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6年中国的传播思想史研究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01期

本文作者：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黄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传播思想史”的命名如果能够成立？首先要确定“什么是传播”并将其纳入历史叙事的时空维度。始于对大陆传播学研究功能主义范式的反思，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要有历史的追溯。

从近年来学界对辉格史书写的内在逻辑的揭示来看，主要聚焦于美国的传播学。由此，引发人们追问传播思想史和传播研究史是何种关系？若二者完全等同，传播思想史有无存在的必要？这是设问之一；设问之二是传播思想史研究有没有多元的时间，比如从生产性劳动开始、从古希腊修辞学开始、从华夏或中华文化开始等等；设问之三是在学科的尺度之外，有无其它的尺度来界定“传播”，以媒介为尺度、以城市为尺度等等。（黄旦,2016a）由此，多元化的反思和书写才有可能开拓更为广阔的问题视域。

传播思想史研究有可能需要从媒介实践、知识构型和历史演进的三重维度上展开。研究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权力、利益和动机），特定知识在某个历史叙事中的位置，为什么形成此种叙事序列而非其它，知识和讲述知识的历史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媒介如何修改和调节我们的思维观念、信仰模式、知识类型、组织形态、行为方式和“惯习”，尤其是在数字化扑面而来的时代，技术变革的力量不断锻造出媒介形态的新外观、新组合和新机制。是转型或融合，抑或是替代或迭代，我们对传播的研究正处在传媒本身的历史节点上。

本综述主要以2014-2016年为限，将搜集的论文和学术著作分为以下六大模块进行归类和简要论述，这当中有范式转换的新话语、概念旅行的再考证、辉格史观的再阐释、批判叙事的再生产和历史书写的再校勘，试图从学科身份和学术语境的多元叙事还原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地图和思考脉络。

一

范式的更新和驱动

2014年底的一组文章对传播研究的路径、逻辑、走向进行了追问和反思。“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吴飞，2014）,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出现“结构性贫困”（张涛甫，2014），束缚传播学研究的困厄之源（杜骏飞，周玉黍，2014），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之道。另有论者则对上述三种表述作出总体回应，认为中国传播学的起点和后来的走向其实是有充分的现实理据，提出不同的见解，主张“否思我们已有的知识基础、视野和预设前提”，这样才能谈及“解放”。（黄旦，2014）

危机意识既已呈现，如何化解？对经验功能主义进行范式重构，以与中国社会实现更好地接合（张勇锋，2014）；超越结构功能主义，“打通传播理论与哲学元理论之间的联系”。（胡翼青，2016）从“彻底的多元性”中汲取批判的锋芒，是警惕借着“范式转换”的名义暗度陈仓，把反对“唯一和本质的真理”作为口号，建立新的“垄断”，所以对多义的“真理”的探寻需要研究者时时省察自身的边界，同时观照具体时空的殊异性，探寻多样化的“地方性知识”。（孙藜，2015b）这些讨论都直指范式的反思与更新，只是遵循的路径有所不同。

中国20世纪以来的传播学发展历程被归结为两次“引进”（20世纪初和1978年以后）、三次“突进”（发生在1980年代之后）。2008年至今的第三次突进，传播学界试图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外寻找新的研究范式，此前“客观”、“科学”的西方传播理论被客体化，成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材料。（李彬，刘海龙，2016）既然受情境制约的知识模型以及支撑其运转的权力关系突然变得清晰可见，那如何开展研究？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新报刊史/媒介史”书写团队的努力，就是对媒介与社会、观念、个体关系的重新探索。不同于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新报刊史尝试改变以往“谈论事件的方式”。其所谓的“新”主要表现在：以“媒介”为聚焦点；叙事路径是媒介实践，关注的重点不仅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同时也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态，并由此产生何种改变；在史观上，将报刊（媒介）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避免“本质论”，“本性”不能作为唯一标准，消除“二元对立”，主张相遇和对话。根据报刊（媒介）的不同情况，研究的不同问题，来确定不同的分析单位及其规则，展现更为丰富的报刊历史图貌及其意义。（黄旦，2015）

