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为什么让人失去自由？鲁迅在这篇小说里说透了
前几天的瓜相信大家越吃越沉重。除了一代优质偶像的彻底坍塌，我们再一次围观了婚恋神话的破碎。
被褪去名为浪漫的光环后，越来越多人聚焦于婚恋中那些更为现实、但被长久遮蔽的问题：
当我们陷入爱情时，爱的是具体真实的人，还是被爱的幻觉所迷惑和操控？
家庭主妇的付出谁来认可？她们的价值又该如何在利益上得以体现？
爱和婚姻，究竟为何让一些人丧失了自我和自由？
这些现实问题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恋爱概念和婚姻生活的反思。
实际上，围绕爱情、婚姻的社会争论一直存在。
如果追溯到近代中国的文学和通俗文化领域，我们发现，鸳鸯派将情感渲染成一种美德；而五四一代主张将“爱情”视为自由、独立、平等的象征。
浪漫主义爱情作为一项反叛的事业，是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和彰显。但与此同时，向来清醒的鲁迅却把视线聚焦在了五四自由恋爱理想的内在冲突上。
将自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的理想绑定再爱情上，是否现实？爱情能否抗此重任？
又有那些人或物，将在这一过程中牺牲？
鲁迅先生的解答，如今重看，仍有重大启示价值。
在《心灵革命》一书中，李海燕教授结合五四时代的情感语境，通过《伤逝》这篇经典短篇小说，分析了婚恋与个体自由的关系。
01
在感情中谈钱总是被说“伤感情”，但随着无数不愿谈钱的感情都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分崩离析，人们才不得不松口承认经济条件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独立在情感平等中的重要性，而鲁迅很早就告诉我们：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氛围，爱情无法带领个体抵达自由。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为五四一代带来的信封和刺激，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同理，绝少有五四的评论家愿意追究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
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
他提出尖锐的质问，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泼上了一瓢令人清醒的冷水。他前瞻性地直白点明：
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
鲁迅说道：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 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 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鲁迅指出，娜拉所受到的压迫，不仅针对其女人的身份，而且还涉及财产权遭到剥夺的那一阶级的成员。
这就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个体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它是否要求一切受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全部得到解放？
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爱情就是个体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肯定。
他们指认家庭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便已大获全胜。
年轻的恋人们的梦想，是凭借浪漫之爱的救赎性力量，建造一个更加理性化和人性化的二人群体，即伙伴式的婚姻。
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风险做好准备，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主观情绪无论有多么丰富、 美好和高贵，都无法构成“本身具体的个人所应有的整体性”。（黑格尔， 1975）
这种对于浪漫之爱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爱情命势的捉摸不定和虚无缥缈，以及爱情所处的与生活中其他目标、旨趣和诉求相对的地位。
02
鲁迅在讨论娜拉的这篇文章以及 1925 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都对以实现个人自主与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了质疑——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溯性口吻展开讲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
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她的家庭并与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
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下迅速瓦解。
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羞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
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
刘禾认为，涓生的这种忏悔姿态，其实是为了减轻自己抛弃子君而任其孤亡的愧疚，是一种缓解良心负罪感的尝试。
他反复地诉诸自由，是为自己的残忍寻找托辞；他把子君比作一只鸟笼，而暗示自己是一只向往自由的囚鸟（刘禾，1995）。
如果把涓生和子君的故事发成帖子，放在网络上，相信一定会引起舆论风暴.
而涓生就像任何一个在感情中懦弱自私的“叛逃者”，以“失去自由”为借口，逃避相应的责任。
而刘禾指出了更深入的本质：在此，爱情的男性中心话语“反讽式地再造了它本来意在推翻的父权制度”（1995，167）。
但是，在李海燕教授看来，除了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外，这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供挖掘。《伤逝》也是对自由恋爱观念内在矛盾的一次深刻反思。
03
跟自己喜欢的人恋爱，总被认为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为什么总有人会说，在爱情中失去自我了呢？
爱情故事总是浸润在忧郁感伤之中，因为自由恋爱尚是一种富含深刻矛盾性的理想。
就存在论而言，自由恋爱一方面追求独立自主，一方面又渴望得到认可并乐于屈从，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受到拉扯和撕裂。
从经验论上看，浪漫主义情人一方面深嵌于一张充满了内在韧性的社交关系网络之中，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自主性个体的浪漫主义身份，又促使他们去自由地接触并建立新鲜、冒险和民主的社交形式；他们同时陷入二者之中，不能自拔。
《伤逝》里，涓生在自由恋爱中所求之物，似乎更多是自由而非爱情，或者是自我肯定而不是自我否定。
特别是考虑到他不愿意为了热情而妥协自己，而且热切地想要把一切抛诸脑后，更可如此判定。
他企图用自己“主体性的整体”渗透他人的意识，并“成为他（或她）所追求和占有的对象”（黑格尔，1975）， 却不愿意把自己投入到爱情的辩证过程之中，接受对自我满足的弃绝。
另一方面，子君却心甘情愿地把涓生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本。对于两个人浪漫关系的每一个亲密细节，她都历历在目：“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
黑格尔敏锐地评价了这种在浪漫事业中存在的性别天堑：
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
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第一阵狂风吹熄掉。（《美学》，1975）
自不必说，女人传奇式而彻底性的降服于爱情，与她们性别本性的关系不大，更多是源于生活施加给她们的可与之竞争的诉求过少，导致她们 “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空间过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子君完全陶醉在她生活的“高峰”里，这让她可以大无畏地直面路人的白眼和与家人的决裂。
可一旦抽离了爱情，她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香消玉殒。
子君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一位平庸的家庭妇女，更直接的成因，是这对恋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接纳。
“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因为她成了一名私化的个人，这些对她而言已经无用.
被迫落入附属的地位之后，“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是战士也 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鲁迅）。
他们所实践的自由恋爱根本不够彻底，因为它只为女人留下了一条唯一的“谋生之道”，那就是走入夫妻式的家庭。
可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吊诡式地展现出将爱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的不可能性。
子君显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所以很快就质问了涓生对自己的感觉。涓生则抱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庄严诉求，坦白了自己爱意的消却，并迂回地暗示了他希望她离开的心愿。
可并不能说，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破败的小穴外，等待子君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鲁迅或许可以原谅涓生，因为他虽然后知后觉，总归还是认可了鲁迅所持的对于经济自由之重要性的信仰。
但是他绝对无法原谅自由恋爱的乌托邦理想，也无法原谅持续鼓吹自由恋爱的愿景而无视其内在的冲突及其与生活现实之间矛盾的那些人。
他们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恶意操纵轻信而易受影响的青年。
-End-
观点资料整理自：《心灵革命》，
（美）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编辑：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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