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书信里的天津故事
黑龙江卫视近期播出的名人“读信”节目《见字如面》迅速红遍荧屏与网络，得到豆瓣罕见高分9.4，口碑零差评。一时间，“综艺界的一股清流”成了这个节目耀眼的标签。随着电子社交软件的兴起，书信这种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交流形式渐渐被遗弃。但与如今碎片化的交流方式相比，书信为我们留下了更优美的文字。许多书信，虽然是私人化的记录，却同时呈现了时代的价值观。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天津也有着许多动人的书信故事。让我们与古早时代的写信人“见字如面”，了解那个时代的天津生活。
信里读出天津奇人异事
1月4日，《见字如面》的导演关正文收到了一位电视评论人的来信，信中评论人说：“要评论这档节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也写一封信。”于是，在这个几乎没人提笔写信的年代，他提笔写了一封长达6页纸的信给《见字如面》总导演。
看到了这封信，关正文觉得很有趣，当即决定手书一封回信给他：“您的信是手写的，这给了我一个手写回信的理由。我选择了矫情的毛笔，想看看真的去写一封信我们这代人能弄得有多难看。谢谢您带给我一次有趣的经历。”
因为一档节目，让人们乐于重新拾起纸笔，这恐怕是《见字如面》最大的成功。
见字如面，展信欢颜——一封手写的书信，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读信人的那份期盼和欢愉。一纸书信，一代又一代，承载着厚重的思念和绵密的情感。然而，这根情感线在今天断代。随之一同退化的，还有人与人之间沟通彼此心事的意识，以及梳理自我人生的能力。
在人们已经不需要书信的今天，创办这样一档节目，有人说，关正文是“逆势而动”。然而他却说：“其实哪有那么悲壮？在我看来，当下的社会是多元的，文化产品也应该是多元的，表面上看现在的感官娱乐多些，那是因为原来太缺的缘故，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什么层级的娱乐该占到多大比重是有公约的。这才是大势，文化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功能，现象只是现象，成不了主流。这样看来，我们就是顺势而为了。”
因为强调信件背后的历史感，《见字如面》节目组用将近一年时间，从公开出版物以及众多博物馆、研究机构乃至个人所收藏的海量信件中进行一轮轮筛选。其中也不乏与天津息息相关的信件。国家档案馆收藏了很多信件，但是很多都没有解密，顺着民国“奇人异事”的线索，他们搜集到了《父不受诛，子可复仇》这封信。少女施剑翘的父亲施将军跟孙传芳打仗，战败被俘，被孙传芳在车站前杀了，而且陈尸示众三天。施剑翘立志替父报仇。她求当司令的哥哥，哥哥胆小怕事不敢去。她嫁给了答应替她报仇的丈夫，等了十年，两个孩子都生了，丈夫还是不去。1935年，她只好自己来到天津，用枪顶着已经退休的孙传芳的脑袋，完成了报仇的使命。这种个人冤仇的了断方式即使在民国也是违法的。施剑翘也没跑，主动报警投案，任凭处置。但是这故事太符合中国侠道标准，于是人们搬出古代法典西方规矩重新阐释了现代法律，联名写信给政府，最后真就让施剑翘得到了特赦。
很多体验若不能亲历，就会期待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启发和依据。关正文说，这是人们离不开故事阅读的根本原因，也是《见字如面》大众性质最坚实的底气。
还有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的最后阶段，曾给恭亲王奕訢写的一封信，非常颠覆曾国藩的形象。在信中他表示，抵命的人数最好略高于洋人伤亡的人数，这样才可以堵住洋人的嘴。之后，他进一步向奕訢解释，准备通缉捉拿五十余人，最终处死二十人左右，其余各犯建议分别判处充军、流放等罪，还有一些可以准备随时释放。按照他的意思，这个方式既可以让洋人接受，而判决有轻重，也不至于让百姓觉得朝廷滥杀无辜。“这封信让我们读来倍感意外且深怀恐惧。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算术题，都是心机，只有人命如同草芥，让人齿冷心寒。无论后世对曾国藩如何评价，这封信却体现出他真实复杂的一面。”关正文说。
