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局势有多严峻？！他可能需要一次破茧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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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者 阅江楼主 来源 迷彩防务（ID：mcpmil）
似乎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说起港毒，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即一群被美国收买的越南后裔天天在香港组织非法集会，煽动打砸抢烧，还占据城市公共道路，冲击解放军军营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最恶劣的就是“占中”。
（占中三丑）
先给大家交代一下最近香港又发生了什么事：
据“香港01”网站2月17日报道，七名香港警察因香港2014年非法”占领行动”期间向“占中”支持者曾健超施袭，14日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并须立即收押。法官杜大卫今早(2月17日)判刑时称控罪严重，不能判处缓刑，又称他们执勤时殴打曾健超，令香港蒙羞，入狱无可避免，判七名警察全部入狱两年，判决在香港社会引起极大争议。
主审法官杜大卫判刑时指，虽然曾健超当晚犯法，而众被告在执勤时亦承受巨大压力，但这不能成为曾健超被带到变电站殴打的理由。而且被告均在执勤期间袭击曾健超，令香港蒙羞，入狱无可避免。
看到这样的判决什么感觉?四个字：法官疯了?
法官杜大卫（资料图）
“占中”是什么?从国家视角看是“港独”，从香港本地视角看破坏香港社会秩序稳定。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就袭击了警察，其中曾健超就是用尿液袭击了警察的人并且拒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占中已经演变成了打砸抢烧行为。整个现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英美德法日澳加……新八国联军都占齐了，还有本地的外资资助媒体更是拿着摄像机昼夜不停地到处拍。如照片中显示的那天，每个暴徒在打砸抢时，身后都挤满了记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警察吃饱了敢要去“当众”殴打无辜群众”？
到夜晚时，这个暴徒更是开始打砸抢烧周边商铺，开始并投掷石块和燃烧物。周边真正我无辜群众报警电话此起彼伏。
警察赶到现场后，试图控制局势，并制止打砸抢烧者。但这些人开始用棍棒，石块甚至是铁桶袭击警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才不得不出手采取强制措施逮捕了数名带头进行打砸抢烧的暴徒。
（多名警员负伤）
（暴徒终于被擒）
在被袭击的情况下，警察为了维持秩序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许某些方式上有些许不妥，但在那种情况下警察为了保护自己无可厚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港独”崇拜的美国，警察会以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直接将曾健超打成筛子。然而，香港警察维护秩序对曾健超采取的一些措施，却被法官认为是袭击。
退一万步说，哪怕就算是袭击，曾健超作为破坏社会秩序而袭击警察的犯罪份子只判了监禁5周，对维护社会秩序且在执法过程中也未对曾健超造成太大伤害的警察却判两年，这香港的法治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维护谁的秩序?执法者到底是在执法还是在受气?这明明是把法律作为工具耍流氓支持“占中”的港独分子!
为啥这些法官都没有中国立场呢?怎么就能做出这样蔑视法治精神的判决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是香港终审法院还是高等法院，法官大多是外国籍或双重国籍。
据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2016年1月 4 日签署委任状，任命 17 人为 2016 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其中常任大法官 3 人，分别为李义法官(Roberto Alexandre Vieira)，邓国峥法官(Robert TANG Ching)，霍兆刚法官(Joseph Paul FOK)，非常任法官 14 人。17 人中仅有 2 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双重国籍或他国国籍。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情况也类似，多是外籍或双重国籍。
这些法官们，有几个长着中国人的脸?
