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换帅，昭通人赵声良任第五代掌门！
一位55岁的云南昭通汉子，5月5日，正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掌门。
敦煌，甘肃酒泉市代管的县级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意义，早已被作为全球著名人类文明遗迹的意义所掩盖。
而人员规模达一千多的敦煌研究院，也绝不只是一家研究机构，还是与故宫博物院等量齐观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负责敦煌地区所有石窟文物和艺术的保护、管理及整个景区运营，还设有中国壁画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壁画保护工程中心等全国性专业机构，连布达拉宫壁画的修复重任，也由敦煌研究院承担。
赵声良院长讲解敦煌艺术
随着任前公示期结束，2019年5月5日，当代著名学者赵声良走马上任，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并同时任院党委副书记。而由其一手策划、主导，得以来到云南的《穿越千年的永恒》敦煌艺术展，此时，仍在呈贡大学城云南大学图书馆举行，不过，已然进入倒计时，将于5月10日闭幕。
此前，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第三个头衔，常常在相关媒体报道中被忽略，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也正是由于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敦煌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他才成为了新一代敦煌研究院掌门。
敦煌远景全貌
在这个于赵声良本人、于敦煌而言都注定是一个新起点的日子里，赵院长千头万绪，忙得脚不沾地。我发微信问：有何感想，有何新举措？
良久，他答：呵呵，亚历山大。
曾经，赵声良承受着极可能被敦煌研究院开除的挣扎与痛苦，日以继夜，寝食难安。1996，作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学术期刊编辑，32岁的赵声良获得公派机会，赴日本进修。两年期满后，他想留下，自费攻读美术史硕士、博士。
“院领导非常爱才，可能是怕我不回单位，对此并不支持，甚至非常生气，听说准备把我开除。”他首度面对媒体开口，对我谈起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赵声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与当时敦煌研究处于世界最前列的日本学者和同行们接触。他实在不愿意，自己刚刚洞开的视野，就此戛然而止。之前，在参加由本单位主办的多次关于敦煌的学术活动时，他早就强烈意识到了国内学者视野普遍的封闭与狭窄，不但敦煌研究落后于别人，对于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以及世界其他石窟艺术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所以，即便被开除，我也要读书。我留在日本是为了敦煌学，我是为了敦煌而读书！”多年以后，说这话的时候，55岁的赵声良依然热血沸腾。
为了承担高昂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开始自费读研的赵声良，不得不到餐厅端盘子、洗碗、扫地，到印刷作坊当印刷工。“本来学习任务就极其繁重，打工又筋疲力尽，还经常要去参加日本关于敦煌的各种学术活动，拜访相关专家。最要命的是，还随时担心被院里开除。说实话，好几次，我几乎都坚持不下去了。”
后来，这位来自中国贫困地区云南的小个子所爆发出的强大“内力”，赢得了日本导师和许多专家的认可，也赢得了大额奖学金。他被推荐到当地报纸当中文编辑，到培训学校教中文，还给一家博物馆承担中文解说词和资料翻译，收入情况极大改观。
就这样，在日本整整7年后，赵声良拿到了美术史博士学位。
日本求学归来，赵声良的人生和事业拨云见日，就此豁然开朗。
还在日期间，新上任的樊锦诗院长为了“拴住”这位学术新秀，已将其增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3年回来后，又任命其为《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实际负责这本权威的敦煌学刊物。“领导过我的好几任院长，每一位都是我的贵人，他们做人做学问的风范，都深深感染着我。”陷入回忆，赵声良憨厚的娃娃脸上写满感恩。
1964年8月，赵声良生于昭通。20岁即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立即背起行囊，从北京坐上了开往甘肃敦煌的火车。
从小，他就非常喜欢画画，看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作品和资料，理想，便在胸中暗暗滋长。大三时，他偶然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中感叹敦煌人才青黄不接，便深受触动。
“父亲觉得大西北条件太艰苦，写了三四十封信劝我回云南。我也是怕回去后有所动摇，就干脆直接去了敦煌。”赵声良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西北是多么的荒凉与艰苦，满怀理想而来的赵声良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
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同样新来的年轻人一起，被安排住进莫高窟洞窟外的一处破旧小平房。冬天晚上零下十几度，火炉子不能熄，也不能有明火，他们不会“捂”，常常半夜醒来冷得像冰棍一般浑身僵硬。老鼠也多，多次爬到头上，钻进被窝。
“食堂的菜很辣，我吃不了，干脆买个馒头，就着西瓜，经常这样就对付一天。最难受的还是喝水问题，那时整个敦煌人都是喝大泉河碱含量超重的水，我一喝就拉肚子，几乎天天拉。熬了大概两年，才渐渐适应。”
然而，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敦煌艺术给予赵声良的巨大震撼面前，都不值一提。“太兴奋了，每天每时每刻，只要进石窟面对那些美轮美奂的壁画，就都会沉浸在强烈的兴奋和震撼中！”
“面对敦煌，谁可能不被深深震撼？”在云南大学《穿越千年的永恒》敦煌艺术展开幕式现场，赵声良一边讲解着所展出数字高清壁画的历史文化内涵，一边多次发出如此感叹。身为“敦煌人”的荣光与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赵声良说，敦煌石窟群的建造过程，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绵延约千年，石窟中海量般遗存下来的各种壁画，镌刻着我国古代千年来的美术发展史。同时，各个时代的其它艺术门类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也无不记录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由于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敦煌壁画也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千年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因此，在无以伦比的艺术价值外，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在《穿越千年的永恒》展现场，赵声良院长激情讲解敦煌艺术
“能将敦煌艺术带回我的家乡云南，非常开心。我希望，以后这个展览还能陆续进入更多的云南学校，让家乡父老尤其是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人类瑰宝敦煌。”赵声良说，“美育就是要享受古代的艺术，普及传统文化就是要看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要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出版《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敦煌壁画风景研究》、《艺苑瑰宝——敦煌壁画与彩塑》、《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大量著作。其中，《敦煌石窟艺术简史》（201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被评委年度“中国好书”，为敦煌艺术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一个断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尴尬局面，如今是否还存在？”
在赵声良看来，这早已不是问题。这是好几代敦煌“掌门人”、无数“敦煌人”以及全国、全世界热爱敦煌的人共同努力和关心的结果。
他说，必须郑重地向历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致敬——
常书鸿（1904-1994），1943年创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并任所长；
段文杰（1917-2011），第二任院长，1984年上任，至1998年；
樊锦诗，第三任，1998年4月至2014年；
王旭东，第四任，2014年12月，至2019年4月。
4月25日传出消息，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赵声良手中：因故宫博物院“明星院长”“网红院长”、著名学者单霁翔退休，王旭东赴京接掌故宫，任副院长已三年的赵声良，拟升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5月5日，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五任掌门，赵声良正式履新。 （注：第二张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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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星入滇记 文图/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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