甲午海战，一直都是官吏腐败无能、国力贫弱屈辱的代名词。历史被描述成一帮昏官指挥着英勇的士兵，拿着一手好牌却满盘皆输。直到我们看到了经远舰指挥员陈京莹的家书。时任北洋水师经远舰二副的陈京莹，于战前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与其说展示了这位大敌当前、义无反顾，奔赴疆场的北洋海军年轻军官，那血肉丰满、情感丰富的家国情怀，倒不如引用他信中原话，“一直拿着国家的俸禄，也就没有了退路”，只能走保家卫国慷慨赴死一途，来得真挚实在。1881年，陈京莹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是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海军驾驶员。在他的临战家书中，纵论世界各国纠纷战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代青年军官的智慧理性。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
（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书信节选）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对当时死板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产生了怀疑，觉得长此下去自己也许会变成一个画匠，而非建筑师，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父亲。
很快梁启超回信给梁思成，收到父亲书信的梁思成心胸得到开拓。后来梁思成学成后与林徽因的蜜月旅行，也是父亲梁启超为其安排的一次西方建筑的见习。父亲在信中标出的具体线路说明，父亲对于建筑绝非外行，而那种细致周到，我们可见一斑。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就是对梁启超家风教育的最好诠释。
他给子女的书信内容是在子女中传看，对他们的影响颇深，比如在如何看待学习工作的问题上，梁启超1925年7月10日，给孩子的书信中写道“求学问不是求文凭”，1927年8月29日又写道“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除了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梁启超也如同朋友一样和子女交流，比如：1928年4月26日的信中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终身不许他侵入。”
如果你对梁启超家书有更多了解，可以去天津梁启超故居，那里正在举办《梁启超：一生家国梦 几代赤子心》的展览。
02
家书 情书 电台来信
读信人为你漫叙天津往事
李叔同给账房先生的信 ●读信人：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讲解员姜媛媛
时下津门天气不正，凉热不时，得时症者甚多，得瘟症者亦不少。（旧历五月十五日信）
十二日午后大雨一阵，十三日午后又大雨，至十四日早方住。（旧历六月十五信）
持螯美趣。津门自月之初旬以来，螃蟹甚肥，至今日如钟口大者，制津蚨二文，价可谓廉之极矣。持螯酌酒，何乐如之，可谓美趣矣。（旧历八月十八日信）
走进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除了能了解弘一大师的生平介绍，还能看到他的部分家书。其中，李叔同给徐耀庭的书信就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徐耀庭是李家的账房先生，李叔同与他相处十分融洽，常与之切磋书法篆刻技艺。1896年大约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徐在张家口办事，李叔同给徐耀庭的信大都写于这段时间。细细读来，这些书信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100多年前天津的世风民俗和人文地理的史料。
信里提到天津气候变化的文字：如旧历五月十五日信中说：“时下津门天气不正，凉热不时，得时症者甚多，得瘟症者亦不少。”六月十五信中说：“十二日午后大雨一阵，十三日午后又大雨，至十四日早方住。按：十三日夜间下雨时，又加以大风，甚是寒凉，至十四日午晴天后又甚炎热，若此忽凉忽热，人实在受病不浅。”八月初五信中说：“前初五日午后一点钟，大雷大雨间，又加以核桃大冰雹，甚属利（厉）害，至三点雹雨俱止，而雷声犹然盈耳，至晚上八点钟雷声初息，而顷刻大雨顷（倾）盆，至今日早六点钟方止，居然云开雾散矣。”八月十六日信中说：“中秋色减。本月十四日晚，忽云光黯合，雷声隐隐，顷刻大雨如注，至十五日早寅刻方止，一切卖瓜果者，未免减色矣。至巳刻云开雾散，红日东升，虽天气晴明乎，而已道路泥泞矣。”这些内容无意中透露出那个时候天津多雨，时而小雨绵绵，时而暴雨如注，还会有像核桃大小的冰雹，与近年常常干旱少雨气候大相径庭。
