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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指责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
7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讲话中指责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尤其是对未成年人。
马克龙呼吁家长们不要让孩子们参与暴力抗争，成为暴力抗争的一员。他说，当局抓捕超过1300人，平均年龄只有17岁。与此同时，马克龙还敦促社交平台与当局合作，删除与骚乱相关的敏感内容，防止青少年将体验视频游戏的操作导入街头抗议中。
抗议活动进入第四晚，一夜之内便有471人被捕，数百名警察受伤。法国警方在全国各地部署了至少4.5万名警察，应对随时可能继续发酵的骚乱。事实上，这一事件从一开始便超出了纯粹的执法与司法范畴，而是上升到警察滥用职权、种族歧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
法国是否会因这次事件陷入更大危机，无疑是对法国政府的考验。
最直接的争议点在于，警方枪杀纳埃尔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内兹尽管称警方的行为引发了疑问，但暗示执法警察可能遭到了威胁，理由是警察起初试图拦截这辆“多次违规”的车辆，但司机又重新发动汽车，企图撞向警察。这一说辞并没有说服法国公众，因为现场视频显示：纳埃尔停车后，被一名警察揪住衣领、用枪口对准，这才有了他发动汽车、试图摆脱离开，看不出冲撞警车的意图。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巴黎警方的做法显然不可接受，往轻了说属于过度执法，往重了说属于明显的滥用公权力，尤其是涉及民众人身安全的执法权。就连过去经常力挺警方的总统马克龙，当日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枪杀17岁少年的做法“不可理喻”、“不可原谅”，“撼动了整个国家”。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和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也分别在第一时间为这一事件定调：“令人震惊、明显违规”、“不可接受，毫无正当性”。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法国政府第一时间“站队”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庭，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在社交网络和实时录像分享的新时期，全世界都可如亲历般地看到原始画面，其内容则凸显了一个难以反驳的事实——警察当时的枪杀行为乃过度反应，因此政府很难无视多数民众看到视频后的直观感受和观点。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担心其措辞不当会激化矛盾，令民间不满情绪和骚乱升温。这一担心很有道理，而事实证明即便法国高层高调声援受害者，也很难迅速安抚公众的愤懑。这一事件的后续效应，证明这场警方枪杀事件正在引发一场令人担忧、潜在威胁不小的骚乱。
自事发后连续四晚，心生不满的民众在法国各地（尤其是事发所在的楠泰尔和巴黎）走向街头抗议，过激言行和暴力举动更是在警察与抗议民众的冲突中持续升级。在巴黎，一些抗议者开始借机打砸抢烧，街头遍布被烧毁、砸烂、推倒的车辆，加气站一片狼藉，就连烟草店等普通商家都惨遭破坏、洗劫。在卢浮宫和爱丽舍宫附近的核心地段，巴黎著名街道里沃利路也未能幸免。
从周二到周四三晚，至少有667人在抗议中遭到警方逮捕，第四晚一夜便新逮捕了471人。据法国内政部说，仅周四晚上的骚乱便造成至少249名警察受伤。在法国全境部署了4.5万名警察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愈演愈烈。
骚乱对法国社会的直接影响已经出现：由于巴黎郊区的若干辆公交车遭到损毁，仓库也成为袭击目标，巴黎的公交运输服务遭到明显干扰，以致法国交通部长克莱芒·博纳也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发文指出“攻击我们的交通系统，意味着攻击需要公共交通服务的弱势人群”。
如果说法国警察面对拒绝停车检查的纳埃尔“反应过度”，那么法国民众对于警察枪杀纳埃尔的抗议是否也属于“反应过度”？
如果了解了这些年法国人目睹乃至亲历的类似事件，便能理解为何他们对此类事件尤为敏感。2022年，法国数次发生与交通阻拦相关的警察枪击事件，已有13人与纳埃尔一样死于警察枪下。这一次在执法中对17岁少年的枪杀，也是今年第二起类似事件。在法国老百姓看来，拒绝服从交通管制停车要求，无论如何不构成重罪，而警方以此枪杀当事人的做法实属过分，且发生得太过频繁，只能说明有关方面存在系统性的问题。
此外，纳埃尔的族裔身份，更是触发了另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他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后裔，其北非裔的身份引发了不少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摩洛哥裔、穆斯林乃至黑人的共情，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在法国生活所处的困境，自然而然地借机表达对“种族歧视”的抗议。
