据还分别是29.9万台、 62万、15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