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上海》是音乐人吴建京于2000年策划、发行的一张唱片，初版收录了十支上海摇滚乐队的原创作品。潜伏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张犹如鼹鼠的专辑正式“出土”（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2022年12月版），从一张CD的容量扩充到两张。更叫人欣喜的是随碟附送的那本别册，扣除封面封底总共一百二十页，仿佛一本书，让我想起类似的另一本专著——《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三川出版社，2017年4月版）。《地下上海》别册，记录了上海摇滚乐的地下状态（yooowen供图）我近些年致力于研究摇滚乐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田野调查的部分无非是采访人物、翻阅文献，理想是这两种努力可以互相促进、彼此监督。通常情况下，我更相信文献，可现实是，摇滚乐在上海的早期活动更多是留存在当事人的记忆里而非汉语文献中。很遗憾，在《地下上海》的这本别册出现之前，尚未有任何一份正规出版物如此系统、深度地构建上海的早期摇滚图景。《地下上海》的这次再版提供了两种记录：唱片部分记录的是地下状态的上海摇滚乐，别册部分记录的是上海摇滚乐的地下状态。这两种记录，我个人认为后者的贡献更大，它的文献价值超出了摇滚乐或者说文艺的范畴，为上海的城市研究补了一块另类的拼图。防空洞、废弃厂房、磁带、Walkman是一些具象的验证码，将读者引入上海摇滚乐的地下状态。这些验证码借助文字隐藏在《地下上海》的别册里，它们曾经在上海的早期摇滚乐传播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角色更直观的感受方式是看照片。别册汇编了百余张老照片，我在冷水乐队的页面见到了“红翅膀音乐工场”的门招，它成了我目前收集到的、能够支撑某段历史的一件孤证。说起“红翅膀”，这个名字的三生三世对上海摇滚乐有着巨大影响。大约是1998年，张笃（后化名“竹马”组建“戏班”乐队）在政通路毗邻Hard Rock酒吧（上海摇滚早期据点）的地方创设了红蜻蜓琴行。隔年，琴行搬到国定路，改叫“红翅膀”（本世纪初，独立唱片店“2046”与琴行为邻）。1999年，张笃邀请他在“脓”乐队时的搭档贾无共同经营“红翅膀”。他们还想做乐队，为此在五角场周边寻找排练房。当时的上海，严格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专业服务摇滚乐队的排练房，这座大都市自从上世纪八〇年代拥有第一批摇滚乐队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相关配套设施的贫瘠，与非职业摇滚乐手的穷困相映成趣。除了经济因素，当时上海的摇滚乐队在找寻排练场地时还要规避扰民问题。最终，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点通常位于防空洞或者废弃厂房。贾无当年与鼓手黄克锦在黄兴路国定路口、少云中学身后、某废金属回收站里找到了几间房子，加上张笃，那片废墟后来被他们打造成了红翅膀音乐工场，集合排练、教学、演出的功能，形成一个类似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摇滚孵化基地。红翅膀音乐工场在汉语史料里是一名彻彻底底的隐士，它只存活了半年，因为内部矛盾，贾无与张笃拆伙，分家的结果是工场归贾无，并于2000年1月易名为对后世有更深远影响的“挂2音乐工场”。红翅膀音乐工场正门口，进入后经过空置废弃的厂房到达排练室门口（mofo供图）
随手翻阅《地下上海》的别册，还会遇见另一些不该遗忘的名字，它们此前只流传于圈内的茶余饭后。譬如闵行区的某所中学，《地下上海》开头的六首曲目都是在该校的仓库里录制的。追溯此事，要引出吴建京在“惊弓之鸟”乐队时的搭档章志强。章志强是吴建京的“华理”学长，在校期间组建了“惊弓之鸟”，也是该校吉他协会的创始人。他1998年毕业后入职某音响器材公司，有一单业务是替G校的会议室安装音响系统。当时，G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中学，办学过程跟上海搞摇滚乐一样面临了诸多烦恼，校长跟章志强闲聊时抱怨学校地处偏僻，老师们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章志强“摇滚脑”发作，脱口而出：“老师们可以搞个乐队玩啊。”天晓得，校长居然当真。章志强不仅多卖出一套乐队设备，还解决了“惊弓之鸟”的排练问题。他当时以华理吉他协会的名义与G校签了一个共建协议，后者提供排练场地，前者负责乐队培训。所谓场地，其实是一个位于楼梯间、平时堆放杂物、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仓库，在此排练，动作幅度稍大一点，乐器之间很容易打架。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惊弓之鸟”在这种环境下稳定活动了一年左右，《地下上海》可谓这段时期的结晶。惊弓之鸟乐队现场留影，左起：吴建京、章志强（mofo供图）