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普通媒介学教程》、《媒介学引论》等著作的翻译，为传播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媒介学要探究的是象征形式、集体组织、各种传播技术系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思考媒介如何运载信息，以及一种被媒介化的文本如何介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媒介学揭示了传递技术和制度配置如何规范社会力量的分配和组合，如何影响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意识形态的流行与消亡。媒介域的转换时刻，会牵连到象征世界、社会群体、信息边界、权力秩序的震荡，产生统治的危机和社会的暂时“失范”。（陈卫星，2015；陈卫星，德布雷，2015）

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的“媒体人类学”也被引进。因其学科界限模糊不清，国外学界对此存在很多争议。有研究者尝试对之进行界定：媒体人类学是对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媒体人类学术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点有媒体景观、文化展演、想象、身份认同、权力、政治参与等。（郭建斌，2015）

二

概念旅行和被遮蔽的“史前史”

2013年9月25日，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宣告成立。此项审定工作是将学科名词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特定语境中，追溯名称由来、概念含义的形成与演变，界定概念的确切内涵，用以满足研究者的反思需要，以及其他人对名词的准确理解与合理使用的需要。（唐绪军，2014）对“传播”（刘海龙，2014）、 “人际传播”（王怡红，2015）、“大众传播”（胡翼青，梁鹏,2015）、议程设置（张军芳，2015）、“环境传播”（刘涛，2016）等名词的审定，梳理这些名词概念的流播和演变，有助于凸显在特定时空下隐藏在语词背后的关系逻辑。

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之交是中国当代史上“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点，也被视为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的起点，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此种时间的人为切割使得在这一时间节点之前的、与之有所关联的人物、事件、观念被阻隔在叙事体系之外，无法被分类而成为暧昧、模糊的存在，从而被有意省略或遮蔽。如20世纪早期，尚处于萌芽时期的美国传播研究就已进入中国，“交通”是当时communication的对译语，1919-1921年杜威来华期间的演讲也多次论及“交通”思想。然而在1950年代以后，中国早期传播观念和传播研究却遭遇断裂和集体遗忘。（刘海龙，2014；刘海龙，2015；高海波，吴廷俊，2014）李普曼也是民国时期传播学术史中的重要一笔，体现当时学人寄希望于通过健全舆论维护民主政治的诉求。（刘晓伟，2014）作为中国传播史叙事中的一个断裂或“异常”，社会学家孙本文和他在192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揭示了中国本土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传统。（刘海龙，2015）

近代以来，汉语对译语的大量出现是受到外来新事物、新观念的促逼，但它们的最终确立也是一个积极和现实进行调试的结果。比如，民国“电视”的概念史研究。（邓绍根，2015）“记者”一词由古汉语转变为蕴含现代性的新名词、再发展为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是新闻学术话语体系和记者自由职业确立的过程。（邓绍根，2016）

借助概念史的方法，有研究者对“人民”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人民”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之后，才具有了现代性政治含义，此后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人民”概念的阶级特征和道德色彩愈加浓厚。（袁光锋，2015）对于“宣传”一词，研究者从语言学层面的概念旅行，到探寻宣传观念、话语的生成语境，落实到中国语境中的宣传观念的演变、基本逻辑、正当化过程以及同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从话语到实践，从西方到中国，接橥宣传的复杂性。（刘海龙，2013；王怡红，2014）

名词概念的“史前史”的蹒跚，以及随之衍生的错位和误会，暴露出新闻传播的意义结构要有赖于环境和媒介共同产生信息的媒介学问题。京沪等地一开始吸收的专业名词最后无法落地生根，显然是能够培养大众传播语境的工商氛围的非普遍性。在经历内外战乱的历史蹉跎和社会革命的秩序再造之后，依据革命意识形态制订的话语框架渐次切割掉历史的和外部的联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话语接续。试图还原知识在历史中的演化痕迹，使人联想束缚概念演绎和释放的多重现实力量。