而且天津人讲究吃，尤其热衷海鲜，这在李叔同的信中两次提及。七月十五日信里说：“刻下津地河螃蟹甚肥，可供大嚼。”八月十八日信中说：“持螯美趣。津门自月之初旬以来，螃蟹甚肥，至今日如钟口大者，制津蚨二文，价可谓廉之极矣。持螯酌酒，何乐如之，可谓美趣矣。”天津傍河临海，看来螃蟹在津沽历来肥美、量大、价廉，民间“持螯酌酒”之“美趣”早而有之。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螃蟹在天津历来肥美、价廉，民间可“持螯酌酒”。
广播电台给听众的回信 ●读信人：天津广播电台主持人小四
张克礼同志：
本月二十六号的信，我们见到并阅读。您要求黄梅戏节目放到十八点播出的问题，我们与编排节目的同志研究一下，如果时间允许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能立刻给您圆满的答复。因为本节目在目前数周就安排好了，而且节目很多时间也很受限制，您的这个建议可供下次编排节目时参考。我们尽可能的满足听众要求。
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组听众联系组
这是天津广播电台主持人小四无意中收藏的一封信。“我从小就有集邮的爱好，见到信封、信件就会多留心。上周去逛旧书摊，我看到这封被撕开的信件，信封是天津广播电台的信封，信封上没有邮票。打开一看，信是完整的，而且是不多见的竖题毛笔字。信封和信纸的格式，还延续着民国时期的书写风格。”小四说，自己经常会收到听众来信，出于对前辈的尊重，他果断将这封信收藏了。“过去，听众和电台节目组交流主要靠书信，我自己也保存着很多老听众的来信，收信人可以感受到手写书信带来的那份温度。现在我们的交流多用电子邮件了，虽然方便了许多，但以前那种人际之间的交流就却难再重温了。”
在小四看来，信件是资料留存的最好方式，书信中会记录着当时的天气、环境以及人和事，一封书信的信息量很大。以前的集邮爱好者只注重收藏信封，但对信的内容并不在意。这几年，随着纸质书信的减少，书信、特别是名人手札的收藏成为一个门类。
上世纪四十年代，天津青年男女两地书 ●读信人：天津集邮家张效建
大哥：
4月5日清明节的头天，买了许多好吃的，预备出城带着，结果愈等愈不来，一生气坐在卧房里都给吃了。清明节的旅行，我们一共去了一打人，可惜天不作美，我们一直逆着风，差不多走了一半，我已经不能再前进了，幸亏有位好心人把我拉到了万寿山。午后两点多种，去燕大溜了一圈，看到里面一切设备真好，假如我能考上这么一个完美的学校，也就别无他求了。我现在唯有两个奢望，父亲能给我置备一辆自行车，再稳当的考上一个好大学。
4月8日敬上（书信节选）
71年前，青年男女是怎样写情书的？他们会谈些什么？几封泛黄的书信就能把我们带回旧日的青春时光之中。天津集邮家张效建无意中收藏到几封书信。写信人是一位在北京教会学校念书的女孩，她写信给一个家住天津的男孩。书信是从1946年的4月开始的，女孩用钢笔写信，信纸是女孩精心挑选的，上面印有木刻版画。两家人似乎早已相识，女孩唤男孩为“大哥”，随着彼此通信的熟络，两人便以英文名互相称呼，非常亲昵。
几十年前的青年男女的书信，有点像我们如今的微信。女孩很俏皮，总会在信的末尾处画上一些自己的状态，比如“熄灯铃响了，愿您也早睡”“今天累了，没去上课”之类的话语。
Liouis：
每接到一封信，浓艳的辞藻，奔放的感情使得我的手抖心跳，差不多要半个钟头才能平静下来。这是什么情绪，体味不出来：这就是你扰乱我的原因。
回家的日期大概是本星期六坐十一点多钟的或是一点多的车没一定。去车站那接可不敢当，别麻烦了，又不是不认识路。在星期天早上去维斯里教堂作礼拜时，不就可以见面了吗？
Anna June.9.46
（书信节选）
张伯苓·吴玉如·张牧石·沈从文
书信里的名流朋友圈
吴玉如写给张伯苓、刘光启(节选)
来书暨《游虎丘》小文改还。“真面目”三字不可去“面”字用之；“奉”字即俗“捧”字，不可加“扌”，楷作“奉”……“蓑”不加“艹”头亦即“蓑”字，加“竹”则不可……改过之作须熟玩。我去长春尚未得确信，成行与否亦在不可必之天。俟有消息，再告即嘱。长期讲授，一年亦可归两三次也。汝何时还？
迂叟书付光启 壬寅八月廿九日
伯苓世丈大人尊右：
