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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折叠下的困守者:村医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

2016-12-15 程归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知乎作者:程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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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你吃着30分钟超时赔付的外卖、接收18层楼送货到门的快递、买下24小时不关门的便利店盒饭,享受着时代发展带给你的便利与快活时,你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些操着你听不懂方言、出大力挨狠骂、一个月攥着几千块钱的年轻人,身后站着无数个空巢家庭,正在跌进中国最底层的底层空间。

他们被城市化远抛在身后,沦为时代最可悲的牺牲品,他们被折叠了。


他们就是「留守阶级」。


近几年,以发艺总监tony、快递员、外卖小哥为代表的一批服务业兴起,需求暴增以致大幅降低农村青年准入门槛,全中国60万个行政村为小到地级城市,大到北上广深源源不断输送劳力。对于拥有1.69亿老龄人口的中国来说,这不仅造成近半数空巢家庭诞生,更形成一种极具特色的中国式折叠——

在乡村空巢家庭里,健康医疗状况严重滞后,外界的关注难以及时送达,能帮助到他们的只有乡村医生。


如果没有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保障,「留守阶级」将迅速垮掉。


而现在,乡村医生也在随这个折叠世界不断陷落。


比起「困守」在一片巡诊最远要开车25分钟山路的村庄,村医职业的「后继无人」则让他们更为绝望。「我不知道谁能接手我的工作,先这么干下去,干一天是一天。」王鹏顿了顿,有些难为情,「儿子正在上高中,以后学医了回不回村里,还是看他自己的意思。」


新旧卫生站

常德市桃源县郝坪乡岩桥坪村,村里唯一一个医生王鹏蹲在旧卫生站门口抽烟,看到志愿者车队来了,胡乱两脚踩灭烟头站起身。

从长沙市出发到岩桥坪村,全程约297公里。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人员胡伶每隔5分钟便在群里共享一次头车位置,「大家跟紧点儿,有事随时电话联系。」


用参与赞助此次志愿活动通用五菱车队成员之一唐杰的话说,直观感受是「途中加了两次93#汽油,最贵的一张发票是200块钱」、「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在车载音响里大循环了三次」。


车队到达岩桥坪村后,把三组志愿者随机放在以村卫生站为中心3公里左右的不同地方,目的是「为了让志愿者感受到村医或村民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走山路弯路的艰辛」。


红基会另一位工作人员闫一兵提到此事时解释,「如果我是村民,走在路上想到新卫生站医疗设施更完善,会更有信心被治好。」


「你们好!来吃橘子!」王鹏操一口浓厚的西南官话,匆忙解开塑料袋,把橘子摁到最后一队到达卫生站的每个志愿者怀里,紧挨着补上一句,「甜!」

志愿者陆陆续续塞满卫生站不大的空间,木桌边角经常年磨损黝黑发亮,靠墙的旧木柜顶端摆着一块诊牌,是王鹏认为自己做村医「最大的认可」。



「王医生,咱们现在先去新卫生站吧,旧站我们下午帮您搬。」

「好嘞好嘞,真谢谢你们。」王鹏有些拘谨,不断点头以示感激。


去新卫生站的路上,王鹏对志愿者说,「国家东部的村子卫生站多,有的村子好几个,我们这边就很紧张,好几个村子用一个」。从2017年开始,中央预算不再下拨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项目建设,地方卫生院建设依靠地方政府资金支持,王鹏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博爱卫生站」援建支持,「又惊又喜」。

「来,王医生,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新白大褂,您穿上看看合身不?」红基会工作人员张宪帮他穿上。




每一次出诊都悬着命


「下午有两位病患不方便走路,我得分别去一趟。」午饭后王鹏穿上新白大褂,没有选择带上新医疗箱,因为「旧的用着顺手」。




王鹏的家用型面包车是他身为村医救治及时最大的保障。车内第二排伪劣假皮座套破碎,露出发黄被人久坐变臭的海绵,坐上去「总感觉裤子里隔着个异物」。抬头可见车顶有一根紫外线灯管,在颠簸的山路上灯管随着车身起伏撞击在车顶,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有了这辆面包车是真的好呀。」王鹏发出感叹。早些年他骑着摩托出诊看病,南方天气湿冷,在冬天多么厚的手套摘下来都会冻僵。有时赶上夜里下雨,其他车把泥路碾得泥泞不平,摩托车轮要么失陷要么侧滑,「麻烦得很」。


