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夜读】别样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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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日晚9点30分｜与你说晚安

文｜曹友伦

原文刊载于2019.2.1江南晚报人文周刊

除夕，在农村叫“大年夜”，村里人大多在大年夜“过年”。

在临近春节的日子，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过年”。村里人说的“过年”，其实是一种祭祖仪式。只有祭了祖，才算过了年。
　　

从我懂事起，过年都由我母亲操办。因为在我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就成了这个残缺不全的家的主人。母亲除了忙农事，柴米油盐和过年的年货也都由她置办。过年前，母亲除了要买祭祖的酒菜等食物外，香、烛、爆竹之类等过年物品也都由她买齐。
　　

祭祖的酒菜，那时是三荤三素，盅筷总是十三副，何时点烛，何时上香，何时跪拜，都有一定的顺序。后来，母亲把祭祖的仪式都教会了我妻子。再后来，母亲不幸过世后，妻子就承担了祭祖的重任。
　　

祭祖看似虚幻，对我这个信奉唯物主义的医生来说，旁人以为我不会接受，但我不但接受，还很诚心地和家人一起过年。因为我觉得祭祖是缅怀，更是一种追思。

如今，我和妻子还年年祭祖，年年过年。

从小到大，母亲在祭祖的桌子上摆好酒菜，点上香烛，她总嘱咐我开门，叫我呼唤祖先们回家吃饭。她特别要我叫上爷爷、娘娘（祖母）、爹爹、大娘。大娘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她在结婚不到一年时，在难产中不幸身亡了。父亲和我母亲后来结合后就有了我。长大后，母亲要我把爹爹的前任妻子叫大娘。直到现在我家祭祖，开门呼唤祖先们的时候，我还要叫上大娘。
　　

当祭祖时，门窗都是关着的，也不开灯，屋子里就祭桌上两支红烛亮着。在昏暗的烛光下，看什么都是迷迷蒙蒙的，人就像在似梦非梦之中。
　　

祭祖时，我常坐在祭桌旁，静静地坐着，仿佛心也静止了。在祭桌上热菜袅袅升起的蒸气中，我仿佛看到了先祖们，之中有我认识的祖父、祖母。父亲早亡，他只给我留下了“友伦”两个字。试想，现在就是见到真实的父亲，我和他肯定仍会形同陌路。祖父是在我五岁时去世的，在我的印象中，只记得有一次他在菜地除草时，我骑在他的颈项上，他像马一样地跪着拔草。还听祖母说，祖父有一次在茶馆喝茶，有人给了他一个橘子，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给我吃了。
　　

在童年，陪伴我最多的除了母亲，就是祖母了。祖母有气管炎，每到晚上总是咳嗽咳痰。祖母过得很苦，到老也没过上好日子。
　　

烛的颜色是红的，点燃后会流下油样的红色液体，好像是人在悲伤哭泣……
　　

母亲去世后，在大年夜我们依然祭祖，但在祭祖的餐桌上，我却看不到母亲了。

我父亲亡故时，母亲才二十岁。后来亲友们见她生活艰辛，就劝她改嫁。在上海的大舅开着一家袜厂，也劝她去厂里工作，但她都没有答应。她说不能抛下儿子，不能抛弃家。后来的年月，她把青春年华都放在了这个残缺不全的家里，放在了我的身上。直到我10岁那年，她才在前村找个男人结了婚。

她和男人结婚登记后向我解释，娘说她没有文化，连秤也不识，不会谋划治家，以前吃了很多亏，就找个人帮助着过日子，她还给我看他们的结婚证书。当时，我没说话，只是瞪了母亲一眼，后来居然抢过证书，一下把它撕成两半。母亲呆住了，她没说话，只是流泪。

后来，我才知道，娘没有远嫁的原因，她是为了继续照顾我，为了不带着我到别的人家去，怕人说闲话。

娘虽然已到前村，但她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家，继续抚养我长大，直至我上学到南京。

后来，母亲有了两个女儿，再后来母亲老了。再后，母亲走了，永远走了。

母亲过世后，我的儿女们要把她的遗体“请”回家。我说，让他们在一起吧！我爸还有大娘陪着。就这样，母亲养育了我，在她去世后，在我家过年的祭桌上，竟然连她的座位也没有。

于是，每当每年过年，我总要跪拜两处先祖，除了我家原来的先辈们，我还要到妹妹家跪拜母亲他们老两口，不管风霜雨雪，只要妹妹家过年，我一定过去。

过年时，我总是虔敬地坐在祭桌旁，默默地陪伴着先祖们…

责编：小南

图片：视觉中国

来源：江南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