己卯冬，归省老母，别慈颜，匆匆六年矣。伏想精神矍铄、为国宣勤，家 沽上伏处杜门称授数年依母，人子衷心得少安者，亦出世丈之鸿芘也。昨秋老母见背，涉世益觉无心。今幸得瞻禹甸重光，身侪太平鸡犬，安拙无能者自亦当额手为蒸黎庆也！顷者，棐卿兄诣渝，即便数行叩杖履，年来薪火颇承棐兄之助，其为人深欲培国家之气，扶士林志节，是今豪杰之士也！家琭不肯轻许人，而于此君觉心折。
临风西笑，瞻近匪远，肃此，敬请福安！
吴老爱写信，最喜用荣宝斋的信笺。本市的写信，外地的写信，就连有时外出给学生留的字条，也以写信的方式贴于门窗。吴老教的学生都很穷，为了帮学生省钱，他还习惯在与学生的信件中夹一张邮票，随信寄去。
天津著名的古书画鉴定家刘光启是吴老的学生。信封上的“给刘光启劝业场四楼书画组”留下了时代信息。吴老有一个习惯，喜欢通过写信把知识点给学生讲清，学生提问也以文言文写，让学生养成动笔的习惯。给学生的回信中，基本开头都是“上封信改还，有错字该如何如何改”等等。有些学生为了要吴老的字，也爱给他写信，因为吴老的回信通常是今天写完，可能转天会连着再写两封，将知识点透彻地讲清楚。
信中除了给学生改错，还提到刘光启曾问过他一首《西山虞美人》旧作的内容，他在信中说，只能回忆起其中一句，后面的实在想不起来了。自己做的诗词，十中有九想不起来，而自己喜欢的古人之作，则大半都不会忘记。这就是用心不用心的区别了。可见吴老的谦虚之情。
吴玉如艺术馆还收藏有一封吴老写给师长张伯苓的信。吴玉如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去过东北，出使过俄罗斯，9·18事变后，回到天津。当时，南开大学招老师的标准很高，吴玉如大学没毕业，校长张伯苓因爱慕他的才华，破格将其招到南开大学文学院。随后，吴玉如跟随张伯苓去了重庆，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却因政治追求不同，辞官返回天津。这封信写于辞官6年后，字里行间可见一代书法大师的为人处世之道。写到师长的名字时，一个空格，代表尊敬。写到自己名字时，要侧书，字体变小，写在一行的右侧。
信中谈及自己当年辞官拂袖而去，但在家中伺候老母，心里非常安定，挽回了一点当年没有向张伯苓打招呼就拂袖而去的面子。信中还说，母亲去世，自己还没有心思踏入纷乱的社会，并向张伯苓推荐了天津东亚毛纺厂的董事长宋棐卿，夸赞他“其为人深欲培国家之气，扶士林志节，是今豪杰之士也”。在吴玉如生活困难之际，宋棐卿曾资助过他，这封信也是宋去重庆之时托付其顺路带过去的。
张伯驹写给词友张牧石(节选)
牧石词家：
治印收到，极佳。前题《秋梧选韵图》，下钤“京兆”“平复堂”两印，有人见之甚推誉，足见行家自能知也。潘素画青绿山水，本月内当寄上，因平日操作时间太少，一日只能争取两小时作画。海棠时节必去津，今年节序早，预计一个半月后当可聚晤矣。除夕作鹧鸪天词两阕录上，词意欲停为词，但不作冯妇亦颇难也。
即颂双厘。碧顿首。初五日。
此信札中提及张牧石刻赠之“京兆”“平复堂”两印。张伯驹的一生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0年8月，张伯驹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庚寅词社，由此与天津梦碧词社往来唱和，交流频繁，尤其对一代津门雅士、诗人、书法篆刻家张牧石的金石技艺格外青睐。其晚年常用的葫芦形“京兆”印和“平复堂”印就是信中所指。
海棠花谢了，张伯驹便邀请张牧石等到北京去看牡丹。张伯驹当时居住在北京后海南沿烟袋斜街，他有一帧摄于书房中的生活照，显得超然、率真，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晚年的张伯驹很爱猫，他认为猫是直率可爱的生命，比有些虚伪的人要强。照片中的那只猫便是70年代初由张牧石的女儿张秀颖从天津抱送给张伯驹的。
沈从文写给天津年轻诗人毛羽(节选)
毛羽先生：
得到您信，谢谢。这事情极小，您不老放在心上，才能够继续写作。我前信不过是告诉您一点事实而已。初写文章自尊心极强，寄文章给人无结果，自然即以为受委屈，写信骂骂编者也是常有事情，但编者对人对事如果还有一点理想，不会为此着恼，却必然以想法弄明白误会为合理的。这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才可望突过前人，有点新纪录露面，并为后来者带出一点新路。慢慢的工作下去吧，认真而持久……中国应当有更多诗人，把国家看远一点，把个人工作也看得更庄严一点，来好好的用他手中的一支笔……
对于如何写作的提问，沈从文先生曾回答过：“写，写，写。写字。写信。另外是玩。”写这封信时，沈从文先生正在告别自己的文学写作，将个人兴趣工作转向了文物研究。