积怨已久、积弊已深，难怪一个看似孤立的刑事案件能引发一场全国性的骚乱。
为了平抑那场骚乱，当年法国政府实施了近两个月的紧急状态，而2005年骚乱的深远影响，远甚于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由于那场骚乱由当地的非裔青少年率先发起，此后又蔓延至众多非裔聚居区，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种族暴力内乱”，将当时法国尤其是巴黎种族歧视风气潜藏的矛盾激化。由此引发的讨论认为，2005年法国骚乱，标志着二战后法国实施多年的多元融合文化与社会政策事实上破产，而极右翼政治人物玛琳娜·勒庞更是把骚乱归咎于“来自第三世界、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并引发了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对其多元文化、社会政策的重新审视。
《纽约时报》发现，一股类似的风向似乎在近期的法国骚乱中再现。据《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凯瑟琳·波特的分析，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纳埃尔是因为其肤色和族裔被警察针对，且这一事件与之前的警察暴力事件没有明显区别，但法国的非裔（包括北非裔）和穆斯林群体纷纷悼念这位17岁的北非裔少年，称他为他们的孩子、兄弟、朋友，并基于这种高度的共情走向街头，抗议他们所认为的“警方系统性歧视”。
就纳埃尔之死而言，涉事警察的动机或许没有种族考量，但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也不是毫无根据地神经敏感、做出联想。对于这背后的原因，《纽约时报》毫不讳言：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事件表明，种族歧视作为社会性问题在法国颇为普遍。
2017年，法国政府下属“公民权利捍卫机构”（Défenseur des Droits）调查发现，“被视为黑人或阿拉伯裔的年轻人”被警察查验身份的几率比其他法国人高出20倍。2021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机构发起了针对法国政府的集体诉讼，声称法国政府未能处理警方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归纳”（ethnic profiling），而这恰恰是法国警界根深蒂固的老问题。
仅在楠泰尔地区，不少参加抗议活动的非裔抗议者都有类似纳埃尔的经历，多次被警察拦截，进行“临时交通检查”。有北非裔居民甚至对《纽约时报》表示，自己不怕抢劫犯，就怕“以追查抢劫犯为由找上门的（法兰西）共和国”，就像2005年被追到变电站的三名少年所遭遇的情况。
然而另一方面，基于“种族盲”的逻辑，即所有人无论族裔都享有平等的普遍权利，公开谈论种族问题在法国竟然是一个禁忌。在大多数情况下，汇编种族相关的数据甚至不合法。就这样，“不分族裔一律平等”正确话术，竟能在客观上限制人们采取有效行动、反对事实上的种族歧视。
法国政府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可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得罪警察部门，令后者心寒。毕竟近些年来无论是不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还是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法国政府都需要警方在关键时刻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更离不开警方日常工作中尽心履行职责，预防、排除潜在风险。
迫于民间压力，这次事件后马克龙和内阁部长们第一时间声援受害者、批评警方行为不可接受，拘押了涉事警察并对其提起了谋杀指控。可法国警察联盟又对此表示不满，发表了公开声明，表示“很难相信总统与过去支持警方的声明背道而驰……在司法部门有机会发声定论之前，就开始谴责我们的同事。”在法国警界人士看来，在事实完全调查清楚以前，各方都有义务避免妄加评论（一般来说政府尤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而“无罪推定”也应该同等适用于警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是否会陷入真正的危机，并不完全在于骚乱是否会继续升级（从最新进展来看，已有降温的趋势），而是存在于事实层面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警方执法不当、社会安全稳定隐患（包括预防极端人士的恐怖袭击）、警民关系紧张等问题是否会持续恶化，酿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既要切实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又不能顾此失彼、满足一方而得罪另一方，此次枪击引发的骚乱，只是再度揭开了法国政府无法回避又难以面面俱到的“老大难”问题。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本期编辑 邹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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