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专访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
冷战以来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专访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2期
作者
翟秀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荣休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之一。研究领域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通信政策研究等。著有《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Theorizing Communication：A History）、《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Digital Capitalism）等专著。其《数字抑郁症：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一书（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中文版也即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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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您的父亲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也是一位知名的传播学者。他曾于1969年在书中率先提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一命题，并对第三世界的传播观点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去年10月，由理查德·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所著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中文版出版。加拿大著名批判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回顾了她与您和您父亲的学术交往。请问，您的传播学研究与您父亲赫伯特·席勒的研究之间有何关联？
席勒：我的父亲最初是从事经济学研究，他大约在1962年到1969年转向传播学研究，并在196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传播学著作，就是你提到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他完成这个转向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将信息传播资源看作自然资源，如水、电等资源。而他的这种转变恰好发生在传播开始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的一个年代。
那时正值我从初、高中到大学的阶段，因此我们会经常对话，整个家庭都会无时无刻在饭桌上进行讨论并开展思考。1971年，他让我做他的研究助理，那时候他没有什么科研经费，因此只是给我很少的费用。因此，我承担了他第二本书一些章节的研究工作，书名叫做《思想管理者》（Mind Managers，1973）。
后来我读完大学，开始打算上研究生，但当时我没确定要读哪个方向的研究生，那时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是一个选择。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追随父亲的步伐，而是因为传播史、文学等确实对我有着吸引力。1972年到1973年，我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旨趣，并对传播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父亲的一位好朋友，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主任。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视野很狭隘的人，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有大约20到25年都是在这个领域，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政治视野的人，而且是反法西斯主义者。1939年，他来到美国以后，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没有人有机会去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课程。乔治·格伯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他给了我一个房间，让我得以有机会自己做研究。
这也是当时美国传播学和欧洲传播学的重要分歧之一。因为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了解法兰克福学派。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是没有空间的。很多美国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复杂的，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很多现实问题。因此他们仅仅把法兰克福学派看做一个替代选择，用以打开更多思维，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法。
翟：您刚才所提及的历史年代，恰好是冷战期间。赵月枝教授曾在序言中提到您的父亲在冷战期间的一些经历，比如不得不用笔名发表同情和支持劳工的文章、因为批判立场而遭遇不公、因为挑战主导意识形态而被污名化等。那么，在冷战的前20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如何？您能否做一些描述。
席勒：20世纪50年代前后到60年代，正是传播学这个学科建立的时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于194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设立，时间上是很早的。我们可以把1948年当作一个基准点。194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于杜鲁门上任而变得冷战色彩更加浓重，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杜鲁门上台以后，罗斯福的新政彻底成为了过去，而传播机构正是在那时开始趋同化。而施拉姆（ Wilbur Lang Schramm）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一任传播学学院的院长，他有很多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施拉姆这个人很不错。但是，另一方面，他是冷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与约翰·赖利（John W. Riley）合著过一本书，叫做《红军又下一城：共产主义占领汉城》（The Reds Take a City: The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Seoul），从中你可以对他的思想有大概的了解。
翟：现在北京大学的王维佳等几位中国的年轻学者，正在翻译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的书《胁迫之术》(Science of Coercion)。这本书讲的就是早期传播学研究者与美国国家机构（如CIA和USIA等）之间的合作关系和运行机制。书中分析了美国冷战期间的心理战研究对当今主流传播研究范式的确立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的选择性资助、学科领域各种关键权力的控制等都被用来排挤对手，并将传播学研究高度冷战化。文中谈到，“传播学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就是心理战项目的科学资助源源不断地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
