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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危重患者想放弃，医生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医生陈爱兰回忆，老人2月初住院时，血氧饱和度只有76%（注：呼吸循环重要参数，正常人高于95%），甚至一度低至50%，她形容为“情况要命”。
陈爱兰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广东首批援汉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她所在的广东医疗队对口援助武汉汉口医院，袁林桂是粤鄂两地专家医护联合负责的病人之一。
发病后，袁林桂曾感觉“全身酸软无力、皮肤粗糙，小腿到脚都是僵硬的，除了能喝水，就是废人一个”。
如今，她可以告诉医生，自己洗头洗澡不再需要有人帮忙，用吸管在水杯里做呼吸训练也可以坚持得更久了。不过，她仍面临部分难题，比如无法完全脱氧、无力咀嚼，以及上厕所难以下蹲等。
无论如何，在所有危重症抢救案例中，袁林桂属于最令人振奋的成功案例之一，并作为典型发布在钟南山团队领衔的微信公众号上。
陈爱兰介绍，早在2月下旬，老人便从危重症转为重症，且核酸两次检测均为阴性，只是目前肺部功能仍未恢复，需要继续接受康复治疗。
袁林桂庆幸自己没有彻底放弃。尤其当她看到儿子通宵达旦地照顾和鼓励自己：“如果不是他这么坚定，我连命都没有了，就放弃了。”
袁林桂现在回想，认为“这个病太快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她感觉肠胃不舒服，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发冷，出现低热。尽管当时没人知道她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家人还是谨慎起见，腾出一间房给她单住。那时是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第四天，大医院人满为患，无明显肺炎症状的人群被建议居家隔离。没人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袁林桂服用了家里年前跟风抢购的连花清瘟、奥司他韦，大家都希望只是虚惊一场。
但隔离才第三天（1月29日），袁林桂在家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皮肤颜色开始变深，“就像涂了酱油一样”，她开始心慌，担心死在家里。
儿子高峻立即带着袁林桂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方劝他赶紧去医院拍CT。当天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
在首批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疗机构武汉汉口医院里，高峻惊呆了：医院挤满了人，输液大厅里也摆着人们自带的各式躺椅，上面全是人。
袁林桂开始在输液大厅打吊针。但她觉得越打越没精神，只能喝水，什么都吃不下去。她回忆当时的感觉：“很热很难受，就像被丢进了烤烧饼的炉子里，肌肉全部松弛了，脚也不能动。我觉得我‘中枪’了。”她记得，很多人为了求床位到处哭，跪着的、站着的、坐着的、睡着的，到处是人。
2月2日，输液的第三天，袁林桂进了抢救室。她爬上抢救室走廊里不知道谁留下的一张躺椅，感觉自己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医生刚为袁林桂争取到一只氧气瓶，高峻一步都不敢走开：“一个氧气瓶恨不得十几个人来抢。”
抢救室的场景一度让袁林桂心理崩溃。高峻回忆，至少“她前后左右的都走了”。入夜后，袁林桂开始出现幻觉，她看到面前有一座火焰山，脚下是红色的河流。醒来后，她担心脑子烧坏了，翻来覆去地想。她在手机里编好遗书，一一发给家人们。高峻收到后不知如何回应，他也差点崩溃，但转念一想，崩溃了又能怎么办？
在她看来，距离发病已经过去了近半个月，全身酸软的感觉还很强烈，吃饭时筷子拿不起来，身体像火一样烤，小腿到脚都是僵硬的，全身皮肤跟枯树一样粗糙。除了能喝水，她觉得自己是“废人一个”。
无绝对标准可循的治疗方案
陈爱兰初次接触袁林桂，是后者从抢救室转入住院病区后。袁林桂病情突然加重，吸空气时的血氧饱和度仅为76%，而正常人的数值通常可以达到95%以上。
广东首批援汉医疗队专家陈爱兰、郭亚兵、谢佳星，以及汉口医院本院医生乐文卿、徐莹、余浩经过协商讨论后，决定对她采用相对大剂量的激素冲击疗法，而且超过了诊疗方案的推荐剂量。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陈爱兰介绍，使用激素最主要是为了降低人体炎症反应，让人从急性期缓过来：“就像小孩子走路一样，你刚开始牵一把，等他走稳了再放手。”但如果判断不准确，造成使用时机或者时长不对，便可能出现继发细菌感染、血糖升高、股骨头坏死等不良状况。
几位参与讨论的专家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庆幸抓住了使用激素的最佳时机。
陈爱兰清楚记得袁林桂的肺部CT：“她的两肺都是白的，磨砂玻璃一样，炎症渗出非常明显、非常严重。专家组评估后决定加大剂量，否则会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
