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没小事，英国作家怒挑美国的往事

近日，李志发表长文，提到自己的音乐曾两次被《明日之子》及相关巡演侵权，他一纸诉状把哇唧唧哇告上法庭，向节目组提出了索赔300万的要求。

原创独立音乐人的版权之争还在继续，吃瓜群众或许还在看热闹。日常生活中，你会在网上下载或者分享免费的（daoban）电子书、音乐、电影、图片吗？

侵权这事并不稀罕，早在19世纪，即使是英国（近代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案》的诞生地）作家，面对不按规矩来的美国，也是满腔怒火却无处发泄。

阅读没小事，英国作家怒挑美国的往事

——美国文化繁荣的秘密

风靡一时的英国航海冒险小说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24年，并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为蓝本，撰写了一系列以海上生活为主题的故事。这些情节曲折、动人心魄的小说在英语国家很受欢迎，作者也因此获得了相对不菲的收入。1836年，凭借小说《海军候补生伊齐先生》（Mr Midshipman Easy），马里亚特上校获得了约1400英镑的版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6万美元。这个数额并未达到马里亚特的预期，他责怪自己的出版商抽走了销售收入的“大头”。

马里亚特的美国出版商几乎不花分文便可以弄到他最新的作品，然后再以极低的成本将这些作品进行再版，难怪在他构想的末世论里，必须有一个特别的地狱是专为这些美国出版商而设的。

马里亚特这样的英国作家无法在美国提出任何赔偿有求，但他们却成了当时撑起整个美国出版业的顶梁柱。正如美国出版商J. 亨利·哈珀在撰写家庭创业史时所说：“哈珀兄弟在一个廉价文学泛滥的国家里看到了大量读者，在英格兰看到了大量比美国小说更丰富且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他说得很简单，但是对一个外国作家而言，这事足以叫人抓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哥特式小说被美国出版商印刷了大约50万册，可是作者未从这笔利润中分得一分一毫。司各特爵士于1832年去世时仍背负着债务，他的同辈人都认为，“如果美国出版商能够付给他一笔公正合理的报酬，也许能救他一命，至少能够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必为了偿还债务而拼命工作”。

查尔斯·狄更斯的书也在美国销售，但1840年他估算自己从中赚到的钱不过50英镑。在谈到美国人对赔偿的漠然态度时，狄更斯写道：“我对天发誓，一想到这种行为，我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了，似乎整个人都在膨胀，我感觉自己足有6米高。”

就在马里亚特这样的英国作家怒斥美国盗版猖獗时，美国人仍然在与野狼、天坑、疾病、充满敌意的土著、饥荒、大萧条和边界地区的各种天灾人祸苦苦搏斗，努力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内战前的美国人毫不关心国际版权的道德问题，尤其当他们意识到这是由刚刚烧毁美国政府大楼，并且曾向美国征收茶叶税的那个国家的公民提出来的。对于手头不宽裕的美国百姓而言，便宜的书籍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书籍。

 “成百上千个像我们这样的人，花50美分就能买到布尔沃·利顿、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或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的最新小说，如果要像伦敦人那样花上1英镑11先令6便士，甚至是7美元才能买本书，我们当中有几个买得起？”美国出版商乔治·帕尔默·普特南在1838年写道。没人买得起。而且，没错，书价之所以这样低廉，是因为布尔沃、詹姆斯和马里亚特这些作家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同胞需要文学更甚于英国作家需要钱。

在《美国日记》中，马里亚特试图描画出1837年前后美国立法者看待版权国际化的立场：“只有对人民进行启迪和教育，各州才能够凝聚在一起。你要我们向自己征税，控制廉价小说的流通，几个英国作家的利益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需要牺牲千千万万美国人民的福利？”总之，这位立法者认为，作家在道义上对自己的作品的确享有版权，但若是为了公众福祉，这种权利是可以而且应该放弃的。

尽管英国作家因为美国缺少国际版权法愤怒不已，许多普通美国民众却认为这不是缺点，而是一个特点，一个偶然存在的法律空子，让人们得以轻松享受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或是糟粕，反正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盗印本质量不佳，但胜在价格便宜、数量多，而且印刷还算清楚，能够有效地培养起一批新兴的读者。从诺亚·韦伯斯特的时代开始，美国人就很珍视这样一个理念：普通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和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教育是穷人向上攀爬的阶梯，对于许多人来说，廉价书便是那阶梯上的一个个台阶。

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而言，阅读不仅是教育工具和公民参与事务的工具，而且正如历史学家路易丝·史蒂文森所说的，它“对于社交联系很重要。阅读在提供共有词汇、编织典故和意象世界的同时，还起到了娱乐家人和朋友的作用”。而共同的文化典故则对构建文化思维很有帮助。

