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你的快乐从何而来？
未知世界充满风险，也带来无限可能
一个人应当做出新尝试，并承受失败的风险，而且这么做不应受到指责。
—01—
滨哲郎的餐馆位于伦敦苏活区的后街小巷。餐馆后门口挂着一幅图画，很有标志性，相当积极向上。这是葛饰北斋著名的《富士三十六景》中的一幅，名叫《凯风快晴》（Fine Wine，Clear Morning），是件复制品。
在画面中，赤红色山顶周围布满了融化的白雪。这幅画被印在暖帘上，那是一种有缝隙的镶嵌布料。
按照传统，在日本的房屋中，暖帘用来隔开厨房和餐厅，或用作商业用途，表示店里开始营业。服务员时而不可思议地从富士山的低坡处钻出来，要么手上端着长长的船形盘子，里面摆着寿司和生鱼片，要么端出装满天妇罗的漆盒，看起来就像葛饰北斋绘画作品中的小片云彩。盘子里还摆着装有蒸面的陶碗和装有日式和牛肉的木板，这些牛肉是用这家店里特有的“约甘烧”（yogan-yaki）煮制而成。此外，还有天然熔岩烧烤，这些熔岩是从富士山运过来的火山岩。
一个人如果肚子饿得咕咕叫，一心盼着午餐端上来，就没工夫去思量火山所象征的危险与小商家通过或希望通过向人们出售美食而赚钱的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了。
这二者的区别和阿孙塔在索马的那番话并无太大不同，她描述了她那一代人的担忧，从担心维苏威火山到担心其他人。的确，我们与风险的关系在发生力量上的变化，人类机构对各种大大小小风险的意识在增强，这些就构成现代生活——或者说是“现代性”［如果你是一位像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那样的社会学家，你就会这么称呼它］的重要标志，他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都阐述了“如今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这一著名论点，此二人都是备受尊崇的人物。
在贝克和吉登斯的论点中，有一条就认为外在风险（比如火山和传染病等）被“人为制造的风险”所取代，而这些风险是我们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从极地冰盖融化、滥用抗生素催生的超级病菌到在通勤火车上引爆炸弹自杀的本土圣战分子，这种人造风险在如今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使我们在校准和它相关的一切时，几乎将之等同于“近死”。他们推断，并不是说今天的风险比以前更多，而是风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
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常常表现得有些神经过敏，这种情况呈上升趋势。因为我们不仅担心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还会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推测正确的做法——我们有希望，我们有梦想。以前我们蒙恩于神的旨意或者传说，但现在我们相信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变化无常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美妙的可能性。
还有美味可口的寿司。午餐端上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苏活区这家滨哲郎餐馆的创立者。
他的故事里没有水深火热，也不是一掷千金的扑克游戏式商业冒险。这里没有乔丹•贝尔福特（《华尔街之狼》的作者）式的滑稽。相反，他的故事透着平淡的风险，只和金钱有关，属于个人化的东西，是一个平凡故事，关乎带着勇气去追随自己的内心，还关乎带着一点点儿创业精神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吃完一盘像珍宝一样精致的枕式米饭和鱼肉，滨哲郎告诉我，他出生在战后日本中部的冈谷，父亲是一位时运不济的商人。在滨哲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滨先生在中国大陆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但是日本战败之后，那家公司倒闭了，很快，父亲的第一位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他失去了一切，”滨哲郎说着，用细长的黑筷子将饭粒拨进盘子里，“他有个孩子，也就是我哥哥，不管他背负着什么包袱，那都是他仅有的一切。”
滨哲郎的父亲并没有灰心，他去了首都，在“那个几乎被毁之殆尽的东京城”，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和百元店。百元店是一种廉价商店，相当于一元店。但是，令滨氏家族失望的是，两家店都经营不下去了。
