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郭心怡 王炫迪
两年前，父亲去世后，庞俊开始思考死亡。
“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不留遗憾，去世时安详。”在他看来，死亡足够普通，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大多数人只是惧怕死亡的过程，如果是自然死亡，比如睡一晚就无法苏醒，上个厕所吃口饭谈笑间死亡，就没什么恐惧的。”
“我只想安详离世”
庞俊的父亲在他高考前夕检查出肝癌，住院四个月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病床上的父亲，不能说话，总是皱着眉头。在医院，庞俊看到，父亲身体插满管子，无法进食，仅靠打点滴维持基本需求；无法排泄，体内的尿液靠管子插进肚里向外排出；体内出血，并伴随着剧痛。如果不插管子，肚内腹水足以撑破他的肚皮。人体新陈代谢无法发挥作用，每天要注射大剂量止痛药。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是在剧烈疼痛中度过最后的日子。高考前一晚，庞俊凑到父亲耳边说，等明天高考结束，就能安心陪在他身边。父亲已经没有力气说话，眼睛一直定定地望着他。
次日凌晨，父亲突然内出血，凌晨4点心跳停止。三个小时后，庞俊迎来了高考第一场考试。他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一年的考试也考砸了。
“我没想到第二天他会走，不然会一直陪着他。”没有最后同父亲告别成为庞俊心里最大的憾事。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立法“安乐死”。
几个月后，庞俊在网上看到了“安乐死”三个字，以及作家琼瑶“呼吁安乐死合法化”的文章。
他指的是2017年3月，琼瑶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她在信中写道：虽然我更希望可以立法“安乐死”，不过，“尊严死”聊胜于无……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
“安乐死”自此走进庞俊的视野。他坚信，“它是痛苦的人需要的。”父亲病重时，庞俊脑子里还没有安乐死的概念，“如果有，我会建议（让父亲安乐死）。”
庞俊在百度上发帖，希望收集到更多关于安乐死的信息。“很多人都是身体还没那么糟糕却急着寻死的，这不是安乐死的宗旨。”
死亡议题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父亲的死亡带来的痛苦令他至今无法忘记，尤其是父亲饱受病痛折磨的画面。
父亲生病去世之后，庞俊的胆囊和淋巴也检查出问题，“目前没什么反应，医生说随时体检，但年龄增大后就说不准了。”他身体情况每年都在变差，想为以后作打算，“当绝症来临之际，可以体面有尊严地离去。”
20岁的庞俊刚买了新房，他憧憬美好生活，他觉得安乐死只是他生命末端一种可能的选择。“如果没恶化我会珍惜生命，但是生活没质量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去死。”跟他有一样想法的还有一个患血管瘤的同事，“我们都希望在生活没有质量的时候体面地离开，安乐死只是人们的一个追求意向，是坦然面对死亡的一种方式。”
他曾经在一段视频上看到，即将执行安乐死的绝症病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手舞足蹈欢声笑语，开心唱歌。“死亡在这时何惧之有？”他说。
这个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够计划自己的死亡。
“我能选择如何死亡吗”
28岁的黑龙江女孩谢可被迫更早面临这一问题，她只能将寻求经验的眼光移向海外。
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纳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5月9日，澳大利亚一名104岁老人大卫·古德尔在瑞士实施安乐死。安乐死实施当天，瑞士诊所的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你要来这个诊所？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他平静地回答完这几个问题，输液管的开关交到了他的手上。他的身边是自己的家人，房间里回荡着《欢乐颂》。他滑动开关后安然离世。谢可在网上看到了这则新闻，她喜欢老人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我要因此而伤心呢，我不觉得死是一种残酷的事，而是一件自然的事。”脑炎和抑郁症伴随她已有十年，后来她又陆续查出患有肌肉萎缩，癔症和妄想症。
因为疾病，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 “这个病让我结不了婚，上不了班。一切都乱了。”谢可每天待在家里，上网或者昏睡。她会因为取一个快递感到焦虑狂躁，时常莫名大哭。她去医院多次，住院输液，吞下十多种药片，经历过腰穿、埋针等一系列治疗，在医院接受过无数次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一股电流冲进她大脑中，让她失去意识。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她出现幻觉，觉得有虫子在啃食她的身体，全身疼痛难忍，有次在无意识中拔掉了埋在手臂里的针管，血顺着她的手臂流了很长时间。她不想吃任何东西，被插上鼻胃管，身体被捆绑住，接受医生的灌肠，“当时我特别想离开这个世界。”
治病多年，这种“慢性的精神折磨”并没有放过她。她认为药物对她而言完全失去作用。从最初夜里频繁做噩梦，到彻夜失眠，她彻底被黑暗包围。她形容这种生活“如同活在地狱里，完全被痛苦摧毁了。”糟糕的时候，浑身疼痛难忍，心情恶劣。
