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第三期）| 回忆核算工厂在四川（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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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电65载岁月光华

回忆核算工厂在四川（下篇）

程芝桂

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革委会主任

（第二任，1970年3月-1978年11月）

关于设备更新问题。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发展，联行核算任务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更新设备也就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核算工厂迁川后，使用的机器是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这些机器经几十年运行，已经陈旧，有时计数不准，影响全国四千多个联行的账务清算。所以从工厂内的同志到总行领导，都认为必须尽快地更新现有的这套旧设备。

当时总行领导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不论从国内购置，还是从国外进口新机器，都要求必须是当代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以保证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和其他运算任务的完成。

1972年7月，需要从苏联进口（当时我们用的是从该国引进的穿孔机、分类、计算、打印制表机）的各种零部件共45种之多。由于当时苏联对我国关系不友好，所以提供的各种进口零件货单，不但受到苏联有关出口部门的限制和刁难，而且价格都很昂贵。在这种情况下，更增加了总行领导对更新设备的决心。当即指示我们，抓紧时间，立即对国内、国外开展调查研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新这套陈旧设备。同时，明确指出，八亿人民的中国，一个核算工厂，全国独此一家。要搞就搞得先进一些。要求是一个字，“快”。要抢时间，争取在一两年或两三年内，从国内外购置一两台或两三台最先进电子计算机。

根据总行领导以上的指示，我们立即组织力量，由程芝桂同志亲自率领吴茂德、陈浩立和其他一些同志东奔西跑，从北京、南京到上海，从国内到国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调查结果来看，国内研究和生产的电子计算机不稳定，速度慢、计数不准，无法完成我厂的核算任务。因此，重点转向国外，通过外贸总公司与美国的制造厂商联系，由他们派来北京与我们直接对话谈判，最后因价格太贵，条件苛刻，没有谈成。后来又通过香港、伦敦、中国银行帮助调查，结果有关制造商和出口商报来的货单，价格都很昂贵，也没有购成。

后来总行领导表态，还是先从日本国进一、两台好一些。从日本国当时进口比较容易。机器进口以后，如有必要，可派人出去实习。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设法从日本国进口机器时，碰上了一个好的机遇：从北京展览馆的展品中，我们发现了法国生产的最新最先进的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

这台机器小巧玲珑，性能、功率、质量等都不错，内存、外存容量也很大，有输入、计算、打印、输出终端等配套。又可与我厂当时使用的穿孔机相配套。这台机器完成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任务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经了解，当时购置展品不需申请使用外汇，而且价格也便宜。因此，报经总行批准，把法国在京的展品全部留下。我厂要了一台计算机，价格137万法郎。按当时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150万元至160万元。其他展品由四机部全部留下，作为样品。至此，核算工厂使用电子化设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有了这一台小型机器，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台机器购置后，有了机，就必须有个窝。把机房安在哪里呢？当时国务院已批准核算工厂迁回北京。因此总行领导几次研究，认为盖新的厂房来不及。最后选定在西交民巷27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二层木结构建造。从面积计算，容纳核算工厂是没有问题的，决定后我们立即派吴茂德、王永魁等几位同志马上回京与房管处一起同心协力，抓紧进行维修。厂房维修好后，立即组织力量派人回京与法国厂商联系来京一起安装、调试，并对联行核算任务进行试算，结果完全合格，最后由我方正式验收。这台机器购置后，也为迁厂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1975年9月，原使用的几台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虽已陈旧，但还有利用价值，总行领导决定，把这套旧设备留给四川省分行使用。至此更新设备，暂告一段落。

关于迁厂问题，从核算工厂来说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极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迁川后两年多的实践，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不论什么原因，把核算工厂由北京迁到四川省旺苍县这个大三线、大山沟是不合实际的。单纯从备战的角度衡量，这个大三线、大山沟、确实安全、保险。但从全国四千多个联行账务核算任务来说就很不适合。主要是：

1.远离总行，不便领导；

2.旺苍县只有一条普通公路，交通条件差，不便各联行结算凭证邮寄；

3.工厂迁旺苍县后，各联行的结算凭证寄到工厂，比在北京时，一般慢了十天，边远地区则慢了十五天左右。这样不利于各联行账务及时清算。这种状况，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来衡量，全国四千多个联行，因邮递缓慢而积压在途资金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厂内广大职工纷纷写信向总行领导反映，有的同志还直接写信反映到国务院。后来党支部根据广大职工意见，也正式向总行写了书面报告，从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任务出发，要求把核算工厂仍迁回北京。引起了总行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开始，由当时主管核算工厂的工商信贷管理局，把我厂领导同志召回北京，一起研究以总行名义向国务院写正式报告，要求把核算工厂迁回北京。上报后，1973年9月，国务院便正式批准，同意总行把核算工厂由四川的旺苍县搬回北京。人员限定为119人。

国务院批准搬迁后，不等于工厂就搬回了北京。而是从上而下，要做许多许多的工作，最后才能实现。因为当时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大三线，迁去的、新建的各种工厂林立。全国有的四川有，全国没有的，四川也有。核算工厂虽小，但从大三线这个角度来说，却是揪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事。当时一说到三线的工厂，不论大、小，大家都认为该厂生产的产品，一定是高、精类的。其不知核算工厂，是一个特殊的工厂。它的产品是用1、2、3、4、5、6、7、8、9、0十个阿拉伯数字符号运算全国联行账务清算的，最后的产品就是用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全国各联行往来的结算账务数字表。

为了把工厂顺利搬迁回京，总行副行长方皋同志，会计发行局长陈立同志，印制局局长杨束超同志，政治部郎祺良处长等许多同志，先后到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协商许多次，说明迁厂的原因和理由，统一思想，求得共识，最后总行领导同意把工厂迁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核算工厂的一把手，遵照国务院批示，总行领导意图，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经过了两年时间的努力，从厂房维修、安装、调试机器，到职工回到北京后住的宿舍等，一一都准备就绪后，于1975年9月，最终把核算工厂从旺苍迁回了北京。对此，全厂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迁厂完毕后，向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做了汇报。汇报之后，公司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核算工厂由北京迁到四川旺苍县以后，5年总结了三条基本收获：

一、卸掉了一个大包袱。意思是指核算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停产闹革命，有大量积压，加上往四川搬迁又有新的积压，因此到旺苍后，经常处于赶积压的困境之中，经过几年全厂职工的努力，最终把积压全部赶出去了，使核算任务走上了正常轨道。

二、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是指工厂迁到四川后，从总行河南淮滨县五七干校，和东河印制公司所属各厂，先后吸收了一些干部、职工子弟。这些青年政治上纯洁，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有上进心，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加上原有老同志的传、帮、带，很快就形成核算工厂的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

三、锻炼了一批老同志。工厂迁到四川旺苍后，生产、生活条件确实极端困难。在这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生活了5年，对核算工厂原有的老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希望我们回京后，加强对青年同志的教育，使他们更好地成长。

我认为公司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总结的这三条基本收获，概括得很好。提出的希望也是很好的。5年来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对五四七厂非常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尽到了公司党委领导的责任。写到这里，我个人对公司党委的同志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选自中国金电纪念文集（1998年）

（本文来源：中国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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