“父亲始终是我的楷模，”滨哲郎说，“他善于随机应变，思维开阔。他经历过很多事。我觉得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他的兄弟总是和其他亲戚说，‘哦，他这个人不够专注，肯定成功不了。’我小时候觉得他们说的不对，觉得这很不公平。”
滨哲郎始终认为一个人应当做出新尝试，并承受失败的风险，而且这么做不应受到指责。当然，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信条。
—02—
1971年，23岁的滨哲郎第一次离开日本，借着长期旅游限制逐渐松绑的契机，加入到战后第一次旅游的浪潮中。尽管大部分人都去了美国，但滨哲郎和为数不多的人去了欧洲。
“我想和别人不一样。”他说，心平气和地在桌子上旋转着一只味噌汤碗，仿佛它是一个转盘，“我通常不会随波逐流，当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和以前大不一样。我想要留下来。”
滨哲郎一直以来心怀抱负，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商人。他希望他可以摆脱那个大家庭里众人挑剔的目光，这时，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回到东京，但没有按照大家的预期去找一份单调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而是对他的父母宣布：“我想创业，去国外创业。”
“我想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说，“在当时，大部分父母都会说不行，你不能去。但我父亲呢？”他笑了笑，接着说，“他说，哦，这是个好主意，想去就去吧。对我来说，没有钱，语言不通，没有熟人，这么做是很鲁莽的。但除了冒险，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这个身材瘦小、穿着整洁的男人竟说出这番不羁的言辞，显得颇有些不协调。他身穿米黄色外套和淡蓝色衬衫，衣服精心熨烫过，很平整，他的两鬓有些泛白，留着整齐的小胡须。当然，光看外表，看不出滨哲郎对传统的叛逆，但他的眼神闪烁着活力，还有那不拘礼节的举止，都与他的外表颇有些不相配。
1973年，他来到伦敦，立刻开始寻找机会。不久以后，他在贝斯沃特的后街小巷里偶然发现了一家小旅馆。旅店一楼有一间早餐室，白天闲置着。在当时，伦敦只有四五家日本餐馆，而来自日本的游客与日俱增。滨哲郎开始着手去说服那家旅馆的经营者：只要在那里开间日本餐馆，就会吸引来大批的日本游客。
“我说，好，我想不花一分钱租下来。老板说，不花一分钱？哦，不，不，不。你总得付电费和煤气费吧？我同意了。”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显然被40年前的做法逗乐了。
滨哲郎开始打理自己的餐馆，与其说这是大胆的创业冒险，还不如说更像是在经营学校项目。他用一张塑料板剪出日本地图，涂上颜色，粘在墙上。接着，他用木头和墙纸做成障子，用来遮住窗户，那扇窗户正对着一楼楼梯。就这样，他的餐馆开业了。
“我把它称作日本滨氏饭店餐室。之所以叫‘饭店餐室’，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生鱼片，而且我的主厨也不是寿司主厨。他是一名日籍法国人，非常年轻，只有19岁，刚刚从烹饪学院毕业，我对这个小伙子说，你会做味噌汤吗？他说，当然会做。然后我说，很好，你来上班吧。他就来了。”
滨哲郎哈哈大笑起来。在午餐期间，他用这种话剧式的方式重温了这段似乎称得上是最快乐的回忆。在这妙语连珠的对话背后，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对于当时所冒的风险有着敏锐的认识。
“冒了很大的风险，不是吗？”他说着定了定神，调整了拿筷子的姿势，“我对于经营餐馆一无所知。不懂得怎么做生意，甚至没有营业许可证。你知道的，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被驱逐出境，”他抬了抬眉毛，“但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天生乐观，是个冒险家，但我感觉不到这种风险。有时候虽然你并没有冒险，但实际上却正处于风险之中。”
—03—
日本滨氏饭店餐室并没有一夜之间获得成功，但不到一年，他们收支相抵，滨哲郎甚至开始为自己开出不多的薪水。三年后，滨氏第二家餐馆在芬治利道开业。1979年，他抓住机遇赚了一笔。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旅行限制在日本得到解除，同时，私人购买进口轿车的繁复手续也被取消了。滨哲郎的交际能力正好派上用场，更不用说他对英国的商业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日本汽车爱好者开始找他帮忙，购买法拉利或捷豹。这真是令人兴奋。
“如果是日常工作，我做不到这一点。”他说着，走出餐馆，肩膀轻轻摆动，脚步很是轻盈，仿佛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一半，然后朝着停在外面的银色奔驰走去，“我总是要尝试新东西。”说完，他发动汽车引擎。夏日的暖风吹过滨先生的奔驰车，他驶过波特兰街，穿过摄政公园、梅达谷的豪宅街区和瑞士小屋式的中高层建筑，绕过相对喧嚣的北环路，朝着他的另一家店面驶去，他讲述了自己买卖汽车的生意是如何从萌生想法到付诸实践的。
