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从区域空间视角下来看看新动能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1年到2012年里，对战略增长，一些产业的投入，在全国各个城市的一些布点过程中间，我们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11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2017杭州湾论坛——新时代 新金融 新经济”上如此表示。

以下为演讲文字实录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杭州湾论坛。我演讲的主题就是从区域空间视角下来看看新动能。

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的一些区域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些变化，从原来的我们所讲的这种东北崛起的这样一种模式，逐步向一种多点开花的格局进行演进。从传统的一种超级大城市牵引的模式，也向一种城市群和多元城市群的这样一种格局进行变化。

我们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变化过程中，我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值得我们总结的一些教训？当然特别是我们在过去所讨论的一些过程中间，所关注的一些发展的思路，在我们这两年，特别在十九大这个报告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定论？

由于我的时间是10分钟，所以我想简要把我们最近所研究的一些成果给各位嘉宾简单的汇报一下。

第一个，目前经济增长的一些空间特征，这个特征截至今年二季度我们就会发现，区域增长开始走出下行通道，但复苏空间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说，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区域经济的这样的一种稳定，以中西部、局部区域的稳定为特征，以北部，就是说北方的一些资源型，老工业化的一些城市和区域这种塌陷为特征，东部也在缓慢的进行跟进。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会看到，区域经济的这种积极增长的态势就非常明显，增长极分布趋向于一种多点多极。大家会看到这个图形东部占经济的比重从我们06年的56%左右，开始回落到52%左右，在2013年左右，开始出现一个止跌的过程。这个止跌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东北地区出现塌陷，它在占比中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所以我们所看到，我们四大板块占GDP的比重，从过去十年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明显的大幅度的变化。但在这个变化中间，我们就会看到，东高西低转成西高东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从城市群的分布来看，它呈现出一种燕型的阵势，传统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区的，传统的城市群的带领下，我们一些新的增长极和城市去出现了。这个出现我们看到，一个是首位城市的引领作用非常明显，我们在十二个城市群中，有九个城市群的GDP增速是高于城市群的GDP增速的，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增长的极化效应是在发挥，这种增长的扩散的作用下面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如果从一些参数来看，它还是如此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增长极的一种多元分布，中西部省份是以首位城市为一个突出点，比如说，像成都、重庆、贵阳，这些基本上对西南部起了很明显的引领作用。但是对于东部而言，我们就会发现，特别是沿海地区，它主要是一种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就会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广东省，它的欠发达地区，它的增长速度是明显高过平均增长速度。江苏、山东这些区域都是如此。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国从08年到现在，我们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的这种梯度转移，主要遵循几大模式，第一大模式，是这种跨区域的大的转化，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他们这几个区域大幅度的向内地进行转移。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区域内，区域内里面最为明显的就是广东，广东大量的一些产业是从我们讲的沿海，特别是从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向粤北和粤西扩散。我们前段时间专门做了一个拉开大数据研究，我们看这种产业梯度转移，有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于增长极有一个作用。在新的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东部和西部，长三角和珠三角，他们的演进路径呈现了明显的分化。

在这些分化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南北差异开始明显递减，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从我们这一个人均GDP的增速来看，我们就会明显看到，就是说增速缓慢的基本上集聚在北方的维度上面。

第二个，这是我们的一些空间变化，与空间变化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增长动能的变化。这种动能变化，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投资拉动开始向这种创新驱动进行转变。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图形，我们就会看到的一个就是说投资增速最高的地方，反而他的人均GDP相对越低，而人均GDP越高的地方，他的研发投入的增长是越高的。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增速变化的过程中间，增长的动力源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个变化我们把它进行合并之后，我们会看到由这种投资驱动型和这种研发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替代的趋向。所以我们对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债务进行了研究，发现最为明显的一个是，我们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债务空间布局。