虽然现在的岩桥坪村9成以上路面铺上了水泥地,但有些路面因修在小半山腰的缘故,导致狭窄处仅能容一个半车位通行。照面开来另一辆车,则必须要有一辆车做出妥协——

把车身一侧斜出路面。


至于最后能不能把斜出去的一面归正,「那得看技术」。


做了15年村医的王鹏,早就对出诊面临的这些所谓种种困难习以为常。


「路窄没关系、天冷点没关系、一年出夜诊五六十次也没关系。」王鹏语气轻松,对车里的志愿者说,「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出诊时间晚了加重病情,更害怕自己没治好病人耽误病情。」

「九六、九七年的时候,我从张家界市慈利县卫校毕业,被分配到桃源县人民医院实习,后来又调到黄金村小学医务室工作(现岩桥坪村由先前黄金村和马口村合并而来)。我刚做医生不久,有个男的叫张登球来看病,反复感冒,当时医务室只有‘磺胺嘧啶片’,就拿给他用了。」王鹏把车开上土路,轮胎压在碎石子上,颠簸感密集而又剧烈。

「没过半小时,他老婆跑来说人全身出汗呼吸困难,我抓起车就骑,看到人后拿剪刀把衣服剪烂」。


王鹏停下车,拉起手刹,「用了地塞米松注射液与扑尔敏片才把人救回来。」


这是王鹏15年村医生涯里最后怕的回忆,也是他反复提起的「想放弃村医这个身份」最强烈的一次。


也正是这次噩梦般的经历,让王鹏对于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医疗教育上的新知识形成近乎偏执般的条件反射——县里组织的村医培训,必须第一时间学会;自己看不了的病,绝不装懂。


人肉健康初筛机


王鹏自己也承认,村医的地位很「尴尬」。相比县级以上人民医院的医生,村医最重要的两个职责,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为岩桥坪村876个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并日常跟踪记录每个人的健康信息,二是基本的疾病诊断工作,「轻伤缝合头疼脑热等简单病症可以解决,突发疾病大病重病火速接人送到县级人民医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算一个人肉健康初筛机?」志愿者问他。「对!」王鹏很激动,他可能把“人肉”一词理解成冒犯。「但你不能小瞧村医,县里的救护车就那么几辆,如果有个急事,没有车来村里接病人,你说咋办?」我们下了车,他在前带路,拿出一根烟夹在耳边。


王鹏带着志愿者出诊的第一户病患叫王冬英,83岁,女性,左手不住颤抖。



「这是帕金森症。」王鹏一边向志愿者解释,一边取出血压计与听诊器,为老太太检查血压、脉搏。

「没啥大碍。」王鹏摘下听诊器。


「有什么事微信跟我说。」王鹏吩咐王冬英的外孙女,这让志愿者们大为惊讶。殊不知,通过社交软件随时询问父母病情,联系村医出诊已经成为外出务工的年轻一代最流行的沟通方式。一些四十岁左右拥有手机的村民甚至自己也通过微信与村医反馈病情,村民在群里时不时发一些大红大绿的老年人表情,「时髦得很」。


「大娘,这是我们红基会送您的钙片、电子血压仪……不要钱,不要钱!」负责此次志愿活动的胡伶拆开外包装按上电池演示如何使用。「好了,咱们去下一家吧。」


第二户病患叫罗佰齐,76岁,男性,右腿被截掉半条,「脉管炎害的,一条腿还是一条命,只能选一个」。




王鹏把罗佰齐棉衣解开露出小臂给他测血压。「最近还是别吃牛羊肉了,多吃点清淡的食物。」他帮罗佰齐摘出体温计,摇了摇头,「俩老人都是低保户,加起来1个月一共才260的低保补贴。」


这对于吃药最多日均花费50块钱的罗佰齐来说,低保远远不够,更多是花三个子女的钱。

对于罗佰齐这样的病患,身为郭家垭村、岩桥坪村两个村医生的王鹏没有太多情绪表达同情,有时甚至去刘坪村、仙娘庙村帮忙的他「习惯了」。


总有更急、更惨的病情发生,危急时刻,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到底该用什么药」、「在送往县医院前什么救护方法最有效」,同情心、爱心等此时个人心里感受,「根本没时间想」。