香港最近又搞出了一件大事：
2月17日，香港7名警员因殴打违法“占中”者曾健超而被区域法院判刑2年。
这件事很快在香港及内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可以说随着北京开始对某些盘踞香港的势力展示姿态后，这些人对北京的一个示威。
重判警察：无关司法，其实是政治示威
这次香港法院搞出来的事情，其实是对前不久人大对香港释法的一次示威。
可以说，人大释法是北京对香港彰显主权归属的一次强硬姿态，在这样的强硬姿态下，香港的那些外国法官们在辱华议员风波上不敢造次。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
他们并不打算就这样屈服，
所以在所谓警员殴打占中者案件上，他们采取了明显偏向于占中者的判决。
不仅包括对警员的判决，还有对前特首曾萌权的判决，预计23日判刑，预计也是立即收押不缓刑的严判，这些都是香港法院对北京的示威！
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有三个：
一来是向北京示威：县官不如现管，虽然人大可以释法，但是具体操作还是他们说了算！
二来是向香港的反华组织传递信号：不要怕，主子没有放弃他们，依然有能力给他们撑腰！
三来是为了进一步撕裂香港社会，其实对于这些外国法官而言，香港未来怎样跟他们无关，但把香港搞乱，是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香港的法官们真的胆大如斯？
敢跟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叫板？
其实他们也是当年殖民主义留下的棋子之一，
是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的跳板之一。
这算哪门子司法独立呢？
谁的香港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香港是谁的！
从主权归属来看，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些面隐藏了多少暗流？
早在二战时期，香港就跟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并称世界三大谍都，二战后这里的情报活动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斯诺登曾经爆料，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中，至少有15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而英国的做法更为老辣，他们利用殖民者身份的便利，在香港设立了政治部，直接隶属于英国著名的谍报机构军情五处（MI5），在权力上直接凌驾于香港所有的执法部门之上。
香港回归前，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纵容下，政治部的活动更为猖獗，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会议、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回到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就拒绝将府邸搬到礼宾府（前港督府），而曾萌权上任后曾经翻新礼宾府，发现了大量窃听器。
有媒体报导，香港政府保安局在97年回归后，彻底检查过礼宾府，并移走所有窃听器。
也就是说，此次发现的窃听器当是97年后安装进去的——可见这些情报组织的活动是如何猖獗。
有个名叫罗亚的前政治部人员在他的回忆录《政治部回忆录》有这么一段记载：
港英政治部透过各种管道在学联中选录线人，以防止学运冲击港英政府或被中国政府利用，而这些内间学生毕业后入职政府，反而获得扶持，仕途反能平步青云。
从占中到现在，跟北京竭力唱反调的，香港学联的表现特别突出，原因就在于此。
从香港媒体许多公开报导来看，除了神秘的政治部之外，英国方面还将部分特工安插在不少政府机构、重要组织里，如银行、马会、学校等，甚至包括著名的廉政公署！
而至今，香港各界有哪些人曾经是政治部培训过的，仍然无人知晓。
政治部虽然于1995年解散，但却阴魂不散，
他们对香港社会全面深度的渗透，更是掌握了大量政府高级公务员的绝密资料，包括个人污点、升迁轨迹等，
没人清楚他们到底控制了多少各界人士！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扎眼了！
香港，是谁的香港！
电影《寒战2》中出现的政治部曾经是香港最大的秘密
香港需要一次破茧重生
香港，虽然在中国是属于特别行政区，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她终归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而作为一个城市，香港享受了太多的特权。
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历史因素，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是被排除在国际体系的主流之外，
而香港由于其国际自由港的特殊地位，
成为内地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
当时的香港有着非比寻常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但是随着内地经济一日千里，上海、宁波等各地自贸区开始逐渐成熟，
大陆对香港的资金和经济依赖早已倒置，
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香港政府需要内资企业的帮助才能在汇市和股市同时出击。
香港和内地的地位已经变了。
现在的香港，经济地位已经不同往日：
自身的经济衰退带来的是金融中心地位下降，已经不能和上海、东京相比；
随着上海港、宁波港等内地港口的开放，香港自由港地位也在下降；
数来数去，剩下的充其量也只有对外展示“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
但就这样的窗口意义，
也不见得是一个正面形象。
占中期间，香港警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澳门，和香港同为特别行政区，不同的是：澳门落实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当香港陷入动乱的时候，澳门却一直政局稳定，
而当香港经济陷入衰退之际，澳门特区政府却每年有小钱钱发给市民。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么话又说回来，港澳两地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主要还是对外展示的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是给谁看的呢？
现在还有可能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有且只有一个了：台湾。
目前北京已经开始了统一台湾的进程。
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最终武统，
未来台湾回归后，香港最大的意义在于哪里？
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
拜托，对于北京而言，一个境外反华势力渗透如此之深，然后到处给你找茬的国际金融中心，根本就是一个大麻烦。
再说了，中国可以打造一个上海陆家嘴，也能重建一个香港中环！
所以，如果香港社会不能好好的自我反省，
那么他将面对的，只剩下破茧重生这条路！
香港回归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困局？笨蛋，是经济问题！
来源 中产圈
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
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
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
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
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20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
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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