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深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

李津逵

　　编者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摆脱贫困、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旗帜。35年来，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关于深圳发展的大讨论。最近，从“超广州赶上海”的赞美，到两会上“为盛名所累、为赞歌所惑”的思考，再到“万言书”对改革的殷殷期盼，深圳又一次站在舆论风口上。李教授是知名学者，对深圳这座城市有着长期的观察思考和深深的人文情怀。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篇文章，站在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基于众多微观的咨询研究案例，和煦地总结了深圳30多年的发展基因和血脉，及其之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研究深圳和关心深圳发展的又一独特视角。

　　为什么由香港辐射带动起来的深圳，总人口却达到香港的三倍？为什么高等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资源远逊于北上广的深圳，其房价可与其比肩？为什么缺少国家教育科技投入的深圳成为世人瞩目的“创新之城”？为什么这里贫富差距明显，却不是一个仇富的城市？

　　一、岭南母体的移民城市

　　深圳是移民城市，但这座移民的母体文化——岭南文化不同于中国北方文化，这是一种跨越国界广泛蔓延在中国华南、东南亚、北美等地的文化。这样的母体使得深圳与那些中国北方因工矿而兴的移民城市有着根本不同。

　　顽强的自主精神
　　历史上从中原南下岭南的汉民系，无论广府、潮汕还是客家都保存了唐宋以前的汉文化传统，并以自主的认同制衡来自蒙元帝国自上而下的“编码”，从而留下“崖山之后”的中国，并广播于海外的东南亚、北美各地；岭南文化的自主精神就是近代以来广东开风气之先的秘密。人民公社时代全国曾出现“退社潮”，在那些向大锅饭说“不”的中国农民中广东农民占了大多数；宝安农民数次的“大逃港”，直接导致了此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农民创造出“三来一补”的模式，合法引进港商台商，深圳的经济由此起步；城市化大潮中深圳农民建新村盖新房形成“城中村”，成为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区。“你们的改革是用笔写的，我们的改革是用生命写的”。宝安农民用生命赢得了特区，他们被冠以“改革”的自主精神，是“来深建设者”的第一部教材。

　　有效的地方自治
　　顽强的自主精神表现在“城中村”：与华北华中不同，宝安农民以宗祠、族谱为纽带维系着村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全国取消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之后宝安农民创造出集体股份公司，将村落的土地集中起来，建新村、盖厂房，招港商，并且让这些港商享受“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待遇从事来料加工业务，为广大内地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观的就业岗位。新村（城中村）里既有公共空间、每家又都有均等的建房出租机会，深圳没有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失地农民”问题。在政府基本建设投资非常有限的时代，农民建起了总量达２亿平方米的城中村，成为这个大都市内布局合理、生活便利的低成本生活区，可容纳千万来深建设者。30多年里应有数千万人住过深圳的城中村，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深圳众多的创业者。

　　从容的经济理性
　　广东人做生意只算自己的帐，从来不在意别人挣得比自己多。这种迥异于“东方式嫉妒”的经济理性给所有南下的移民上了市场经济第一课。历史上广东人自中原南下，并未止步于岭南，而是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以商业贸易将自己的生存圈覆盖了整个东南亚。16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文明的西风东渐，东南亚又成为先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地带，因此岭南文化又成为中华文明中最先“洋化”的板块，与“胡化”的北方拉开更大距离。20世纪中期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北美华侨从“叶落归根”改为“落地生根”，讲粤方言的华人可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岭南文化务实、从容的本色经过了富兰克林式经济理性主义的烘焙，成为跨越太平洋的经济语言。

　　开明的地方政府
　　对民间自治的宽容是深圳政府的开明表现。广东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起源地，地方政府通过对爱国华侨的尊重实现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70年代末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听说广东农民“大逃港”，认定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主张出动军队去解决；在比邻香港的深圳设立经济特区，让深圳得以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允许农民分田到户之后重新组织集体经济，允许集体分股不分田，允许农民引进外商搞“三来一补”、征地返地给农民留出发展空间。同一个土地管理法，华中华北失地农民最多“户均三套房”，广东农民可以“人均一栋楼”。可以说，深圳精神源于岭南精神。历史上从岭南北望，蒙元帝国的许多法规制度有悖于生产力发展，完全不合理；时至当代，深圳人从实际出发的做法许多依然是“合理不合法”。深圳政府因此千方百计争取特区立法权，以便将许许多多“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合法化。最近20年里，深圳由政府主导的改革乏善可陈，但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依然有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管得少，干预少，给民间留出了更多的空间。政府对于社会建设的态度也坦率得可爱：并不预期社会生态有多大改善，直言社会建设是“风景林工程”，具体的项目不过是“盆景”。这样的政府比起坚信“有为才有位”的强势政府，不啻是民间的福音。