这是一封未刊出的书信，写于1948年。收件人毛羽，真名毛尧堃，是当时天津一名二十岁出头的文学青年。沈从文自1946年起接编《益世报·文学周刊》，《益世报》1915年创办于天津，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毛羽曾在《益世报》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当时他还是《笔联》的主编，刊物不大，和沈从文先生算是同行。
此信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或许是前一封信中毛羽曾向前辈吐槽，沈先生开篇以安慰为主，“初写文章自尊心极强，寄文章给人无结果”，信中所写其实也是沈先生自己的经历。北漂青年沈从文刚到北平时投稿无门，曾以“打流”（乞丐）两字形容自己的遭遇。而“编者对人对事如果还有一点理想……”一说，如果从20年代沈从文主持《京报副刊》算起，沈以自身老编辑的身份，结合自己多年心得，对毛羽的职业前途予以了鼓励。
第二部分笔锋一转，不过一句“慢慢努力，并切切实实写下去罢”，更多着墨于分崩离析的时局。但沈先生的高明在结尾处：如此艰难时世，大概是不想让年轻人沾染自己过于悲观的情绪，他仍希望毛羽“好好的用他手中的一支笔”，而且用了比“重造”更贴切的“重新粘合”一词，“来和其他优秀民族竞争进步”。这也就是沈先生文字和人格的魅力所在。
04
藏信人的历史秘辛 送信人的怀旧记忆
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是7月24日吗？
藏信人张效建，天津文献集邮研究会会长
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结论之我见
大龙邮票发行已110年，对它的发行日期，也讨论了多半个世纪。到目前，虽然多方努力，从海关档案里，不可能找出像英国黑便士票那样的，带有权威性的记载；从旧票或是实寄封当中，也无法提供出一锤定音的依据。是继续争论下去，还是暂时做出结论，是当前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杜圣余所发现的夏德致德璀琳的第68号文原件和收文联系单，足以证明天津在1878年7月24日可以出售邮票合法性。（杨耀增信件节选）
这是天津文献集邮研究会会长张效建收藏的珍贵书信，是天津集邮家杨耀增书信手稿，手稿中记叙着关于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各种考证。2018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关于大龙邮票的文献正是张效建的收藏方向，能收藏到天津集邮家杨耀增的书信手稿，张效建感到格外幸运。
大龙邮票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集邮界习惯称其为“海关大龙”，简称“大龙邮票”，在邮政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但是大龙邮票到底是哪天发行的，在历史上是个谜。“1878年，清朝政府责令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蟠龙为图案的一套三枚邮票。邮票印好之后，运往天津，再由天津运往北京、上海、烟台和牛庄等地的邮政机构，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邮票发行。但是，邮票到底是哪天抵达天津的，哪天开始发售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史学界就出现了‘七月说’和‘八月说’的争议。”张效建是天津文献集邮研究会会长，多年来从事集邮文献研究和传承。
天津集邮家杨耀增退休前在天津外运集团工作，他邮识丰富，曾受聘为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专家，他对邮票史及邮票辨别真伪具有极深的造诣。在他的研究、主导之下，海关大龙邮票发行时间被公认为以1878年7月24日为上限。能够拿到杨老的手稿，对邮票文献的研究意义重大。求证第一套邮票的发行日期是个不断考证的过程。在杨耀增与业界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考证工作，从坊间传说到文献追问，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在集邮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的一天，时任天津邮票会常务理事的黎震寰，在家中与天津邮局邮票发行总经办人徐家麟聊天。他俩是老相识，聊得海阔天空。