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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评论】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和政党发展

2016-12-09 人大国发院 人大国发院

作者: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学者

编辑:赵卫涛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拉帮结派古来有之,政党政治却是现代现象

为什么古代社会产生不了政党?

古今中外,不论在何种社会之中,拉帮结派这一政治现象并不罕见。但是,为什么它们最终都没有促成政党的产生,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社会中政治派系的生存和光大都严重依赖君主的偏好,而君主的偏好往往是不稳定的,这导致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派系一般都很难实现制度化;二是传统社会缺少政党存在所必须的核心要件——意识形态,而仅仅存在类似的替代物——宗教。而在传统宗教势力主宰地位不变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派系几乎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现代政党是英美政治的产物       

政党的产生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政治现象,确切地说,现代政党是英美政治的产物,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均出自这两个国家。相比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8世纪末成立的美国民主共和党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现代政党发展的三个原初条件   

现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还必须至少具备三项原初条件:一是弱国家和自由主义传统。弱国家给政治精英提供了结成派别乃至控制政府的欲望,而在自由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派系斗争的格局不再是你死我活,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派系的稳定化、制度化并最终转化为政党提供了土壤;二是世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型的世俗意识形态,它使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世俗教会”色彩;三是选举范围的扩大等社会现实需求。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选举范围的扩大,相关的社会现实需求使得政党发展的组织学动力愈发强烈。

 

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一)自由和保守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8-19世纪中叶)

在该阶段,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者间的斗争代表着中产阶级与国家间的斗争。其中,自由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核心问题是保皇(王)还是追求国会的权力,前者代表皇帝(国王),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有代表性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保皇(王)还是自由、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等。

(二)阶级和民主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9-20世纪中叶)

19世纪中叶后,意识形态日见增多甚至有些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始终有两个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主导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它们便是阶级和民主。

在传统社会中,阶级的观念影响至深。进入19世纪,阶级的发展带动了阶级性政党的产生。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欧洲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出现了工党,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多如牛毛。然而,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随着福利国家体制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得以确立,阶级标签开始在工人群体中逐渐失去吸引力。工人内部对阶级的认同感不断减弱,再加上不同工人群体间收入相差悬殊,更导致他们在认同感上的差别和相互间的矛盾甚至要比工人群体和非工人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还要大。

与欧美国家不同,对于当时的东方国家而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无疑是第一要务。然而,这些国家却也“与时俱进”地搞起了阶级政治,即使它们国内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人甚至缺乏典型意义上工人阶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对本土意识形态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自信,于是就只能到西方理论那里寻求帮助。并且他们还固执地认为,一旦用得好了,其对本国本民族的积极作用必然会十分显著,甚至有可能使国家在劣势中实现“弯道超车”。本着这一动机,当时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去搞阶级和民主,并将它们视为解决本国民族危机的途径。

总之,阶级和民主这两大意识形态在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各有不同的地位与功能。在西方,阶级政治主导社会,自由、民主框架为这些国家的阶级政治和政党民主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到19世纪末期,已经有不少西方国家确立起了自由和民主体制,尽管这一体制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英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而在东方或其他非西方国家,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阶级和民主作为解决民族危机乃至实现“弯道超车”的替代性工具,也正在这些国家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三)冷战下的政党及其危机(20世纪50-80年代)

“冷战”爆发后,东西方世界被迅速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相应地,世界政党的发展开始以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对立为主要特征。然而,双方在众多的不同中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沿着东西方各自道路前行的各国政党政治在该时期都爆发了危机。其中,西方社会的政党危机表现为政党持续性的内部分化。当然,其最终的结果可能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彻底显现出来。相比而言,东方政党的危机有些却爆发得更加急剧,如苏联的最终解体。

在经历二战洗礼后的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一度备受推崇。再加上冷战中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西方社会愈发重视对民主的打造与包装工作。于是,当我们乍一了解西方民主之时,尤其是在看到欧美各国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收入持续增长等方面的“欣欣向荣”之后,很多人往往就会想当然地得出“西方民主成功了”等粗浅结论。然而,当你对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之后,你会豁然发现,西方民主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而仅仅是在特定前提、逻辑和方法下的一种迷惑性更强的意识形态工具罢了。此外,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一经问世,立刻把西方国家的左派们“打晕”了。以此为分水岭,左派在西方国家的分裂一发而不可收拾。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左派势力开始走向大分裂,形形色色的左派组织纷纷出现,由它们所领导的反歧视黑人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尽管一度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但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西式自由民主的根基。

与西方相比,东方文明下的革命政党也出现了危机。概言之,我将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从逻辑上归结为三组不易克服的难题:

一是意识形态准则的“热”和执政需要的“冷”之间难以两全。用传统的话语来讲,就是如何实现“又红又专”之间的平衡或“红”和“专”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其中,“红”主要指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专”主要指执政绩效如经济发展。

二是政党在执政之后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当一个政党执掌了国家大权之后,各种复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提供这个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公共物品,如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治理污染等等。相比“革命”,“建设”有时显然难度更大,也即“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只要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做的不好,很快便会招来大量不满以及相应的民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不信任。

三是权力势必带来目标替代和腐败,进而导致政党的意识形态失去道德制高点。不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于执政党而言,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在每天加入这个党的时候,他(她)所持有的动机往往都是不一样的。这种现象在组织学上叫做“目标替代”,即发现加入某个政党对自己有利可图之时,人们就会不断地把自己的目标替代到这个组织中去。

(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的政党政治危机依旧存在。但是,西方的危机却没有集中爆发并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民主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尽管民主并不是万能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能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阶级和民族矛盾。相比而言,东方国家的危机则是一种“刚性”危机,尤其是对苏联而言,它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独立、自决等内容无不隐含着难以控制的风险。最终,在“天真”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推下,苏联这座大厦在短短数年间就轰然倒塌了。

苏联解体后,“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加速构建“一超”格局的手段。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中,美国乐此不疲地对外输出民主。然而,除了加速消耗美国的国力外,这一“民主输出”战略并没有给美国自身以及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益处。以今天的视角回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发现,除了捷克、匈牙利等极少数原来具备一定民主传统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有的国家至今仍未能彻底走出“虚假民主”笼罩下的发展困局。

此外,“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后,民族主义情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高涨并且逐渐向宗教和同步高涨的原教旨主义化靠拢。加上左派的持续分裂,共同造就了世界政党发展的两大新趋势:一是民族主义政党、族群党和宗教政党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二是左派政党继续衰落并且在认同感政治的主导下大量演化为“单议题政党”。

《思想评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出品,秉持“思想决定命运”,定位于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主题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既有思想性、思辨性的文化思考,也有深度、有价值的案例评析,期待以此为平台增加中国精英阶层的思考与交流,与思想同行、与未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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