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渣男”、争议不断，顾城的诗该如何打开？
“天才”“凶手”“变态”“渣男”……不知不觉顾城已经离世近三十年，关于他本人的争议一直不断。
许多网友直斥他就是杀人犯，“心理扭曲”，连带着也贬低了顾城的诗作本身；更多的诗歌爱好者赞叹顾城的天才，但也对他的人品无法接受；而在许多旧友眼中，他又是一个本真的诗人，且因为这种诗性导致了自己的结局。
舒婷在纪念文中回忆：“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王安忆也多次写作纪念顾城：“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
钟文在顾城逝世20年时作文，认为顾城的诗歌超出了时代和社会的限制，他是一个做梦和写梦的诗人，他的特质就是完全以“本真的我”写诗，而这前提是身边有着“他人”的帮助和爱，所以他无法离开妻子谢烨。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的寓所用斧头将妻子谢烨砍伤致死，然后自缢于一颗树之下。他与谢烨在1979年便结识相爱，在1983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为了追求心中的自由王国，顾城于9年后和妻子移居新西兰激流岛。
然而，现实的生活依旧无法令他的精神得以满足，而此前他认识的年轻诗人李英对他一见钟情，并在顾城去国前便向他表白。妻子谢烨选择主动接纳李英，并默许她来到新西兰同他们夫妻一同生活。与此同时，顾城对妻子也一直存在着偏执的爱，甚至因此厌恶他们的儿子木耳。
直到1993年，李英选择与岛上的一位英国移民结婚，并离开了激流岛。谢烨劝顾城写成了《英儿》这部长篇情爱忏悔录，然而写作中顾城往往难以保持理性，陷入了诗意化的呓语。
李英的离去给了顾城生活和情感上的极大打击，《英儿》的写作反而进一步伤害了他与谢烨，最后造成了两人不可挽回的冲突和最后惨烈的结局。
而与此同时，顾城遗世独立的才情也无法被忽视，他是人们公认的“童话诗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家喻户晓的小诗凸显了他的历史思辨力，“黑夜”与“黑眼睛”的意象高度概括了诗人对刚经历过的岁月的感受。他不否认自己的眼睛也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从黑暗中挣脱，去寻求光明，这首诗体现了一代人的追求和心声。
但是，“黑夜”也给了他暴力与美的深刻印象。“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顾城始终追寻着心中理想的世界，而他能感受到死亡与“爱”会像宿命般一齐降临，死亡是对爱的惩罚，但又是不失其“鲜艳”的唯美。
这种矛盾又晦涩的表达，源于顾城内心世界的复杂，美与暴力之间平衡或失衡的主题，始终在他某些诗中若隐若现。
在我们所熟悉或陌生的顾城诗作中，悲剧的线索早已埋下，从这些诗作中，我们也能够逐渐感受到他诗意的生活和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危机。
01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于1956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是早已成名的诗人顾工。童年他随父亲下放山东农村，“在荒凉河滩上过着孤独生活”。在那段每日拌饲料、喂猪食的日子里，年幼的顾城背诵着父亲的诗，他们“把每首即兴写的诗，都丢进火里。我们俩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从这动人的回忆里，可以看出顾城的早慧，他12岁便写出这样稚嫩而敏锐的诗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顾城无论对自身、对自然，还是对人际关系，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力，这使得他早期的许多小诗都完全超脱了时代氛围，体现出对生活世界细微处的观察。比如他的名作《远与近》（1980）：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是充满感性的哲理诗人，这首诗处理的是“我”和“你”的关系，但是二者并非注视者与忽略者的关系。“我”和“你”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情感联结，他感兴趣的是亲密关系中微妙的距离感。
顾城的小诗非常善于捕捉充满画面感的细节，延展的联想表现的仅仅是美本身。比如《弧线》（1980）：
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质疑历史、审视生活，是那个时代朦胧诗人共同的写作主题，顾城也概莫能外，治愈“伤痕”、“寻找光明”是一直延续的主题。作为“童话诗人”，他坚持着“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诗人“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这集中体现在著名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里，它简直将“寻找光明”的理想具体描绘了出来：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诗人给自己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孩子”的身份，全诗的展开如同童话般明媚，却又伴随着驳杂的阴影。这些阴影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个人生活。如果说画下想象中的爱人本身就是“任性”的理想主义行为，那么诗末诗人还是回到了真实，“我没有领到蜡笔”。
他的对策就是毁灭这不完美的“世界”，“撕毁”心爱的白纸，这种不合乎童话性质的暴力色彩，有着诗人敏感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态度的影子。如果将他与同属于朦胧诗五诗人的北岛、舒婷相比，顾城的个性与悲剧性也就更为凸显。