“做这套合辑的初衷是记录。”吴建京在《地下上海》的别册里如此写道，“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地下乐队，除了地下发行实体唱片和现场演出，很少有别的渠道让别人听到。”这是前宽带时期的上海摇滚无法摆脱的困境。于是，吴建京想到用一张唱片来记录他周围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音乐。当时他大四，在“多来米”（myrice.com）兼职，为网站的文化版撰稿，写过几篇关于上海地下音乐生态的文章。2000年5月，做一张地下乐队合辑的构想突然袭来，吴建京一边忙毕业论文，一边联系圈内友人征求小样（Demo）。问到陆晨的时候，他所在的Seven乐队已经解散，好在Seven先前在部落人酒吧驻唱时录过几首小样。而那些没有现成录音的乐队则被吴建京邀请到所谓的排练房用简陋的录音设备赶制一些作品。G校的小仓库是当时的录音地之一；另一处位于嵩山路、某弄堂工厂的两楼（底楼是振鼎鸡），在别册中，该地点以“嵩山路排练室”的名义出现过两次。“嵩山路排练室”的承租人是“戈多”乐队的吴峻，因为身处市区、交通方便，它当年成了圈内的共享排练室、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摇滚枢纽。吴峻将弄堂工厂的衣帽间改造成排练室之后，为了上班方便，他干脆就住在里面，有时他下班回来，发现屋子里挤满了人，好多陌生面孔，相互介绍极少报真名，说的都是各自在新生的摇滚论坛“现代变奏”里的ID。当时盖浇饭五块钱左右，临近饭点，大家不重样地点上一份，桌子上随后出现十几种不同的炒菜，围坐者各自端着饭盒，仿佛正在大饭店吃酒席。那段快乐的时光无法复制。由于市政动迁，“嵩山路排练室”得以存在、只存在了一年（2000年1月至12月）。吴峻记得，吴建京推进《地下上海》的时候，“嵩山路”已经有了野马音箱（南京仿制，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地下上海》有几首录音得益于它——所谓录音就是拿一个Walkman对着它直接外录。2001年初，戈多乐队的排练室从嵩山路搬到物华路，圈内友人在新排练室火锅聚会（费强供图）在数码录音已经通行的世纪之交，上海摇滚距离起步的正规录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地下上海》记录了那种严重滞后的状态。因为宽带以及一系列科技的普及，这种状态会在随后的几年里迅速改善、扭转，继而消失。从这个角度，重听《地下上海》那些粗制劣造的录音，音质上的缺点倒像是某种特点，或许，吴建京正是这么盘算的。除了极个别录音的底噪实在太大，为了听感的整体性适当做了降噪处理，《地下上海》的再版尽可能地重现作品的原始面貌；而增补的第二张CD，入选的作品也明确要求是2001年之前的录音。在这次的再版过程中，吴建京花心思修复的与其说是音质，不如说是上海摇滚当时那种隶属模拟时代、即将结束的地下状态。2020年6月30日，吴建京在他的微博发表了长文《制造〈地下上海2000〉》，文末他掷出一问：“如今，很轻易就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上，不会像过去那样只有通过现场和地下小样才能让人听到。随着传播渠道的愈发便捷，是不是因此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地下音乐’了？”《地下上海》的初版，从构思到问世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它的再版从酝酿到成品却耗费了五年的时光。我在翻阅《地下上海》的再版别册时会有一种置身于画廊的幻觉，仿佛正在观赏某个文献展。这真的是一套非常难得的、可以反复阅读的唱片。本文为澎湃新闻翻书党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留言申请，或发邮件至：ppfanshud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