三

辉格史中的断裂与冲突

在传播学术史研究中“辉格史”成为反思的对象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大到学派间的关系，小到人物、具体理论的细部考察，分析在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其中被选择性的粉饰、强调、边缘化、忽略的对象纷纷浮出历史地表。

在人物研究中，有分析帕克在几乎所有的辉格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对拉斯韦尔的常识化认知遮蔽了其丰富的传播思想；有“公关之父”之称的爱德华·伯内斯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宣传的正当性问题，然而他却因传播思想史的“学术偏见”而被边缘化。（刘海龙，2015）一位在传播学史上近乎“失踪”的哥伦比亚学派早期成员赫尔塔·赫佐格，她的日间广播研究丰富了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范式，也使得“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黄雅兰，2014）同样被边缘化的还有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成员赫伯特·布鲁默，他所参与的佩恩基金会研究预示着两代实用主义者的交替，行为主义学术工厂在学术圈大行其道。在哥伦比亚学派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变成了一种学术工业，逐步瓦解了人文知识生产模式。（胡翼青，2015；胡翼青，何瑛，2014）

“杜威和李普曼之争”的研究在近年来有所推进。杜威自《思想新闻》时期逐渐形成的“有机知识”与李普曼的“有机化情报”是新闻业在民主政治中角色的两种理解方式（孙藜，2014）；“夭折”的《思想新闻》实践使得杜威、帕克等人对新闻/传播问题产生不同的思考路径，也是对此前研究的一种回应（王金礼，2015）。二人的思想置于美国进步运动的发展与幻灭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整体性的考察，认为思想史中的“李杜之争”很可能是被建构起来的。（张宁，2016）也有人提出从1920年代欧美传播思想的承继与变异来看，杜威和李普曼共同完成了对欧洲哲学的改造和对美式传播研究的新发明。（贺碧霄，2014）

就学科反思而言，不能忽略在美国《传播学刊》1983年的专刊“领域的躁动”。以H.席勒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批判立场与哈洛兰、格伯纳等人的折衷批判主义对传播研究中正统的行政研究展开反思。自此以后，传播学界都在不断回应“骚动”设置的问题，其中克雷格的解释框架极具代表性。（王金礼，秦艺丹，2016）就学派而论，有以1954年出版的艾米拉的研究《投票》为细读对象，从传播观到方法论进行批判式解读（王金礼，2014）；由于卡茨、拉扎斯菲尔德的刻意叙事造成对哥伦比亚学派的简单刻板认知，遮蔽了这一学派的多元面向，比如哥伦比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存在的某种连续性、与批判学派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刘海龙，2015）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所的传播研究渐趋衰落，通过“施拉姆们”和“布莱尔们”的救赎，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科学逻辑得到承继。然而在施拉姆建构的“标准的历史”中，割裂了哥伦比亚学派与相邻学科的联系，忽略了其自身带有的人文批判取向。（李孝祥，冯强，2016）具体到理论的研究，“使用满足理论”因固守于受众的主体需求这一预设前提，只能流于现象的概括和归纳，进行毫无特色、重复的学术生产。（胡翼青，张婧妍，2016）

对西方理论主要是经验功能学派演变过程的辉格史讨论，可以说是近几年青年学人用力最大的一个板块。一方面是复盘理论成长中的各种变量以丰富传播理论的结构形态及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用历史的意义观去打捞所有细枝末节未必契合学术史发展的自然流向。对学术生产的竞争关系的历史机遇的考察当然有助于恢复学术史的全貌，这要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界定学术的中心和边缘。

四

批判研究的叙事张力

在批判研究的地图之内，文化研究学派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对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著述的了解主要局限于《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并且将该文的主旨简化为“编码/解码”模式，基本忽略了文章版本流变的历史语境。（黄典林，2016a）有从1973年的《编码/解码》一文探讨霍尔思想的双面性（胡翼青，吴欣慰，2016），有认为霍尔等人的《控制危机》突破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把道德恐慌研究纳入到历史制度分析的批判视野之内（黄典林，2014）。