02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舒婷曾有一首写给顾城的诗《童话诗人——给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人们相信了你/相信了雨后的松塔/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桑椹、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无数被摇撼的记忆/抖落岁月的尘沙/以纯银一样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作为好友与同代人，她对顾城的观察是到位的。作为“童话诗人”，他的诗作是对代表了现实的“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的“省略”，但是这种省略却又隐含着对眼前的失望。“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只有“远方”没有被污染。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对爱人眼睛的描写，让人想起戴望舒早年的《我的恋人》：“她有黑色的大眼睛/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而顾城对感情的要求更高，他要爱人“永远看着我”，“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对远方的期待有多高，对眼前的失望就有多深。当诗人认真将生活当成诗来对待时，他就无法同时处理现实与理想的不平衡，于是危机不时袭来，在顾城的诗中，他也就表现了较之同代诗人更多的彷徨感。
相比而言，舒婷还有一首以“童话”冠名的诗《小渔村的童话》：“我的童话是一张白纸/你小心的折起它，对我说：/我要还给你一首诗/从此我常常猜想：/在你温柔的注意中/有哪些是我忽略过的暗示？……我们已经共同完成了/那首诗。”
在这首诗中，她以平和的心态来猜想爱人，并耐性地追索“暗示”。舒婷在诗中更多表现的是对爱情的耐性和温柔，她和爱人“已共同完成”的反而不是诗，而是生活本身。
而北岛的新诗自一开始便呈现出内向而冷峻的倾向，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担当精神，著名的《回答》中充满了悲愤的警句和英雄主义情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但是他并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诗中有着改变当下的决心和勇气，坚定地回应了老师食指“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所流露的历史焦虑。
无论是北岛执着于批判和启蒙，还是舒婷细心地弥合与“放下”，都表现出他们在诗人心理上面对现实的成熟与平和态度，顾城则不然，他的世界常常是分裂与彷徨的。“没有被污染的远方”不容易抵达，他始终在“寻找一盏灯”：
你说/它就在大海旁边/像金桔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03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在顾城童话般的诗中，伴随着他作为寻觅者的坚持，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精神负担，在《分布》（1983）中可以察觉到他分裂的精神世界和焦虑感：
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
我的心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
影子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我是从一盏灯里来的
我把蟋蟀草伸进窗子
眼睛放在后面，手放在街上
诗人面对着自己的孤独和茫然，“大路变成小路”“草变成了树林”，都是童话中的梦魇，视线被挡住，前路也难以抉择。“舌头下有一个水洼”是诗人面对世界的独特的超现实姿态，“水洼”是他自造的，可以安慰内心的荒凉，但也仅仅是一个水洼。“我是从一盏灯里来的”，“我”同“他们”的区别表达了一点骄傲，但是与众不同的骄傲是危险的，于是“我”将眼睛“放在后面”好有所警惕。
童话可以缓解焦虑，在现实中，这体现在顾城对“外面”的世界的幻想，并且驱使他最终移居新西兰：
也许，我是盲人/我只能用声音/触摸你们/我只能把诗像手掌一样张开/伸向你们/我大西洋彼岸的兄弟/红色的、淡色的、蓝色的、黑色的/我大西洋彼岸开始流泪的花朵/那声音穿越了无限空虚
这首作于1983年的诗体现了他曾经对于远方的“外面”世界的期待，虽然中国不靠近大西洋，但是顾城或许只是将“穿越无限空虚”的希望寄托于文化的异乡，正如他诗中不时出现“拜占庭”“维多利亚的丛林”等地名。
1987年，顾城首次出国，而后辗转一年，他选择移居新西兰，并写下了《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其实早在七年前，他就彷佛已经预见自己的去国，在《假如……》里，他说：“假如钟声响了/就请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将在冥夜中/编织一对/巨大的翅膀/在我眷恋的祖国上空/继续飞翔”。离别的意象和家国情怀，就这样以表达死亡的方式怪异地组合在一起。
而在《墓床》中，即将开始异国新生活的顾城又一次以死亡意象书写疲惫。这首诗以预言口气开头，以“墓”为“床”，不仅是经验上的悲观，而更多是逃离后释然的姿态。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颇有放下此前诸多重担的意味。“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观点的歧异与外界的纷扰，都被“我”以“墓床”的休憩隔离掉。
在朦胧诗人中，相对而言承担社会主题最少的顾城，反而精神重担最为沉重，他没有办法选择一个较为舒适或较为坚决的生存立场。
顾城最终的悲剧，更多是由诗人本身的个性所决定的，也早已埋藏在他诗篇的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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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阅读新诗》，张德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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