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中期）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2017年6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中期）”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向到场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是人民大学的著名学术品牌，十年积淀，日臻深厚，如今已经是人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标志。自2006年开办以来的十一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学术互通的交流平台，汇聚了无数优秀的专家学者，共谋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充分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咨政启民的先锋作用。刘伟校长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同时提出了对国发院未来发展与建设的美好希冀。最后，刘伟校长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为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把脉，为中国未来经济走势指向，为中央宏观决策献计。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7年中期）——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反弹与分化两大基本特征。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国内各项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复苏拉动的共同作用下，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名义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回升，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成功探底回升、风险和压力得到初步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初见成效。

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回暖进程中价格指标得到快速修复，但实际变量的增幅却比较有限，这与以往历史上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2016年四季度起，名义GDP出现快速反弹，累计同比增速达到8%，2017年一季度，更是上升到11.8%。但是，实际GDP增速恢复有限，2016年后三个季度维持在6.7%，2017年一季度小幅反弹至6.9%，名义价格提高对实际GDP的传导极为有限。从历史上看，经济上行区间都是价格水平首先上升，即名义GDP开始上行，带动实际GDP上升，名义价格调整对实际变量产生传导。这主要是因为名义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资产负债表进一步稳固，促进投资和消费，提升了总需求。在上行过程中，随着生产能力逐渐受到限制，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差距会逐步加大。这种差距的峰值构成了经济的转折点。对比这种历史经验来看，2017年名义价格上升没有带来实际GDP的复苏，意味着传统的宏观传导途径受阻，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差距反而预示着经济存在短期见顶的可能性。

以宏观量价之间趋势性分化为代表，中国经济在反弹进程中表现出更广范围和更多层面上的分化特征。其中包括：1）各类价格指数及价格指数内部构成走势分化；2）行业复苏和利润增长分化；3）企业盈利主体分化；4）景气运行分化；以及5）地区增长和发展持续分化。上游行业、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持续向好，中下游行业和民间经济还面临着总需求不振和投资机会不畅，中国全面的总需求上升引领产能持续扩张型的新周期到来还需时日。国内周期转换过程中量价分离，价格水平向产出总量传导不畅，导致国内PPI和CPI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脱钩，起不到拉高利润，促进投资的作用，进而使得投资乘数等调节机制失效。

在国内周期性因素传导不畅的背景下，外需对经济的周期性拉动作用反而相对加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实现了外需拉动下的出口增长，并带动整个工业部门生产复苏。不过，随着我国在发达市场上替代原有供给者的过程趋于完成，所占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出口增长的传统动力丧失。新市场开拓战略对我国出口增长动力只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边际贡献，并不能弥补因为发达市场上替代过程趋于完成所带来的动力衰减。因此，我国制成品出口乃至货物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性现象。所以，国际周期虽然对我国经济复苏起到了拉动作用，但相对于2003-2008年的总体效果可能会更加有限。在这个大趋势中，今年对我国较为有利的因素是一季度欧美主要国家投资出现了快速反弹，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消费开始向投资转移。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投资品出口国，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因此，在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总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年机电等投资品出口仍有望能够获得较好的支撑。

综合上述判断，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基调下，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还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逐渐显现；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速的持续放缓，消费增长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国际周期会在短期内提供较强的支撑作用。总体而言，正如我们在去年二季度报告中所指出的，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已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形成，并呈现底部波动企稳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6.7%，CPI为2%。

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短期国内宏观经济传导不畅和长期生产率下滑。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过程中积聚的各种风险的释放与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与新周期孕育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第一，高杠杆率是宏观经济传导不畅的主要原因。在长期高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下，企业积累了大量负债。面对货币收紧的政策背景，价格抬升提供的现金流很大一部分用于了还债，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而不能用于新增投资。第二，资金“脱实就虚”，房价高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进一步加剧。近几年，中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金“脱实向虚”，M1与M2剪刀差持续维持高位，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伺机在股市、债市、房地产等领域流动，形成不同形式的资产泡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房地产贷款迅速增加，形成资源错配；一方面，信贷向房地产倾斜加剧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程度，另一方面居民债务快速增加也对消费进一步形成制约。第三，以中央企业投资为代表的准财政支出对地方投资存在着挤出，国有和民营经济融合存在障碍。具体来说，中央国有企业投资仅在东部等发达地区产生了对地方资本的挤入，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则对地方资本产生了挤出。并且中央投资更倾向于对隶属层级较低的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果。第四，由于我国原有在GDP锦标赛竞争下，通过对地方政府放权、地方政府从下而上进行改革试验推动改革的模式和新常态不再适应，生产率出现了持续的下滑。第五、对外贸易空间的收窄也降低了技术进步率。我国对外开放加快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个重要的机制是通过开放带来了新技术，加快向世界前沿的收敛。技术模仿的重要载体是对外贸易，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带来了世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未来通过数量扩张的模式进行全球扩展空间较小，这就降低了技术进步率。第六，生产率下滑使得企业成本持续上升。当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和落差，这一重要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业部门整体上仍然处于相对低端化的特征，需要完成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工业部门高端化进程。随着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企业很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丧失现有的优势和市场。

在长期中国际贸易总量增速有限的环境中，要真正启动新周期，需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传导问题，以新动能的构建为核心孕育新周期的动力源。对这次的改革全面的体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供给端的经济主体对经济反应出了问题，扭曲性提高了杠杆率，资金避实就虚，自主创新不足等。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是对当前急迫的供给侧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直接的改革。例如，高杠杆是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有去杠杆，才能疏通宏观传导机制。不过，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是较为短期，未来还需要从更长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升长期生产率。长期中改革的具体内容需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一个核心是重塑政商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新常态需要新动能，新动能需要新型的政商关系。原有的市场和政府界限更多是要素推进型模式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境。需要塑造创新导向的政商关系。围绕这个中心的两个支柱是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和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一方面解决经济传导中的结构性问题，重塑中国经济传导路径，激活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潜在生产率，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这轮改革是在新常态下进行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新改革相比于以往的改革需要有新特点。第一，这轮改革需要避免通过GDP竞赛类的排名来进行激励。在新常态下，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由于质量是多维度的，单一维度的数量竞赛就不再合适，这只会导致地方关注某些数量目标，忽视其他目标。第二，这轮改革需要将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在GDP竞赛等数量经济竞争环境下，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动力，需要地方政府发起改革。但是，对于现有的质量导向的多目标改革，需要中央统一协调。第三，新一轮改革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的执行力考核。对待新改革由于不用简单的GDP竞赛，就需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重点考虑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如何自我创新，更好地执行改革，确保主体责任。第四，加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担牵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日常协调功能，工作需要常态化。

在短期内，为了给新改革提供时间和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由于当前阻碍宏观经济传导的核心在于高杠杆，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有序去杠杆来降低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竞争式监管放大监管要求，需要更多的协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中国宏观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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