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评论 | 中国的国际研究应警惕“虚火”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中国的国际研究事业迅猛发展——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高度重视，不吝投入；既有研究机构纷纷增加人手、扩充实力；新兴智库往往将国际研究作为重要业务甚至核心业务；很多高校新设立了国际研究相关专业；在中国的不少时政类媒体上，国际报道更是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随之，国际问题的相关讨论也逐渐成为公共话题，成为街头巷尾闲聊的必备素材。
在经历长期主动或被动封闭的历史后，中国又似乎又开始了一轮“看世界”浪潮。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轮浪潮中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有更好的条件去考察外部世界——他们不必再苦于无钱进行海外实地调查，不必再为买原版书籍资料而担心囊中羞涩，不必再发愁如何承担外国学者来华访问的费用。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也使得很多国家的人士更愿意与中国研究者交流。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利好消息。
但是，正如今天中国的很多领域一样，在快速发展扩张之中，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让人感到一些“虚火”：
首先，有“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基础研究尚待加强。
对国际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应建立在大量扎实的一手资料基础之上，因此需有相应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等基础研究作为保障。这就要求以海量基础研究作为研究前提。比如，当前研究中东问题，如果没有对中东各文明的深入理解，就很难得出长期的准确判断。如果要在非洲开展工作，对部族、语言甚至传染病的研究都可能会影响工作效果。这些领域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问题研究”，但都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支撑。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亟需解决大量的、仍在不断涌现的眼前问题，这必然使研究资源更多投向应用研究。而且，我们此前对海外基础研究的“欠账”较多，大部分情况下都要依托别人的二手成果，要补齐这些“欠账”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今，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有人力、物力支撑长期的、规模与我国海外利益相称的基础研究，但仍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方能有效推动。
其次，具体领域“冷热不均”。
热点问题的追随者较多，在各国都是自然而然之事。但是，由于科研资源的投入、分配等原因，也由于前述基础研究的缺失，我们的科研“跟风”现象较为明显，往往一个具体主题热起来后，会引发大批研究力量跟进，但并非所有研究主体都有相应的基础研究底子，因此很多时候这种“跟风”热潮会形成大量同质化的、缺乏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另一方面，一些平时较为冷门、但对国家而言亦很重要的领域，却长期缺乏资源投入。比如在对象国研究方面，美国研究十分热门，但一些亚非拉国家的研究人员却很少，而培养这样一位专家，从学习语言、掌握研究方法，再到积累现地经验，往往要耗费十余年之功。在此方面，现有研究资源的分配机制需要注意向“冷门”方向倾斜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早布“闲棋冷子”，在关键时刻就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研究方法与态度仍需夯实。国际问题研究是带有极强科学性的专业领域，而且研究成果往往事关国家大计，不可敷衍。但现在个别研究主体的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研究态度亦不够踏实。
例如，在一些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多见判断，少见论证；多见二手引用，少见一手调查；多见“大胆推测”，少见“小心求证”。有时一篇报告下来，有诸多相互关联的结论，但每一个结论是否能够站住脚，却缺乏科学的、经得住推敲的论证。此外，现地调查、资料收集、专业人员分析论证、外部专家会商等，往往要耗费不少成本，而有些研究主体在其中某个环节省下一些时间或财务成本，自然也会影响最终成果的质量。
此外，政策研究应注意“独立性”与“多样性”。由于历史原因，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能是为政策出台做“诠释”，这使得政策研究有时缺乏独立性。有些时候，虽然摊子场面很大，成果数量很多，但并不能真正支撑决策者的决策需求。
所谓“独立性”和“多样性”并非是要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而是要根据国家总体思路，围绕国家的当前以及长远需求，提供可能的、多样化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在不同时机下挑选，丰富决策者的“政策工具箱”。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当注意借助外部研究力量进行政策效能评估，如此才能更准确地作出政策判断，形成良性循环的“决策-评估-再决策”链条。
当然，这种政策研究的“独立性”，也就要求研究机构拥有更多的、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特长的研究者，并且有良好的内部科研气氛，这无疑对研究机构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述这些问题，是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迅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一个领域而言，能有大发展带来的“虚火”，也算是“幸福的烦恼”。未来，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对国际研究的需求也必将持续扩大，这将是一个以几何级数扩张的巨大空间。中国国际研究的从业者们有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所以更应当踏实认真，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果回报这份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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