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亟待探索的主要问题

摘要

    我国新闻教育在媒介融合发展新时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对具有共性的重要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包括新闻教育规模及人才培养定位、新闻教育的创新与守成、师资队伍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硕士教育、资金与实验条件保障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新闻教育、改革、问题

作者

    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3AXW002）的资助。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与传播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和复杂局面。行业变迁与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新闻教育改革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笔者基于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持续性观察和研究，发现新闻院校已经获得的教育成果各具特色，而亟待探索的问题却很有共性。本文就其中最重要的几方面问题进行讨论。

◎一、新闻教育规模及人才培养定位◎

我国新闻与传媒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人才需求方面的变化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专业新闻媒体所需要的人员结构出现变化，特别是对新闻采编人才的选拔越来越多地由以往侧重于新闻传播学科转向更广泛的学科领域，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培养的学生都是新闻媒体单位的选择对象，而且越是重视专业性新闻传播的媒体在这方面越是需要与所报道领域相关的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

因此，新闻与传播学科的本科教育规模相对于这种变化明显表现出过剩态势。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本科教学点过千的情况近几年已经成为学界与业界热议的话题，对新闻传播学科毕业生的出路的担忧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的变化是，随着新媒体的兴盛，非专业新闻媒体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出现了高涨的趋势，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类企业都纷纷创办了自己的官方媒体，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公号、客户端等等，这些媒体作为机构对外传播的工具，需要具有新闻传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管理和运营，近年来这类岗位已经在吸纳大量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

当然，仅仅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是否就能胜任这些机构媒体的工作？还有待观察。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办学规模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晰，有待该学科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及教育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研究人员展开相关的跟踪调查和分析。 

对于从事新闻人才培养的各新闻传播院系，在这样一个已经超规模发展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中，则面临着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定位的问题。据2013年统计数据，中国有1080 个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分布在637 个学校；93 所学校设有新闻传播学硕士点，17 所院校设有一级博士点，在校大学生约20 万人；大约有近5000 名在校专职教师服务于新闻传播教育。也就是说，中国大约有四分之一多的高校涉足新闻传播教育，包括985 高校、211 高校、一般高校、独立学院等。到2015年，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增加到681个，专业分布点增长到1244个，短短两年中就增加了164个，在校本科生也增加到23万人。

对这种状况，很多新闻传播教育人士认为问题不少，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于业界的需求，业界实践已经远远地抛离了教育界：全球传播、大数据、数据新闻、社交媒体、文化产业、政治参与、社会转型等，大多数学校的新闻院系都没有跟上；大多数高校的新闻院系仍苦于专业细分化与融合化的矛盾难以自拔。二是学术生态的恶化。新闻传播学科在高校整体学科格局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新闻传播学科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度没有提升甚至在下降，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日益艰难。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不准，思路不清。

几乎所有的高校，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都是同一个定位，而这个定位都是由来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职业型特征，千篇一律，没有区隔，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以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张昆，2016）其实，定位不清晰的问题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新闻教育规模扩张过快的弊端。一些并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院校跟风开设新闻传播院系或专业，对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路径缺乏科学严谨的调查论证，盲目照搬一些老牌新闻学院的思路和做法，最终导致缺乏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缺乏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对于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教育单位的自主创新和特色化发展。如对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设置，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本科专业调整目录中增加了专业数量，但这次调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根据媒体介质特点进行专业划分（如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传播学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区分尚不清晰（如新闻、广告也可视为传播的分支）等，而且专业划分比以往更细。虽然增加专业数量有助于新闻传播学科在教育管理部门争取资源，但相对于媒介及产业融合的加速，业界对复合型与跨媒体传播人才的需求增强这一趋势，这种专业细分化却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所有新闻传播类院系都按此目录设置专业方向，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也难以发展。 

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自身的规律来看，专业细分并不利于人才培养，应该鼓励和支持以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来招收本科生和设计培养方案，淡化专业间的区分。而且应该鼓励各教育单位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规划设计培养目标，设立不同的教育项目。在一级学科的教育框架里，可以通过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包的设置，方便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和跨专业方向进行课程组合，使他们能够全面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侧重某些专业领域的学习。研究生教育则需要进一步加强专业硕士教育的比重，减少学术型硕士生的人数，因为相比各类媒体和机构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高校与研究机构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的数量要少得多。专业硕士招生，应该增加非新闻传播学科本科毕业生的招生比例，以实现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跨专业”自然形成，对于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极其有益。而学术型硕士则应该作为博士生的预备阶段，鼓励硕博连读。 