就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论，中国学界对它的理解是以北美传统为主导的一元化学科范式话语，忽略了在北美宏大叙事的激进批判传统之外，还有欧洲中观与微观的文化产业逻辑分析。（黄典林，2016b）文森特·莫斯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学科化的建构，必然使理论体系实现再生产的努力受到重创。去学科化，保持跨学科的取向有利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保持理论阐释的生命力。（胡翼青，杨馨，2016；陈世华，2016b）从元理论层面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本体论、世界观和认识论、传播价值观、人性观、实践观和方法论，直面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对达拉斯·斯麦兹的传播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陈世华，2016a；陈世华，2014）就当前中国的环境困境，提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框架为环境传播注入新活力，提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的理论观点。（赵月枝，范松楠，2015）从斯麦兹的“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概念延伸，用以揭示互联网产业隐蔽的生产逻辑。（吴鼎铭，石义彬，2014）

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滋养了传播研究的不同面向，为变化中的现实提供了极具弹性的分析框架。（单波，冯济海，2016）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了现实语境的误置，可见出学术场域尚缺乏必要的自治性。（刘海龙，2015）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克拉考尔和学派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其在传播思想史中的意义不容忽视。（连水兴，2016）

由上可知，从法兰克福学派出发追求主体从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这个理想的实现其实又有赖于技术创新来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但技术和非技术的因素的结合会不断产生新的压迫性，不断的矛盾和冲突大概是批判理论的宿命。而批判政治学最初是反对媒体私有制的信息操纵和垄断对公共性的腐蚀，后来意识到在新技术环境下，资本主义的增值逻辑通过数字劳工得以延续。在未来仍有必要去梳理和分析学派内部理论的纷杂、人物的多元向度，拒绝一种“脸谱化”的认知。

五

历史书写的动力与想象

2015年，“新报刊史/媒介史”书写提供了另一条进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进路。如，孙嘉淦伪奏稿这样的政治性媒介搭建起纵横交错的民间传播网络，在空间控制上与官方的政治权力构成某种挑战。（詹佳如，2015）晚清电报作为新媒介对权力中心的再造，以及对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从内部动摇了帝制王朝在旧有时空观念支撑下的统治合法性。（孙藜，2015c）“新”“旧”火警媒介在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相遇时的冲突与结合，不断产生新的媒介矩阵，解决了城市化之初的空间控制危机。（金庚星，2015）

从媒介的操作实践，来探究《苏报》是如何卷入政治同时也改变了政治，并创造出一种以政治和社会动员为目的的新型报纸文化。（黄旦，2016）从《申报》与义赈结合体现出的关系变革角度切入，分析晚清大众报刊如何通过非常事态介入各群体的日常生活。（郭恩强，2016）民初《暂行报律》事件的发生，体现上海报界和南京临时政府之间各异其趣的“共和”想象。（周叶飞，2016）以《民立报》为例分析民初政治报刊在寻求共和之路上遭受的挫折与幻灭，以及可能的归宿。（周叶飞，2015）以1917年到1927年间的《大世界》报与大世界游戏场为例，分析游戏场报、游戏场空间与娱游者三者的关系。（季凌霄，2016）

报刊阅读史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具体到个案，通过梳理晚清若干读书人的日记，呈现中国现代化转型初期，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大众传媒，促动了中华帝国读书人“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卞冬磊，2015a；2015b）

“中国报刊史”的书写如何区别出专业化的自我意识？一战以后国人开始系统研究和书写本国报刊史，这些文本大多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中进行抉择，虽各有偏颇，却仍是自恰的整体图景。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主流路数就是以判别“吾国报业”存在哪些缺陷为起点，此种预设与路径影响到相关著述在后来的被取舍和再塑造（朱至刚，2014；朱至刚，张海磊，2014；朱至刚，2015）从近代新闻观念的转型出发，以现代性作为衡量的尺度，以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作为方法，研究1815-1926年间中国新闻观念的衍变历程，展示新闻观念兴起的复线历史。（涂凌波，2016）