席勒：是的，我读过，这本书正是关于此。我们回到施拉姆的故事上。他创办了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他于1948年聘请了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alker Smythe）。在此之前，斯迈思已经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我非常了解达拉斯，他是个激进主义者，同时也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他来到伊利诺伊时恰逢杜鲁门主义全面抛弃罗斯福新政的时刻，这让达拉斯看起来站在了美国主流学者的对立面，尤其是他还是新政内部的激进者，这使得他一下得到了很多关注和非议。
这大概就是当时批判传播学研究者的情况。对于批判传播研究者而言，那时的环境真的是很难，没有任何可以公开表达激进观点的空间。所以很多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达拉斯完全可以说是孤身一人的境地。那时候的批判传播学者研究的都是一些比较晦涩的主题，他们行事非常低调。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你是能低调就低调，绝不会弄得人尽皆知。达拉斯有过这种经历，因此他深知当时美国压迫的严重性。最终，美国的形势让他深感沮丧，他于1963年回到了加拿大。这也是保持低调的另一种方式。但是，到了1963年，渐渐开始更加开放了，自由言论的空间也逐渐放开。我的父亲也开始发表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书籍。
翟：是不是感觉20世纪60年代，一定程度上像回归到了新政时期？
席勒：这个是好问题。激进主义者明白新政还远远不够，是因为激进主义者们在背后施加压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革。1963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继任美国总统。在内政方面，他要比前任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总统做得更好。他推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比新政的涉及面还更广，而且更加重要，因为涉及到种族主义问题。约翰逊并非出于自愿推行这些改革，而是迫于民权运动的压力，但他的的确确是推行了改革。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即便那会我还是小孩，我也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们可以有新的思想，可以把新的传统带入积极的知识互动中。举个例子，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大概是1964年或1965年，我记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了自由言论运动。而且我还记得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对自由言论的合法性进行正式的辩论。作为高中生，我们就能进行这样的辩论，这的确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变得愈加开放。
丹·席勒（Dan Schiller）教授
翟：那60年代的这种开放给批判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吗？批判传播学者所处的境况是否得到了改善？
席勒：确实有所开放，但我想表达的是，在传播学这个新兴的领域，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很少。传播学有着非常强烈的行政目的，那时候大家皆大欢喜，有了国家的经济支持，大学又开始正常运转了，为什么要破坏当前良好的局面呢？所以激进主义者的数量非常少。很多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有个叫哈里·斯科尔尼亚（Harry J. Skornia）的人，他是从事电视产业方面的工作的，他不算是激进主义者，而是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更像是新政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士，架起了和激进人士沟通的桥梁。
但是激进人士不仅仅在于数量少，而且他们没有合法性，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经费，更没有机构，所以他们很难招到学生。我父亲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没带过几个研究生，因为他从没有得到过什么研究赞助或者研究项目支持。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现在，政治经济研究也不那么容易，尽管在空间上相比之前已经大了很多。搞政治经济研究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假设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及其研究方法都可以推广到中国，你们可以从中获益。但事实上，这难以成为事实。
总的来说，批判传播研究有着明显的世代传递。达拉斯和我的父亲是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代研究者。达拉斯是第一代研究者，因为早在194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通信领域的工作了。而当时我的父亲还没涉足这一领域。但是他们俩之所以成为了第一代研究者，是因为他们俩是朋友，又在一起工作。达拉斯带了一些学生，但人数不多，直到他去了加拿大。我父亲在伊利诺伊一直待到1975年，后来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始了传播学的项目，但不是传播学系，当时还没有获得传播学系的地位。要建立一个系别是需要努力争取的，最终，他们获得了传播学系的地位。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系，你就不能授予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我父亲还给其他伊利诺伊博士的学生提供指导。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学生是古贝克（Tomas Guback）。他是一名电影学者，从事电影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他的专长是电影方面，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培训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被斯迈思称为最聪明的学生。
古贝克又是珍妮特·瓦斯科 (Janet Wasko)的老师，和我父亲还有达拉斯一起工作。古贝克是达拉斯的学生，他又是珍妮特的导师，而珍妮特又带了很多学生，这就是不同的辈分。我和珍妮特是1979年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结识的，当时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接着我们又从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城大学聘请来了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他是一名社会学家。接着我们三个人又聘请到了达拉斯，达拉斯当时年纪已经很高。所以接下来的三到四年时间里，我们把世界上最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齐聚在了一起。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在我们之后的职业生涯看来会有多奇怪。这种情况很特殊，也很难得。我和珍妮特当时还只是初级学者，而达拉斯则是非常资深的学者。文森特比我们俩稍微更有经验一些，他是放弃了乔治城大学的终身职位而来到天普大学干一份没有任期保障的工作，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勇气和魄力。