徐家麟说起自己的岳父也是位老邮政，天津近代邮政开办之初就干上了这一行。那天，柜上第一次来了邮票，图案印着龙，面值5分银。邮票随即发售，徐的岳父也买了一枚作纪念。至于日期，徐的岳父记得特清楚，因为恰值自己的生日1878年7月24日。杨耀增在1982年6期《集邮》杂志撰文，引述了从黎震寰那里听到的故事，以证大龙邮票7月24日发行之说。又过了半年，上海海关杜圣余在《集邮》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从早年海关档案中发现的材料，证明五分银大龙邮票是上海海关总署造册处于1878年7月18日寄往天津，天津海关7月24日签收的。由此推断大龙邮票的发售日期就在7月24日。杨耀增通过信件和业界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将7月24日定为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
那时送信有温度
孔祥亭和米志文，邮递员
“203、306，挂号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平房胡同中，总会传出邮递员叮当作响的铃铛声和吆喝声。一身绿色工作服、一辆二八车、一捆报兜，每天骑行几十里，邮递员们只为把书信和报纸送到千家万户。
孔祥亭和米志文在民园邮局从事邮递30余载，回忆起当年的送信故事，两位老邮递员有说不完的故事。孔祥亭1977年就在民园邮局，负责睦南道一片儿。“那时候，大部分的信件都是知青寄回家的信。天津知青大多去了内蒙古和东北，一封家书要至少一周才能到天津，很多老大娘就是盼着信，有时候要到邮局来等。有一年快过年了，一位老大娘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孔师傅回忆，那时候，他们很清楚及时准确地把信送到用户手上是多么重要。那个时期也是平信的高峰期，每趟送信至少要送出200封信件。
“邮递员和附近居民都很熟，只要自行车一进胡同，就有老街坊打招呼。天热的时候，大爷大娘煮好了绿豆汤、凉好的凉白开端出来让我们喝，还有的大娘给邮政局里的小伙子介绍对象，关系特别融洽。”米师傅说，人们通信频率很高，有家人在外地的，几乎一周就会收到一封信。五大道地区多是洋楼小院，每个院子住着多户居民，没法安装统一信箱，给投递带来不少困难。每位邮递员都有个小本记录下不好找的门牌号，以便准确投递。周围居民也了解邮政的送信时间，有时候还会在门口等着。那时候送信，多了一份温情。
那些年，寄贺卡也是时髦
何平泰，八里台投递分局局长
今年57岁的八里台投递分局局长何平泰，在邮政岗位上已经工作35年了。上世纪80年代，邮递员是一份特别受尊敬的职业，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智能手机，在外地的朋友、同学，两地分居的夫妻之间来往主要靠书信。那时，一个班次就要送出几百封信件。那时高楼大厦很少，一到送信的点儿，住户们都早早地到胡同里等着。因为依赖，邮递员这份职业自带光环属性。每位邮递员都有自己固定的跑行路线。上世纪80年代，何平泰负责睦南道、马场道一带。辖区内有新华社天津分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所以投递量特别大。每天早晨6点，先送一轮早报，9点至10点是投递日常信件的一个频次，下午两点又是一个频次。《天津日报》《红旗杂志》《支部生活 》往单位投递得比较多，而普通市民最爱订的是《大众电影》。马场道上有一间海员宿舍，何平泰印象很深。从那儿每次路过，宿舍里的人都要拉住他问一问，当海员的儿子有没有寄来信。海员一出海 往往就是一年半载，与家人联系就靠写信。
90年代，何平泰调入八里台邮局。八里台大学很多，每到圣诞节、元旦、春节，邮筒里塞满了大学生祝福寄语的贺年卡。邮递员开着邮车，背着大邮袋，那场面甚是壮观。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流行过一种企业宣传品。再到今天，信件越来越少，通常一天只有百八十封，还大多是账单，偶尔能有一封日常信件显得弥足珍贵。邮递员的工作也从传统的送信件与时俱进地升级为送快递包裹。何平泰说：“一到春节其他快递公司停了，可邮政是一年365天不歇班。我们今年春节的投递量甚至比‘双11’期间还要高。”
假日100天记者 | 刘宏婕 赵伯月 王维敏
图片提供｜《见字如面》节目组 吴玉如艺术馆 部分由被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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