从报刊与时局的关系来看，早期《万国公报》为洋务运动助力，但因报纸所秉持的宣教目的和英美立场削弱了其洋务变法言论的传播效果。（路鹏程，2014a）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们与维新报刊的交往方式和格局，体现出晚清以降督抚擅权所引起的地方事权逐渐坐大，成为考量清末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殷立飞，2014）报刊为“黄帝”与“孔子”两种象征符号的竞争提供场域，也因为报刊展现的这幅想象的画卷，“保种”与“保教”两大阵营才能如此清晰地划分各自的共同体边界。（姜红，2014）在新史料的基础上，研究蒋介石与新记《大公报》的主要人物如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等人的交往，以及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分析《大公报》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化。（俞凡，2016）民国时期《观察》周刊作为“第三种力量”，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从满怀希望、积极建言到陷入绝望、沉寂无言，体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理想和矛盾。（樊亚平，刘静，2015a；樊亚平，刘静，2015b）

就记者群体和个人而论，有研究者梳理了1920-30年代上海新闻业的专职记者取代公雇访员的历史过程（路鹏程，2014b）,上海帮会势力的膨胀使得报人不得不结帮入会，帮会对新闻事业的操控，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愈加逼仄（路鹏程，2015）。因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萧乾是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难以得到更正，使得其他曾经派驻过欧洲战区的中国记者不被提及和研究（刘宪阁，2014）。还有追索范长江从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转变为中共党员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变。（樊亚平，2016）

近年在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产生了对常识性认知的突破。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并非是“二元对立”，但在国内教材、论文中论及美国新闻传播史时往往只让杰斐逊出场而汉密尔顿则遭忽视，由此导致了美国政党报刊历史书写的失衡。（彭桂兵，2016）国内学界对美国报人赫斯特存在“误读”，在“黄色新闻”之外，赫斯特的报业生涯中还存在非对抗性立场的“第三条道路”。（樊亚平，丁丽琼，2014；樊亚平，丁丽琼，2015）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伯恩斯坦、另一位左派代表罗莎·卢森堡的言论自由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自由观存在某种联系。（卢家银，2014；卢家银，2016）

在美国新闻史中，自电报诞生以来，电报传播推动共同体想象的转型，并在新闻职业共同体内部促成了客观报道的实践模式，将新闻客观性规范确立为专业共同体的职业理想。（孙藜，2015a）在英国新闻史中，创刊于1726年的英国《匠人》周报在英国报业史上的历史实践拓展了政治空间和公共形态，并促成了英国现代政治架构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张妤玟，贺碧霄，2015）

传媒实践如何成为一种历史动力？媒介及其实践如何介入政党和政论的个案呈现；新闻报刊对社会信息的吸纳和扩散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识的重构；新闻业的职业群体意识的自我建构；以及研究者也有意识地对新闻史中被误读的人物进行重构和描绘。史实的重新挖掘为历史的意义建构提供了新的素材或论据。

六

从本体论到本土化的多元叙事

寻找传播理论的哲学根基也是部分研究者着力的方向。如：通过对传播本体命题的元反思重新探索传播学本体宏大建构的问题、症结与可能性出路，最终提出面向自我实现的传播学本体研究纲领。（陈蕾，2015）以交流的可能与不可能，将传播思想史的论述分化为两条河流，一条围绕彼得斯、卢曼等人的理论资源探索人的不可交流性，一条围绕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杜威。主张建立“免于交往的自由”之观念，承认和尊重人的不可交流性，进而实现一种交往的文明。（卞冬磊，2016）

从本体论到本土化，对学科的焦虑事实上也蕴含了本土化的争议。传播学“本土化”中简单将“普遍—特殊”理解为“中—西”对立，忽略了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存在多种的可能性。西方只是其中的一个参照维度，中西方的相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意识，也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在目前研究状况之下，容许各种本土化取向的实践，提倡本土化的多元竞合。（黄旦，2013；单波，2015；刘海龙，2015）有研究者认为本土化的思潮是对“转化西学”和“返本开新”的历史传统的承接，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含前提密切相关。（邵培仁，姚锦云，2016a）