汉口医院医生徐莹是袁林桂的主治医师。她回忆，袁林桂那时几乎讲不了话，“病情太危重了”，专家组也曾犹豫过是否使用相对大剂量的激素，但最终还是决定“搏一搏”。
专家组最终根据袁林桂的实际情况，将剂量增加至每天160mg，连续使用两天后减为80mg，并逐步减量到20mg，前后使用激素约十天。
有了这样的经历，陈爱兰深感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目前仍无普遍标准可循：“全国专家只能总结出一个比较规范的诊疗方案，但这只是大致原则。做医生没这么简单，如果根据指南就能把病看好，就不叫新冠肺炎，而是普通肺炎了。”
总结文章指出，除激素冲击治疗以外，由于袁林桂呼吸费力，普通鼻导管吸氧难以满足其需要，她还曾于住院早期接受了经鼻高流量氧疗，吸入氧浓度为60%，流量从40L/min逐渐提高至70L/min，并接受了用来抗炎的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用来抗病毒的利巴韦林以及其他支持治疗。
令徐莹印象深刻的是，陈爱兰曾建议她使用较大剂量的呼吸道祛痰药，以及黏液溶解药氨溴索。这项建议基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的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小气道会形成明显的痰栓。结果，住院治疗一周多后，袁林桂咳出一大口痰，让医护人员惊喜不已。因为新冠肺炎病人的主要症状之一是干咳，能够排痰说明肺部功能正在改善。
2月16日起，医院给袁林桂增加了中药巩固治疗。2月17日，袁林桂的症状和各项实验室检查明显好转，经鼻高流量氧疗也改为氧流量更低的储氧面罩，吸氧时血氧饱和度为98%。20日、22日两次复查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阴性。
“每一个病例都是综合治疗，治疗措施有十几种，每个患者治疗方案都不完全一样。”陈爱兰强调。在她看来，袁林桂治疗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全程的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最易被忽视
袁林桂刚住院时，曾拒绝一切治疗措施，情绪一波动，耗氧量就“蹭蹭”往上涨。高峻还在不断鼓励她，他们已经“从地狱到天堂了，一定要坚持，一定会好”。
事实上，高峻在那前后刚被医生叫到办公室，被告知妈妈CT情况不好，“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走出医生办公室，他找来一张躺椅，紧挨着放在袁林桂床边。医护人员劝他离开病房，或者尽量待在病房走廊里，他也不肯。
“我怕万一她走了，亲人不在身边，心里会有遗憾的。”高峻握着妈妈的手，其实袁林桂当时已处于几乎昏迷的状态，难以作出任何回应，但他希望妈妈别怕。
他亲眼看到，有些家属见病人不配合，情急之下企图用言语“激”对方。但平时无关紧要的善意提醒，此时却瞬间能让病人心理崩溃：“一旦崩溃就很明显，很快，很快。”
于是，他想出各种办法开导妈妈：讲笑话，看家人照片，跟家人视频，和她一起畅想出院后的生活计划，鼓励她多吃东西。他还经常留意其他病人，如果别人情况有所改善，就会立即成为他鼓舞妈妈的典型案例。碰上妈妈抗拒治疗，他便像哄小孩一样说：“如果今天打了没效果，咱们就不打了，先试试看。”
陪护时间漫长而单调，高峻却一直闲不下来。照顾妈妈之余，他不停地刷手机看新闻，试图总结救治经验。“看来看去都没有特效药，医生也拿它没办法，关键要提高病人的免疫力。”
他特别注意妈妈要不要喝水、吃东西。但袁林桂难受的时候，根本吞不进东西，喉咙里满满的。他听说注射白蛋白、丙球蛋白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他也去买回来。
袁林桂眼看着儿子全天24小时护理不愿离开医院，等体力恢复一些，便开始逼自己生活自理。她假装大口吃饭，硬撑着去打水、上厕所：“我担心他感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我怎么把自己也骗了，我真的可以（自理）了。”
“与患者的心理沟通是最不能忽略的，有时比吃药更重要。”陈爱兰说。从医近二十年，她发现心理干预在所有治疗阶段最容易被忽视，却有着不可替代的能量。
徐莹也会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多鼓励袁林桂：“要从小细节说，避免总是谈病好不好得了。”于是，医护人员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把牛奶当水喝，吃好、睡好、心情好，病就好得快。
高峻记得，一名戴眼镜的男医生曾跟妈妈开玩笑，鼓励她努力康复，否则他为她“抢”来的高科技氧疗机就白费了。还有不知道多少次，医生们拉着妈妈的手，哪怕几句话都是满满的鼓励。
但她心上的大石终于落下了——儿子自2月22日离开医院被集中隔离，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尚未出现任何症状。
高峻曾以为，母亲和自己都很难全身而退，却没想到最终母子都成为了命运的宠儿。3月8日，高峻完成十四天隔离回到家中，与久违的妻儿团聚。他最想分享给所有重症、危重症的患者和家属：“千万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