现实终将落地

在现实的引力下,王鹏日渐感受到一种极其荒谬的沉重感。

《无间道1》里刘建明对陈永仁说,「现在我想做个好人。」王鹏对志愿者说,「现在我想做个好村医。」荒谬在于,这种想做符合标准的「好」,并不是来自扪心自问式的警醒,而是出于对「出诊面包车前盖冒烟多次」、「旧卫生站光线不足看不清血压计数字」种种现实无奈的妥协,是想要做“好”而不能。


最令王鹏感到厌恶的,是「村民根本不把健康意识当回事」。「每次苦口婆心跟村民讲急救措施、健康检查,他们嘴上应承却敷衍了事。」王鹏跟村民太熟,反而不好意思每次都婆婆妈妈讲一大堆,「讲一次两次后就不想讲了」。


2015年岩桥坪村人均年收入7800元人民币,2016年人均年收入11000元人民币,在一个如今只有8户尚未脱贫的、曾经的贫困大村来说,实在可喜可贺。但击垮一个这样的家庭也很简单——一场大病。



总人口1578人的岩桥坪村,占总人口约40%的外出务工劳力扛起470名妇女、200余名儿童、近300名留守老人的经济支出。为了不让在外打工的孩子们担心,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习惯性选择「报喜不报忧」——小病抗,大病挨。


在贫困人口总数高达7000万的今天,300万大病致贫的案例早已屡见不鲜。


「有些人宁愿把小病抗成大病,花大几十万住院。」王鹏向志愿者递烟,「真是很感谢你们红基会和通用五菱捐建的博爱卫生站啊,我坐诊也更有底气了。」他露出暗黄色牙齿。


12月11日上午,村长张以春通知村里留守人员来村支部党委会门前集合,接受红基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培训」。令几乎所有留守村民到齐的唯一理由,是「培训结束后进行义诊,免费开药并每人发放两盒钙片及一本救护手册」。


在进行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一系列简单、可操作的急救培训后,人群中有人喊,「可以领药了!」顿时炸开了锅,新卫生站门前一字排开的露天义诊台前挤得水泄不通。


「排队,爷爷奶奶你们得排队才能让医生给你们看病啊。」志愿者们组建一道人墙,把人群分流成三段,输送到三个坐诊台前。



王鹏记人很熟,看一眼病患,再帮其写上名字、年龄,省下很多时间,他开起药单也比其他两个从县医院来的医生快。


与此同时,另一边专门分发钙片与救护手册的诊台也挤满了人。「奶奶,您必须登记,这个钙片是登记后领的。」志愿者晃着手里的钙片解释道。老人缓缓从上衣摸出一个小本子,指着上面,「我不识字撒,这是我的名字、电话号码。」



更多的人匆匆报完名字,接过两盒钙片与书转身就走。



登记的几百人里,只有4个人对志愿者说了谢谢,1个人坚决不要救护手册,只要钙片,两次把书递过去两次推开,理由是「拿着不方便」。


改变了点什么


截止到2016年12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卫生站」项目援建金额总计460977408元,其中陕西省援建项目单省最高,666个。

王鹏在微信群里说,「感谢红基会,更感谢志愿者。希望你们下次再来玩,我们继续烤红薯,吃柚子。」比起大道理,感动中国式的公益活动,红基会活动“小事件,小事见”的solgan更接地气。


「我们是真在一个很偏僻的村里做了些事,我以前以为做公益就是发钱呢。」有大学生志愿者说起这次公益活动,表示「下次要拉同学一起参加,能旅行,还能吃到当地特产。」


活动总结晚会上,志愿者每人进行3分钟感受发言。「小事件,小事见这两句话还挺顺口的」、「我觉得给营销号捐钱不如做点小事」、「我是来自XX的,我代表XXXX,对XXXX,这对新农村XXXXX」。有人言简意赅单纯分享公益经历,有人谈及村医人权、福利待遇、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有人发言超过10分钟,并有刚开始做正文发言之势。


台下有人在纸上记录些什么,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缩在衣服里哈气。

王鹏接到一个电话,在红基会工作人员耳边说了几句。

胡伶清清嗓子,「不好意思,王医生接到一个病患的电话,要出去一下,大家先继续。」


他弓着腰快步走,打开门后随即轻轻带上,消失在了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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