教育规模控制与特色化定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在高等院校专业设置方面进一步放权，鼓励各类学校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人才需求情况设立专业和方向，并通过教学质量评估、毕业生质量评估等管理手段对各个教学点进行监察和评价，以促成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点优胜劣态，保持相对合理的规模；另一方面，也需要各个新闻传播院系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具有独家特色的办学模式。。 

◎二、新闻教育的创新与守成◎

什么需要变革，什么应该坚守，是近年来新闻教育界一直讨论的问题。创新的各方面表现及成果本文限于篇幅不加论述。需要关注的是，新闻传播院系纷纷加大课程改革力度，热衷于加强新技术新媒体内容的教学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已经有学者提出，“当新媒体迅速崛起时，传统的职业传媒人似乎已经被搅得心神不宁，表现出渠道崇拜之下的忙乱，缺乏职业传媒人的淡定和对传播内容的精细打磨和把关，因而屡屡表现出有失真实、有失准确的业余水准，反过来给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警示：‘固本’教育必须成为共识。”（何志武，2016）

确实，新闻传播教育应用性较强，具有面向具体行业和岗位的职业教育特征，在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中有不少人主张按照新闻传播业对大学生提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要求，调整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表现出技能化和工具化的趋势，如一些高校在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调整时，凡与新闻传播理论和技能无直接关系的各类公共课能不开尽量不开，能少开的尽量少开。尤其是文史类、管理类、艺术类的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被大量剔除出去。这种做法堪忧。

不能否认，培养新闻传播人才需要紧跟传媒业发展步伐，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教育，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最新的技术工具和业务技能。但是新闻传媒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根本属性还要求其从业者对社会有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承担社会瞭望者的责任。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形成宽阔的知识视野和人格品德修养。因此，过去一直强调的“通才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等要求在新闻教育改革中不应弱化，而要继续坚守。

创新与守成这对矛盾，在一所新闻传播院系的改革方案中主要体现为，是以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丰富的社会知识为目标，还是以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为重点？如果是后者，显然难以保证学生在未来更加专业化的工作领域中有发展后劲；如果是前者，新闻学院办本科教育还要更多地依赖兄弟学科的教育资源来支持，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2+2”培养模式、人大新闻学院的双学位实验班模式，以及西方国家很多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课程有一半甚至70%由其他学科来提供，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种教育模式虽然与培养目标（复合型、厚基础）是相符的，但在现实操作中，由于课程资源的配置是跨学科的，新闻学院对教育质量的控制难度很大。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争取平衡，但限于本科教育只有四年时间，课程设置的挑战性很大，实际上潜在两方面都做不到最好的风险。因此，新闻传播学科的本科教育，是否应该更多考虑从其他学科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拔生源，进行第二学位教育，或者转为专业硕士的培养？这样是否能比新闻学院独立培养本科学生更有成效？当然，这可能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生源质量？尤其是著名高校和名牌新闻学院，本科生源通常比二学位和研究生生源更优秀，放弃或缩减新闻学科的本科教育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矛盾和纠结，本身也说明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还有很长的探索之路要走。

◎三、师资队伍建设◎

新闻传播类专业应用性很强，但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院系的师资情况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难以保证从事新闻传播业务课程教学的师资的数量和质量。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一直没能解决重学术资历和学位、轻实践经验的问题。如大多数新闻院系招聘教师都以获得博士学位为必备条件，更适合讲授业务课程的业界优秀人才因为没有博士学位难以转入教学岗位，这严重影响了实务类课程的教学水平。在结构组成上，擅长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多，能够教授业务实践类课程的人少；高学历的人多，有业界工作经验的人少。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于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在内的各学科专业水平的评价，按照目前通行的标准和办法，主要是学术导向。如在师资队伍考核方面，重视学历学位，重视来自海外的博士研究生；重视学术论文的发表，尤其是SSCI、C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重视重大课题、研究经费、以及学术奖项等。

近年来各高校片面追求研究生学位点，特别是追求博士点，更加导致与技能、专业知识相关的要素在整个评估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很低，如学生质量，课程水平，实务课程教师的业界经历、实验实践环节等。近年来，校部共建新闻传播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界的优秀人才进入高校承担一部分业务课程的教学任务，但因为这些人员的第一岗位还是在新闻媒体，时间和精力上并不能保证优先满足高校的教学需要，而且这类人员每年处于流动中，无法保证稳定性。