这个倒U型是一个什么，最发达的地区，它的整个城市的债务率也是最低的，最落后的地区，它的债务率也是最低的，为什么？因为最发达的地区，他内生的这种财力获取能力是比较良性的，最不发达地区，他融不资，所以他的债务也是良性的，最头疼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居于中位之间的城市，在内蒙和山西这些样本的城市，它的债务率是高达400%左右。为什么债务率这么高，跟他前期的投资模式有密切的关联，而这种投资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全面的固化了他的增长的动能，而对于动能的转化还不是很足。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目前我们就会看到，依赖投资拉动的省份，以东西部地区为主，投资贡献率最大的就是天津、山西、内蒙、宁夏、广西，最先最高的是吉林、河北，这些我们也会看到内生机制不完全，政府推动的痕迹很重要，这就导致在这些区域里面，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很明显，整体的这种营商环境，在过去这十年里面反而出现了一个全面恶化的一种状况。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区域的民间投资是出现一个强烈的负增长。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就会凸显一个，在这些区域呈现出一些投资债务依赖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导致我们出现增长的分化。而创新驱动贡献高的主要在东部，在2014年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这些地方是比较明显，我们看这个图形我们创新驱动比较深的区域主要是哪些，而投资驱动比较深的是哪些，这个分布能够很清楚说明一些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的创新驱动和我们的一些新动能的构建，主要来源于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经常讲的，你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你本身对于高新技术一些创新型产业，三新产业的这样一种关注和它的扶持。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构建了一个指数就是产业转型指数，我们就会看到它转型高的和增长高的，就是说绩效之间是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转型越快的，绩效是越好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转型与什么有关系？是与我们的要素成本密切相关联。

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大家所诟病的一个，长三角、珠三角城市成本急剧增长，它的原因是什么，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重视一些客观规律，而不能够简单地按照一些过渡民粹化的思维来考虑我们目前一些大城市病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研究成果，以产业转型指数90分，也就是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两鉴定产业转型的成功的话，人均的GDP要10万元，人均储蓄余额是6万元，建成区密度是15亿平方公里，劳动成本是6万元以上，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推论，实际上我们要培育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动能和一个新的增长极，我们需要有一个门槛性的一个建设。需要我们在初期要有一个大推动，但是在这个大推动之后，政府的功能有一些大幅的转型。因此我们看到政府里面创新区域的分布是非常不对称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分布和创新专业技术的分布，我们就会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对于一些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对于一些新的动能驱动的增长极的构建，实际上需要我们有一些新的思路。这些新的思路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必须要以高新技术作为它的一个核心支撑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个我们要思考，是不是任何区域都具备了形成新动能的这样的一种门槛效应？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一些落后区域，所形成的这种新动能和增长极它的前期关键准备到底来源于什么？第四个思考，我们在一些快速增长的这种区域，对于这种超大城市的需求是不是像理论研究那样强烈？我们整体的思路是不是需要要有一个均衡的观念的一种转变？

我们的一些研究从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发现了，第一个是梯度的布局非常重要，因为创新资源，特别是真正的创新，具有创新增长元和增长极的这样一种区域，它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时代都是如此。遍地开花很难。因此，按照我们的一些政策禀赋和资源禀赋两布局我们的梯度型的增长极非常重要。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梯度布局过程中间我们也会看到，由于中国区域的广阔，由于我们一些资源存量的一些客观的特征，我们在差异化的一种竞争过程中间，实际上他们有这种多点开花的结果，这种良好的局面所出现，而不是像过去强烈强调的超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在十九大报告重点，对于我们的这种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而不是按照传统极化的形式来进行，而是按照均衡化的精神来进行，对于超大型的原来的赋予，改变了超大城市规模的一种控制，而要求超大城市发挥城市群的引领作用。

因此我们就看到，在最近一批里面，2011年到2012年里，对战略增长，一些产业的投入，在全国各个城市的一些布点过程中间，我们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这个反思的，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很多中等城市的债务急剧上扬，第二个我们也会看到，我们156个高新技术园区，真正具有高新技术特性的园区依然是很少的。这就导致过去这一轮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活动，在取得明显收效的基础上，依然会面临着一些债务的冲击和烂尾现象的冲击，特别是这种前瞻战略和基础战略做的不够多的这样一些地方。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给各位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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