　　二、国际城市香港的示范

　　与全世界众多英殖民地一样，香港的社会制度建基于英国法治，并在英国治下成为一个高效率城市治理的典范。毗邻香港的区位不仅在全中国，即使从世界范围的“经济赤道”地带（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交界地带）来看，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低福利高竞争与自由法治
　　香港社会的低福利高竞争、政府对市场的积极不干预、高度自由法治社会的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对深圳构成直接的示范。
　　当深圳从一个农业区域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时，城市文明已高度发达的香港为深圳提供了全套的制度样本。例如土地批租、房地产按揭、加工贸易、公司治理、股票市场等等，对于深圳从计划经济的樊篱中脱颖而出走向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有不少的制度“创新”，是以中国大陆的语言从香港转译的制度成例。香港是深圳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标杆，她不仅为深圳带来强大的产业投资、专业技术，还在房地产、旅游休闲、商业服务和商品消费领域带来了持续有力的消费拉动。目前在高等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社会服务、公益慈善、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香港和深圳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深圳学习香港借鉴香港还有巨大的潜在红利。

　　超过“十所大学”
　　香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从企业家、银行家、职业经理到规划师、建筑师、会计师、律师、估价师、报关员、工地负责人等等，在设立经济特区之后来到深圳，参加了深圳的开发和建设，通过全方位地示范和培训，带出了深圳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不仅带来了专业的技能，而且带来了令人尊敬的职业精神。从封闭停滞的中国大陆来到深圳，并越过界河领略香港的人们，无不留下难忘印象。卫生、绿化、秩序、友善、敬业，在在令人心生感慨，而生起而行之的冲动。香港之于深圳的作用超过了“十所大学”。深圳又不同于香港，在技术创新中扮演了与香港和而不同、错位发展的角色。

　　英语城市
　　香港是一座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际一流商业城市，英语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如同罗马帝国时代拉丁语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在香港，不仅法律文件、图书报刊、街道路牌、学校教材大量使用英语，而且所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士也都有英文的名字。这使得香港的精英阶层是一群可以用英语思维的人群。香港不是大一统金字塔中的行政结点，她远离行政权力，客观上鼓励深圳人到市场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香港的成功治理大大舒缓了深圳人从近代史教育中背负的张力，以更加国际化的心态从容地面对英语世界。这些都使比邻香港的深圳成为全球化大潮的近水楼台。

　　三、持续、自愿的移民社会

　　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工矿城市，深圳移民潮不是随着大型工矿项目的建成而完结，而是几十年持续不断；同时深圳的移民潮也不是由国家意志或是企业调动来安排的，而是每个人自愿前来的。深圳是一个自愿组成的城市，正如美国是一个自愿组成的国家。

　　持续涌入的“深圳选民”
　　毗邻香港、腹地有限、早期开发难以摆脱土地财政的深圳，其房价在全国位列“一线”。闯深圳的人中多数在深圳干上几年便回到家乡或者去其他“门槛”相对较低的地方，这使得深圳建市已经35年但平均年依然不足30岁。有人说一个打工族如果不能在三五年内脱颖而出便在深圳难于立足。深圳无情地在每一茬涌入的人们中间筛选出生命力最强的人，这些人可以称做是“深圳的选民”，他们中有相当比例就是创业者。沉淀下来的人一定是不甘宿命、不安现状，往往会持续拼搏改变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

　　“用脚为深圳投票”
　　以深圳的高等教育、历史名胜、医疗卫生、文化艺术资源论，其高房价完全反常规。特别是对于广大非户籍人口的“低福利”条件，人们竟然甘愿接受，也不符合寻常的道理。他们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给每一个前来者以公平对待和选择自由，他们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个新的前途。而当这样的人口组成了一个近两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发生？