刚开始，他在一家大型汽车库和展示厅后面租了一间小办公室，分包他们的工程服务，为他们卖车。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成为日裔社区内汽车行业的供应商。这个主意很棒，生意很快得到扩展。90年代中期之后，滨哲郎成为丰田汽车在英国最大的经销商，年营业额达到约7000万英镑。但与此同时，事情变得“不算单调，但了无新意，”他说，还有“压力与日俱增”。一味地挣钱，生活没有乐趣，这并不是滨哲郎想要的生活。
2003年，他抽身退出，用他的话说，“用一笔相当合理的价钱”卖掉了那家店。如今，滨哲郎站在无疑是最干净的车库里，而这里也是他那家汽车公司所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他简短地说：“这就是退出并投身其他事业的机会。”
几个月后，在第一家餐馆打工的19岁主厨山本馨打来电话，他们当时已成为朋友。他在受到大萧条袭击的东京经营着一家法式小酒馆，生意十分惨淡。
“所以他说，他想关掉这家店，我说，那你有什么打算呢？”滨哲郎再次笑得合不拢嘴，“没什么打算，他说。没什么打算？你想回到伦敦吗？日本料理在这里很受欢迎。他就来了。我是为他而开的这家店。”滨哲郎压低声音小声说，“为了山本先生，为了我的主厨。他很有本事。”
就这样，他和山本馨经过一番周折，在苏活区开了这家雅致的餐馆，也就是前面提到厨房门口挂着印有火山暖帘的那家。不久，一家日本烹饪学校在伦敦金融区成立了，并开始对外招生。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日本饮食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烹饪学校的成立也正好迎合了这件事。
“我可能会做快餐连锁店。”滨哲郎咧嘴笑着说。滨哲郎今年66岁，尽管他这辈子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英国度过的，但他仍然是一个性格冷静的日本人。
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偶尔有些难懂，还明显保留着从日本海那头所带来的特性。他的妻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都回了东京。但不管怎么样，滨哲郎留下了。因为他所享受的创业生活无法在其他地方进行，他对在异域他乡创业有着深刻的认识。有时，一些小事就能使你感到快乐，舒服自在。
当问到他是否认为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在英国比在他的祖国获得了更多自由，他说：“是的，我这么认为。”他斟酌着，朝自己的汽车走去，“在日本，你常常得用自己的资产去做抵押，所以，一旦失败，你就失去了一切。而且，日本人常常认为，一旦你受了挫折，就是一个失败者，你的一生也就到头了。在这里，你可以重新再来。这就是区别。”
这是滨哲郎的行事方式的核心，也是他的成功之处。其中一点就是，他长期以来把小挫折置之度外，始终留心细微的机会，用他的话说，趁好运之风从身边飘过时“抓住它”。他是幸运加丰富阅历促成成功的极佳范例，但在这个风险社会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他把握住了自己的运气。
滨哲郎再次驱车穿越伦敦。他走进烹饪学校，沿阿尔德盖特水晶般商业神殿的路边走去。他站在那儿，和一名员工开玩笑。那人正在为晚上的课做准备。他正将不锈钢碗和一沓沓小葱、芥末酱、有光泽的茄子和尖刀摆好。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酱油和米醋的味道。有人叫滨哲郎系上围裙。“我最想看到他这个样子了。”一名主厨说。滨哲郎故作惊恐状。大家都笑了起来。
“如果我完成了想要完成的事，我会很快乐。”他说，“高营业额不重要，金钱也不重要。我的员工干得开心，我们就像一家人，互相友爱，这就是成就。我很喜欢看到他们开心，那样我也会很开心。”
正如美国小说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所写：“稳不住幸福，亦躲不过悲伤。”而滨哲郎的人生似乎静静地证明了快乐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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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波莉•莫兰
纪录片工作者、制片及作家， “人生学校”（由阿兰•德波顿创立）的教师之一。其著作《胆小鬼俱乐部》《如何勇敢》不仅佳评如潮，后者更荣获英国《卫报》首作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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