她认定自己“患上不死的癌症”，“家人都跟着我痛苦。”无缘无故的恐惧感最让她受不了。病情加重后，谢可想到了早就知道的安乐死。“难道我不能选择如何死亡吗？”她说，她活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快乐过一天。“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可以摆脱欲望，也没有恐惧了。”
活着与死去
谢可在一个清晨把自己想安乐死的决定告诉了家人，并开始实践自己的计划。她的母亲今年在疾病的折磨中去世。“这更让我丧失了全部的信念。”她说服了父亲，“他知道我有多痛苦。”
她不断搜索世界上相关案例，比如一个患上抑郁症的比利时年轻女孩，被同意执行安乐死，“但是其他国家都不允许。”
一个月前，谢可在瑞士尊严中心官网上提交了申请。三天后，她收到了邮件回复，这让她看到比活着更大的希望。那边发给她“一大堆”英文文件，她英语不好，仍努力逐字逐句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文件中写道，申请安乐死的人要符合几项条件：有最基本的行动能力，比如可以自己服用药物；身患致死之病；有重度的失能残疾；有无法承受和抑制的病痛。
同时，申请者必须写明申请原因，描述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申请者必须准备一份及以上最近的体检报告，以及两到三份病历。这些内容必须包含病史、诊断、医嘱、疗法，以及医生的预判结果。
谢可在她的申请陈述里写道：“现在我正在遭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时常控制不住情绪。有时候会痛哭一场，有时候哭不出来，憋闷得没有办法正常喘气，再活下去感觉就要精神失常了。我的病毁了我的生活，也毁了我家人的生活，我不希望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地活着了，我看不到希望，整日活在恐惧中，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质量了。”
即便准备好所有材料，谢可隐约感觉自己“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通不过申请”。但如果通过了，父亲会陪着她一起去。
合法化之争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安乐死都被认为是违法的，至少是备受争议的。
张玉堂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理学教师，关于安乐死的案例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1986年陕西汉中市肝病患者夏素文的安乐死案件和美国2005年永久性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安乐死案件。“前者一直被媒体冠以国内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者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巨大的国际性安乐死案件。”
1986年，陕西汉中，传染病医院医生蒲连升在病人家属请求下，为一个生命垂危的女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但是3个月之后，他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检察院在公诉书中指认，蒲连升涉嫌故意杀人，但是在六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张玉堂说，“典型的安乐死案件在大多数尚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的司法审判中，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被判无罪的。在中国，我认为可以用单纯的司法技术来解决安乐死的个案问题，例如可以用更完善的犯罪构成理论来排除个案的入罪，但仍保持立法上的威慑。”2001年，蒲连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的目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潘京是最早采访过蒲连升的记者，他记得，转到诊所工作的蒲连升后来想过做安乐死热线，但“环境和条件似乎不允许”。
三十多年过去，安乐死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
北京肿瘤医院普外科医生吴舟桥是一名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者。他曾在荷兰的一家医学中心外科工作四年，这期间的见闻让他对安乐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安乐死永远都不可能是患者家属提出的，而必须是患者本人在清醒、理智情况下提出的。”
吴舟桥过去从《荷兰在线》等网站提供的数据得知，荷兰每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约2500人左右，约占死亡人数的2%左右。在荷兰，“只有身患难以忍受的绝症并且对自身状况有清楚认识的情形下，患者去申请才有可能被批准，并且其审核程序非常复杂、漫长、谨慎。”针对目前我国的情况，“如果想要在安乐死上面推进的话，我们要做的还很多，例如患者对于疾病的知情权以及患者对自己治疗过程的充分参与，如果整个治疗都是孩子拿主意，是无从谈及安乐死的。更多的包括生前预嘱的推广、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的推广等等。”吴舟桥说。
与吴舟桥不同，张玉堂是安乐死合法化坚定的反对者。2000年下半年，他在读法理学研究生时，经历了一次课堂讨论。当时老师组织讨论的是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自由的法》一书中关于安乐死的研究。他在讨论发言之前，对安乐死合法化是赞同态度。但是，当时班上同学众口一词的对此赞同，他刻意发言表示反对，临时和同学们辩论了一番。“那时就觉得靠情感和直觉去支持安乐死是有问题的。”