翟：这确实是很难得的研究共同体。那么在冷战后，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哪些新趋势或新特点？是不是意味着在后现代时期更容易开展激进研究（radical research）？
席勒：冷战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加的合法化，不过还是相对有限。在后现代时期，确实更有可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这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并不是每个传播学项目都设有政治经济学方向，即便是在同一个系里，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
唯一的例外是，除非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或是迫于学生的压力。高潮是在1972到1976年期间发生的国际新闻新秩序运动，当时我还在念高中。斯坦福大学的传播系学生发起了反抗，国际研究生要求开设更多的传播学课程，以满足了解世界的需求，同时也要求提高传播学研究的质量和独立性等问题。我也从很多小的方面做过类似的事情，但程度没有这么大。因为时代不同了，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又进入了艰难时期。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社会主义已经消亡，那还要政治经济学干嘛？我们不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这就给我们探索新方向带来了压力。实际上，政治经济学领域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领域，而新的领域正带来不同的研究问题。
在这里，我想拿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两本书《传播理论史》（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和《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来举例。第一本书我花了八到九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二本书只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这两本书侧重的方向不同，《传播理论史》主要讲述我们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传播学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而《数字资本主义》则主要讲述的是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开始我打算找比较激进的出版社出版《数字资本主义》这本书，而不是找一家大学出版社，但是那家出版社不想出版，我也找了其他出版社，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经过很多波折才找到一家愿意出版的出版社。相比之下，我父亲的第一本书《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找了25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最后愿意出版的这个出版社是一家经常出版19世纪小众经典著作的出版社。可想而知，出版利润少的可怜，我父亲更是深知这一点。
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右翼人士开始激进化，而左派激进主义者也开始有更多表达观点、分析社会的空间。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批判传播学者是否也会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
席勒：当时的形势让人很不舒服，抨击者无处不在，那些作家无处藏身，而且很多时候还是被朋友抨击。而且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抨击者主要来自那些专注于后现代发展态势的人。我希望联合历史、结构、文化领域的人士进行反抗。当时还是非常有可能做到的，虽然没有人做这件事，尽管是孤军作战，但也没有人反对这种做法。
但是到了80年代到90年代，有一群左派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不会那么称呼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抨击者。当时并没有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一说，我们只是关注结构性的问题。但左派自由主义者开始称呼我们为政治经济学家，并视我们为敌人，而我们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称呼。随着时间推移，与左翼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少，因为文学联盟以及共和党的结构都开始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
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冷战时代的新特点这个问题上来。我父亲曾热衷于参加各种知识运动。他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次在政治集会上的讲话，只要他可以这么做。在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这种情况开始变得困难。大家更希望要的是，一个研究者可以想你所想，也可以私底下把它写成文字，但是这与政治参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也有人仍然积极参与政治表达，有一位名叫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就是一例。他非常专注，精力充沛，一年大概要发表100-150场演说，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不清楚他还不能一年做那么多次演说，因为他比我年纪大，但至少在过去他是这么做的。最近他正积极参与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是他和我之间有不同之处，我们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比我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学或数字资本主义结构方面的学者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在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是一个独立媒体，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是这档节目的一个记者。我曾和她一起共事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我父亲手下干活。借助于Dede Hellen提供的卫星连接，艾米·古德曼的节目目前在1100多家联播电台播出，这是个非常大的网络。如果将反对派的新闻考虑在内，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对这些媒体进行强力打压。激进主义者曾就维基解密（WikiLeaks）展开过有趣的辩论，我当时也参与了这场辩论，辩论的内容并不进行剪辑，怎么讨论的就怎么播出。那种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在过去，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去开展这样的辩论，不只是因为技术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在新闻行业里有着庞大的反对力量，而且也没有资金支持去做这类事情。
翟：您刚才提到维基解密，也提到新闻行业的一些变化。不久之前有巴拿马文件的事情爆出，使得国际调查记者组织获得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如何看待国际新闻记者之间的合作的？他们是不是向我们展示了新闻行业中一种新的模式？