在我国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评估指标这一“指挥棒”下，在高校行政化管理还没有真正得到纠正之前，师资结构这一难题或将继续存在下去。此外，对于已经在岗的教师，业绩考核、职称晋升中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也较普遍存在，尤其青年教师受此影响，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放在撰写论文和专著上，没有时间到传媒单位参与实践，也缺乏指导学生动手实践的热情，最终可能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论文数量上去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多；更大的受害者是学生，他们得不到老师更多的关心和指导，高校教育事实上背离了其培养人才的宗旨。

师资建设的另一个问题是，科班出身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博士后在现有的教师团队中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但普遍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和复合型知识背景，在教学中重视理论思考，对实际操作和业界变化不甚敏感，影响了学生能力训练与新闻岗位需求间的有效对接。因此要鼓励高学历、长于理论研究的年轻教师到新闻传媒一线参与实践，因为新闻传播学科不同于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能与新闻传媒实践相脱节，新闻教学中需要紧密联系当下的新闻实践和媒体发展，才能帮助学生了解前沿，学以致用。尤其是近几年，从海外深造归国的博士加入到教师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国外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驾轻就熟，但对国内新闻传媒业的了解和接触相对较少，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补课”，教学与研究都很难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找对问题和方向，甚至有可能水土不服，误己误人。

近年来在新闻界与新闻教育界共同实施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推进了高校与媒体之间的人员交流，在记者编辑进入高校的同时，新闻传播院校也派送教师到媒体挂职，这项活动对于新闻传播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有些地方，挂职的落实工作以及效果还不太理想，主要取决于派出教师本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态度，这方面如何加强管理和保证实际效果还有待研究。

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均衡也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重点新闻院系编制饱和，职称晋升困难，教师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地方性新闻院系求贤若渴，却因各种原因引进人才困难。近几年高校之间人才竞争加剧，开始出现少数知名教授被一些学校以高薪和优厚待遇“挖走”的现象，但是少数人的流动主要还是在一些大都市的著名高校之间，暂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体不均衡的问题。

◎四、复合型人才培养◎

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新闻教育界内部获得了高度的重视，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有学者将此视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种“迷思”，认为“‘复合型’人才的提法反映了我们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一种定位, 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仔细分析, 所谓‘复合型’, 目前主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掌握多种媒体技能（技法） 这主要是报纸、广电以及所谓的新媒体传播技能；二是掌握多学科知识。就前者，所谓的新媒体技能本身就是一个黑洞。互联网的组合化创新使得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技法的掌握已经是难以跟上，盲目跟从这种技法已经不太现实。就后者，知识的细分本已使知识难以穷尽，而总体化趋势更是意味着多学科、跨学科知识也难以应对。因此，所谓复合型人才，就变成了一个看似新颖却又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唐海江，2016）这种疑问值得思考。

从人才培养的现实情况来看，新闻传播院系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较之培养掌握多种媒体技能的人才难度更大，因为这项任务仅仅靠新闻传播学科自身难以完成，跨专业的合作是必由之路。已经有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做出了各种尝试，如复旦大学的“2+2”培养模式，人大新闻学院跨专业联合培养的实验班探索等。国内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注点比较集中体现在新闻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金融、财经）、新闻学+国际关系、新闻学+体育、新闻学+计算机等专业复合上，这些复合培养与新闻传播较为重要的报道领域相对应，对培养从事法制新闻、财经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科技新闻和新媒体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培养规模有限，并不能保证大多数学生获得同样的机会，这与新闻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长还很难匹配。 

第二，由不同的学院（专业）共同承担人才培养工作，虽然能够在课程设置上统筹两个专业的教学资源，形成联合培养机制，但具体到教学层面，要真正做到两个专业的知识相交融却非常困难。比如对于新闻学与法学的复合教学，最理想的教学模式是来自法学院和来自新闻学院的教师合作开设新闻法规等专业核心课程，以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案例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将新闻学知识与法学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这样的教学方式要求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进行深度合作，一起准备教案，共同研究问题，甚至一同到课堂上主持案例教学。事实上，这在现实中比较难以实现，因为需要不同学院的教师相互协作，而对于教师来说，与其他专业的学者协作进行教学必然要比独立完成本专业的课程教学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特殊的鼓励政策与措施，仅靠教师自己的热情和自觉，很难普遍做到。 