版权在美国仅仅是一个法定权利，它自《宪法》衍生而来，并非传统的约定俗成。在一个不将版权视为自然权利的国家，使用不受保护的英国作品时，是没有道德限制的。实际上，很多美国人认为放着这样的便宜不占才是不对的。

1842年，作为对克莱议员最后一次构建国际版权法努力的回应，费城的谢尔曼&约翰逊出版社向国会提交了请愿书，其中写道：“与必不可少的空气一样，英国人的著述就这样无偿地来到我们身边……难道我们应该对它征税，并从此为这智慧和德行之光的流通设置一道阻碍吗？难道我们应该建起一座大坝，阻挡知识之河的流动吗？”

英国作家煞费苦心地把这种让人不快的做法诉诸直白的道德术语，将这种未经授权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行为比作在公海上抢劫。作者们认为，美国盗版商就像海盗一样靠着抢占别人的财产发家致富。提出海盗这一比喻的前提，是假定作者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有着天然的权利，而不经作者同意便摘取这些果实，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这样的观点常常受到具有恻隐之心的美国作家的回应，而且他们在重申同行的主张时，往往也会补充一些自己的观点。美国作家认为，国际版权法不仅是出于道德上的选择，还是一个对美国大有裨益的选择，因为它能够提高本土书籍的质量和数量。廉价书只会削弱美国人的创作欲望，并且将美国文学市场的主导地位拱手让给可憎的英国。美国的文学之所以潦倒不堪，缺失的国际版权法便是罪魁祸首。一个不能提升本土文学作家地位的社会，根本不能称其为社会。

 “我警告你们，警告你们不要阻碍国际版权法。”马修斯于1843年在纽约社会图书馆做演讲时这样告诫自己的听众，如果国会拒绝制定国际版权法，将会产生无法避免的恶果，而且“凶兆已经出现了”。在马修斯看来，这些所谓的恶果便是美国作家将继续写烂书，读者继续读烂书——或者毫不客气地说，像马修斯这样的人将再也无法对公众的阅读品位施加影响以及制定标准。

一切争论最后都会归为阶级之争，国际版权法也不例外。偏向普通民众的法律和文学与为精英阶层服务的法律和文学，哪个真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内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在争取国家版权法的斗争接近尾声之际，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19世纪80年代初期，大部分美国人对国际版权法都毫无兴趣，更不可能赞同。“国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不大有兴趣，”普特南写道，“对一般民众而言，文学作品的物权理念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概念，所以也不太关注。”美国依旧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19世纪上半期那样摧毁性的经济恐慌依旧时常发生。普特南写道，舆论认为，“国家教育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以小成本获得的最佳的文学作品”。工业的不断发展为美国人带来了曙光。纸张价格持续下降，像油印机、轮式印刷机这样的新式机械技术使得印刷速度增快，故而书籍的成本则不断降低。但是，子承父业的普特南嘲笑美国人竟然认为“通过大肆占邻国书籍的便宜，就能够促进国民道德和心智的进步”。听凭人民肆意而为是不可取的，得由像他这样的道德卫士来教导他们分辨对错，以及怎样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做法。

终于在1890年，有一项提案获得了关注。它严格规定只有在美国生产的外国作家的书籍才能在美国获得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这便解决了美国生产商所担心的利润下降问题。

美国终于有了一部自己的国际版权法。国际版权法的出台的确改变了美国的出版行业，尽管不是以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在《词语的应用》（The Labor of Words）中，文化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P. 威尔逊描述了自1891年之后，美国出版行业如何成为“一个畅销书体系，开始激励本土作家不断赶超他们的欧洲同行”。出版商们开始为了得到作家书稿而竞争，并积极地将出版物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读者进行推广，出版业的旧规陋习崩溃了。严肃作家的人数迅速增加，远远超过了创作脱离现实的爱情小说的作家人数。作家洛拉·多丽丝·加里森曾说过，爱情小说“对美国女性读者有莫大的吸引力，导致她们闭目塞听地沉溺在阴柔的氛围里，一味追求阅读时的轻松愉悦，想方设法逃避心中的孤独和颓废”。美国的印刷文化已然成为一种大众文化。

国际版权法的捍卫者们曾经希望——至少曾公开这样表示过——写作的专业化能够催生更多好作品。实际上，好处远不止于此。威尔逊在评论写作这一行业的专业化时说道：“关键是作者的知识产权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同时出版商也有追求更好的市场预期和更大支配力的动力。”

如今的出版商开始扮演起雇主而非出资人的角色，出版业也从民间机构演变为一个行业商会。出版商花更多的资金买书稿并进行推广，因此更渴望保护自己的投资。在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后，有关国际版权法的争议培养起人们的版权观念：将版权视为物权，将文学作品视同财产。与此同时，拥有这类财产的人则开始关心如何保护的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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