席勒：我对巴拿马文件的细节和国际记者之间的运作机制不甚了解，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介入这种国际话语权的可能性是基于新的能力。在我知道维基解密以前，我看过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这本书讲述了维基解密是如何改变了10个国家的新闻业。在美国，主流记者大量使用维基解密，甚至可以说像是寄生虫一样依赖维基解密。这使得新闻业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拿艾米·古德曼的例子来说，你可以见到人们在她的新节目中接受访谈，这在十几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变化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但需要与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比才能更加凸显。除了维基解密，新闻业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考虑。人们可以用金钱交易他们需要的信息，从资本公司获得经济支持并不是非常可行的办法，因为这具有结构性的脆弱。新闻业的发展如果不是扎根于社区，可能会遭遇突然的失败。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新闻主义所遭受的反对而言，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面对任何自上而下的变革，这种改善还是非常柔弱和脆弱的。至少在美国，右派人士的动员依然是主导因素。目前来看，美国大选呈现出太多的不确定性（本访谈时间为2016年10月30日，其时美国大选结果尚未揭晓。）。如果掌控大权的人还很明智，他们会不惜一切让社会重新稳定，比如实行更多开明的政策，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普通民众，而是这样一来他们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会有更大的斡旋余地。但目前，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这种意识，或是否具备这种能力。
翟：最后是一个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也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批判传播学者，他们对新闻传播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批判，同时也高度关注互联网产业中的权力机构。能否请您谈一下，针对传播学界正涌现出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这一现象，您有什么看法？对于青年学者和高校学生的传播学研究，你有何建议？
席勒：是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年轻学者，而是全世界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学者。我注意到北大有很多留学生，这点是很棒的。在伊利诺伊大学，我们有大概5000名中国留学生，这仅仅是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还有不少印度留学生，很多人戏称伊利诺伊大学为“印度人和中国人大学”。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印度和中国的留学生占大多数，但还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就印度留学生而言，他们的英语能力都不错。就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的英语能力还有待提高，尤其是英语写作能力。对中国留学生的面试很不严格，这些大学希望从中国留学生身上赚钱，但是他们不想投资，不肯为他们提供基本的需求，这是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毫无疑问，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
传播学是一门在设置上非常不同的学科，我们有能力和许许多多的国外留学生一起合作。我的学生有来自土耳其的、东欧的、中国的、非洲的、韩国的等等世界各地。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在研究中进行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我现在带了3个学生，其中一个来自乌干达，主修图书馆信息学科学专业。他目前的处境非常困难，条件很艰苦。在当地调研的时候，连电都没有，当地还会因私人原因把他带走，但是他依然在利用原始文献研究20世纪60到70年代坦桑尼亚的国际新闻新秩序运动。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觉得这项研究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国际研究。我的另外两个学生都来自中国，其中一个正在对腾讯开展案例分析，有关腾讯的政治经济学。这项研究是非常国际化的，既可以让研究者本人认识到美国不是世界的全部，也让我们了解到地区性的资本主义。我的第三个学生的研究领域是信息收集调查（Information Collection Request, 简称ICR），她专门研究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中国排名靠前的国企。
说到与企业的沟通，我会给你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在80年代初期，我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会明确说明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也开始去参加各种贸易会议、政策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我时不时会碰见一些企业用户、发言人。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经常会找像我一样的学者代表他们去参加学术会议，替他们引导公众舆论。但我并不愿意接受，因为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工具，我只想做一名独立的学者。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招待一些企业用户来我的项目洽谈。这是件我很乐意做的事情，因为听一听他们的想法是件不错的事情。我不需要在任何事情上妥协，我要做的就是请他们吃一顿普通的晚餐，他们可以来找我畅谈。我招待多很多高层人士，比如花旗集团副总裁、美国银行副行长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公司会来找我。其中我招待过的一位副总裁告诉我，他在1983年成立了创业公司，专门为飞虎队提供网络通信服务。听了之后，我毛骨悚然。当时我就拒绝继续听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知道这些，我不应该知道内幕消息。
有时候抗争是值得的，尤其是危险的时候。如果是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要保持沉默。同时，你可以选择在课堂里谈论。在这里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的一个关于传播学科的观点可能会引发争议。在传播学方面，我们需要的各个领域的人才，如结构改革、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研究、调查研究等。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对各行各业进行研究，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或者其他任何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就是我的观点，不过可能与倡导学科规范化的观点不够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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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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