　　不断提高的标准
　　深圳的愿景不在政府报告中，而在民间的认知里。对于深圳人来说，政府将深圳定位为“国际化”还是“现代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将深圳看作是什么。如今教父级的创客十年前不少在制造山寨手机；如今大公司的创立者２０年前凭走私赚得第一桶金。半数的深圳人住在没有产权证的房子里，半数的深圳孩子付学费就读于民办学校。不能指责深圳的“法外生存”，倒是应当追问何时让法律适应真实的生活。一旦深圳人获得了经济独立，有些人就开始追问自己人生的意义，于是一些人会关注生态环境、一些人会参与民主选举、一些人会要求政府公开财政预算、一些人会对政府部门做出评价，深圳人开始对深圳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预期。深圳的社会发育与发展阶段是吻合的，只要政府不做拔苗助长的事，假以时日深圳可以自然成长出自己的市民社会。

　　四、深圳映照出怎样的中国？

　　深圳如同一面失真度极小的镜子，照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也照出了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整体上处在“低需求”阶段
　　深圳映照出当代中国人整体的需求层次。一个低文化艺术配套、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令源源不竭的年轻人来此寻梦追梦，表明当代中国还处在一个欠发达、欠文明的发展阶段，国人的需求整体上还处在满足生存、渴望自由和过程公平的阶段，远没有到达在文化艺术享受、宜居生活环境上提出更高需求的层次。年轻人乐于奔向的深圳是一个可以更平等地挣钱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创新也体现在工业产品为主的物质文明层面，说明中国在科学文化艺术上对人类做出贡献还要假以时日；

　　南北差异无法短期扭转
　　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承载不同的文化，中国南北差异至少在蒙元时代便成定局，“汉人”与“南人”已分轩轾。“洋化”的岭南保留了更多的地方自治传统，“胡化”的北方完全被大一统编码。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岭南经济、文化、观念渐次“北伐”的过程，伴随着北方行政意志不断南下对岭南“格式化”的过程。这两种趋势都不可能短期扭转，这是布罗代尔所说的有异于长时段“地理时间”和短时段“个人时间”的中时段“社会时间”。按照这样的推理，只要能保持自身基因，深圳的文化优势至少还将持续上百年。

　　中国正在发生代际转变
　　短短35年中国就从千年饥饿转向温饱，并正在奔向小康，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就是天壤之别。今日深圳的人口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是唱着“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而不是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一代人了。比起时下常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人口的代际转换更为深刻。新生代不奢望深圳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他们在用脚为深圳投票。他们选择深圳决不是深圳公共服务水准高，而是中国其他地方公共服务水准同样不高，还缺少市场上的公平和自由。比起温饱来说他们更看重公平和自由。深圳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但公平和自由使得深圳不是一个仇富的城市。深圳告诉人们中国人只要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能够忍受的基尼系数远大于国际平均水平。

　　公共投入还有巨大优化空间
　　深圳不仅汇集了中国的寻梦者，而且汇聚了数以万计的国际创客，他们潮涨潮落般地自由来去，让深圳依然是一个流动中的城市、演化中的城市。她缺少国家级的试验室，但不少企业建成了世界级的试验室；她缺少大学，却把全国大学毕业生塑造成为职业人；她没有几个“两院院士”，但她是能让技术创新真正落地的城市。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用他们的梦想塑造着这座城市。深圳告诉人们，假如中国的公共投入更多地交给市场交给地方，中国的发展会更快更健康。

　　巨大的改革红利等待释放
　　深圳取得今天的成绩仅仅是因为经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和全国一样，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或是大门紧闭或是步履维艰。“百门皆闭唯开一窗”的片面开放已经可以促进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未来在诸多社会领域的开放将会释放出多大的改革红利，这足以挑战我们的想象力。

　　深圳映照出的中华文明，经历上千年的衰落之后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启底回升，又经过20世纪的大动荡之后于80年代在经济上重启对人类主流文明的开放。她记录了中国伟大的复兴，同时，由于这场复兴来得太迟、起点太低，因此作为这场复兴中的典型个案，深圳还远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但却是中国走向复兴中最靠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