在西方主流新闻学之外，还存在其它“别样的”新闻主义，其中“被原始化”的千余年的中国新闻学实践就是其中的源头之一。“汉语新闻学”在当下实践中文人论政、春秋笔法、运动式生产获取了“人文会话”的新资本。（王春泉，2013）从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寻找本土化的可能。“接受主体性”在庄子、慧能与王阳明三位思想家身上实现了会通，用以揭示“传者为中心”的范式弊端；梳理《周易》与传播的关系；概括《论语》的四种传播模式，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形成的深层文化或者说心理结构的影响；在方法上，引入认知传播视角，将其作为本体化困局的路径突破。（邵培仁，姚锦云，2014b；邵培仁，姚锦云，2016c；邵培仁，姚锦云，2014a；邵培仁，姚锦云，2016b）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背景，阐发“风草论”这一中国特色观念的传播理论意蕴，并积极探寻华夏公共传播、华夏舆论传播、华夏媒介批评等概念的可能性。（谢清果，陈昱成2015；谢清果，王昀，2016a；谢清果，王昀，2016b；谢清果，曹艳辉，2016）还有研究者对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如经筵会讲（朱鸿军,季诚浩，2016），中国本土沟通行为如“对天发誓”等进行研究（潘祥辉，2016）；殷周青铜器作为一种“复合媒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运作和文化传承。（潘祥辉，2015）

在技术变革冲击中国传统新闻业时，集体记忆、“怀旧”成了另类风景。“怀旧”通常在两类特定事件的发生时显得尤为集中：一类与新闻从业者有关，如逝世、退休和转行，比如，对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白红义，2014），对央视原台长杨伟光的纪念话语分析等就属前者（陈楚洁，2015）；；一类与新闻组织有关，如停刊、创刊纪念等，以《大公报》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为中心分析各方在建构《大公报》话语场过程的不同表现（郭恩强，2014），《南方都市报》为庆祝创刊18年而在微信平台上设立的“南都口述史”为例对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的研究（白红义，2015），对“黄金时代”神话的追述和分析。（李红涛，2016）

上述“怀旧”话语可以被视为“新闻业的记忆”，即把新闻业自身当作集体记忆的对象，与之对应的另一项研究则是“新闻中的记忆”。（白红义，2014；李红涛，黄顺铭，2015）如对《人民日报》在1949-2012年期间刊登的341篇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内容分析，用以回答南京大屠杀是否以及如何被建构为文化创伤，新闻媒体借助于哪些行动主体来建立其创伤叙事，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见证人如何扮演集体记忆的承携者的角色等问题。（李红涛，黄顺铭，2014）在“重庆大轰炸”集体记忆的媒介话语策略的分析中，主流媒体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取舍和再现过程中的显隐，势必限制社会公众的记忆和诠释空间。（贺建平，王永芬，马灵燕，2015）从“维基百科作为全球记忆空间”的视角出发，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中文条目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在线记忆社群如何建构一起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黄顺铭，李红涛，2015）。还有围绕张季鸾的逝世及后续仪葬事件，讨论“烈士”报人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集体记忆中的塑造、共享、传承及重塑问题，体现多方力量对象征符号资源的争夺和建构过程。（郭恩强，2015）

从本体论到本土化的多元叙事，一是强调本体性质的学科思考来提示学科发展的终极意义和人文指向。二是强调传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但首先要明晰什么是华夏和中华文化，更要警惕以communication对译的“传播”去寻找中国历史中的“传播”，这里存在语境、意义的错位。三是强调社会记忆的共同体身份建构和杰出新闻人所创造的话语模式。

面对当下技术扩散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角色冲突，传播媒介的众声喧哗是各种社会意识的起伏、转化和流变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其实都不能脱离对传媒的使命、责任和功能的当下性思考。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关键是理论和现实的对应关系，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视角。（陈卫星，2014）也许正是通过越来越丰富的关系和视角的组合、交叉和对视，对传播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得以不断扩大共识的边界或强化认同的选择，昭示其未来的勃勃生机。

本文有删节，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01期。

(本期执编：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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