课后，他到图书馆找资料，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最终形成那篇《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论文，并自此坚定地反对安乐死合法化。他在这篇论文的结尾写道：“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他认为，“在中国，我个人完全赞同个体的安乐死选择，但是，我反对立法层面上普遍的合法化。”在他看来，自由和自决，尊严和选择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在我国，那种适合于安乐死的社会条件是远未到达的，甚至是持续恶化的。我国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化养老及医疗保障的不足，一旦安乐死合法化，会导致病弱老人及各类弱势群体彻底丧失最后的生存保障。”张玉堂认为，一对夫妇如果赡养四个乃至更多老人，他们的负担会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出路。老人们也可能被灌输生命质量与生命尊严的观点，这对于各种重病、慢性病、失能严重的病人也可能产生一种道义上的压迫，那些长期霸占医院病房和养老床位的老人和病人很有可能就“被安乐死”了。“这种风气最终会传递给中年人乃至年轻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一旦年老多病就会被社会抛弃，或许人们的很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总之，这是个极易发生的、想想就很恐怖的前景，它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去回想斯巴达的历史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指二战期间根据其信奉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的理想，纳税党人用‘安乐死’、‘尊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族人士达600万人）。”
不提前、不推迟死亡
秦苑在安宁病房陪伴老人。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84岁的肺癌晚期病人康平找到秦苑时，就是奔着安乐死去的。
行医三十四年后，55岁的秦苑做出另一种选择，成了北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主任。她从一个看病的大夫，转变为照顾病人的医生。
安宁病房2017年3月开诊，有6张病床，是北京市临终关怀15家试点之一。这个科室存在的意义是，按照病人自己所希望的方式，不那么痛苦地，平静地离世。在这个病房，秦苑送走了一百多位病人。年龄最大的已致耄耋，年龄最小的16岁。
秦苑以前所在的血液和肿瘤科，死亡率极高，她每天都会看到有病人离世，签下一纸死亡证明书，背过身去，事情翻篇。但内心深处，她无法接受死亡。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有229.6万人死于癌症，占同年总死亡人口986万人的近四分之一。
那时她并不知道如何去照顾那些生命末期的病人。
2012年，秦苑到台湾省学习，参观了五家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所见所闻颠覆了她过去的想法。“以前会觉得病人最后死掉了，是医疗的失败。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可以这么温暖，告别可以是这样的形式。她认为，医学的任务除了维系健康和维持生活质量，还有当疾病不可治愈，当死亡在可见的未来将要发生的时候，怎么把他好好送走？死亡是注定的，但每个人最后怎么离去才算是好？这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她首先会去了解这个病人期待什么。
很多病人在延长生存和减轻痛苦不能兼顾时，会主动要求减轻痛苦。这时候，她会每天为患者提供身体、社会、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支持，把病人的痛苦从最高的十分降到三分以下。
有很多病人起初像康平一样，会把秦苑这里当作可以安乐死的地方。他们以为在她那里，只要注射一针，就能结束痛苦，终结生命。
实则不然，秦苑反对安乐死，她所坚持的是接受活着和死亡这一自然过程，既不人为让病人提前离去，也不刻意推迟死亡的到来。“那些要安乐死的病人，其实是我们的照顾品质没达到。”
秦苑除了告诉病人康平安乐死是非法之外，花了大量时间去了解他痛苦的原因。“身体的折磨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病人的那份无助，孤独，恐惧，焦虑。”
从影像学资料上看，康平体内的气管已经被肿瘤完全包裹住，肿瘤压迫越来越重，咽喉像被死死掐住，憋喘会让他愈加痛苦。每天晚上，他只能靠注射镇静药物才能安然入睡。“注射的剂量，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最低标准。”
在死亡面前，她很少见到完全坦然的病人。
那天，康平的身体状况比前一天更糟糕。秦苑走到康平的病床前，蹲下身子，握住老人的手。因为刚刚注射过吗啡，老人双手不停颤抖。
“您愿意跟我说说现在怎么难受吗？”
“老拖着，想了断干净算了。”老人呼吸微弱，鼻孔里插着透明的呼吸管。
“您告诉我是怎么个难受法？”
“活着的难受。我想一针下去，全身麻醉，就永远睡着，最痛快了。”秦苑握着老人另一只手，“我没有办法提前送您走，啥时候接人是老天爷的事。我能做的是让您在现有基础上尽量舒服一点。”沉默很久，老人哆嗦着说，“我害怕……不知道到底哪天走。”
本期编辑 郦晓君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