第三，跨专业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还需要防止出现某些偏差，以致背离新闻教育的宗旨和目标。第一个偏差是以其他专业教育冲淡新闻专业精神和新闻伦理教育。以财经新闻人才培养为例，随着传媒业界对财经记者的需求增大，2007年，清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全球财经新闻实验室，并设立了面向全世界招生的两年制全英语教学项目；北大汇丰商学院设有财经传媒硕士点，专业学习年限为3年，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经济学、管理学或金融学专业课程的辅修。但是，在财经新闻教育在全国形成热点之后，有些学校的财经新闻教育重视对学生的财经知识和技能传授，而对新闻伦理与道德教育重视不足。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后，面对利益诱惑难守底线，有些人甚至搞新闻腐败触犯法律。另一个偏差是职业取向的引导失效，如近年来财经新闻的毕业生多数选择了到金融行业就业，只有少部分选择媒体单位，实际上与新闻人才培养的初衷相背离，需引起重视。 

第四，跨专业培养在各方面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保障方面需要有不同于单一学科培养的思路和办法。如体育新闻人才培养作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部分有其特殊性。有学者指出，由于体育新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面临的难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实践类课程内容松散，不成系统；二是缺乏校内实践基地，进而导致了实践教学时间的分散化，“2+1学期制”（在春秋学期间增添实践教学月）亟待提上日程；三是与业界联系不够紧密，缺乏与媒体的长期合作，在参与大型赛事报道实践上力度不足。（万晓红，2014）国外新闻院校中对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也有探索，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于2014年秋季设立了体育传媒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点，聘请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作为全职教授，并在2015年秋季招收第一届学生，成为全美首家提供体育新闻学专业的学校，攻读本专业的学生有机会为专业媒体机构提供大学体育赛事和专业体育赛事的报道，并在业界导师的帮助下，在凤凰城和洛杉矶的媒体实习。相比美国高校的做法，我国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方面确实还有提升的空间。 

网络与新媒体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实际上也需要以跨专业联合培养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质量。较早从事新媒体研究的彭兰（2015）认为，新媒体专业培养的跨媒体人才需具备跨越媒体的整合性思维，在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间自由穿梭，并有效贯通内容与产品的生产。作为新兴的专业方向，国内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面临的主要难点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定位不清晰，教育改革浮于表面，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实质，专业培养缺乏职业方向（鲍立泉，胡佩延，2014）。二是没有理顺思维与技术的关系，目前存在注重新媒体技能培养，忽视理论思维训练的倾向，难以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人才。三是专业重合挤压、课程内容空泛，在打通媒介、多媒体联动方面有局限性，存在内容与技术“两层皮”的现象。 

新媒体人才培养需要计算机专业的教育资源的加盟，近十年来，全美15所顶尖新闻学院大刀阔斧修订教学大纲，不断探索数字时代的新闻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在“新闻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基础上增添了“数据新闻学”教育项目。德克萨斯大学、弗罗里达大学、马里兰大学新增了数据新闻学或数据可视化课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城市大学设立了计算机编程课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创新课程包括了网络图形设计、突发新闻多媒体报道、移动可视化设计、社交媒体、数字媒介素养、数字媒体创业、数字新闻等。（逯义峰，2016）整体而言，美国的新媒体专业课程改革呈现出融媒体、数字化的特征，与跨专业的联合教育策略有关。我国新闻传播院校在这方面可以加强与国外优秀新闻院系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五、专业硕士教育◎

2010年，教育部批复并设立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重点培养实务型和专业型人才，学制两年，实行双导师制，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2011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48家研究生培养单位成为首批招收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的院校。该专业硕士学位设立之后迅速成为全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2011年的报考人数就在数千人以上。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专业硕士教育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人才培养定位还不够清晰。有学者对中美两国的专业硕士教育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专业学位硕士分为新闻学硕士和传播学硕士，其中新闻学硕士以培养新闻记者为目标，将新闻教育定位在应用上，坚持以新闻职业训练为主，并辅以人文学科基础教育和新闻传播法规与伦理教育；传播学硕士主要涉及一些传播院校开办的与营销、广告、公共关系、法律等专业相关的交叉型传播专业，以培养相应的职业人才。我国的专业学位硕士称为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目标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与传播业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谢毅，杨思明，2012年9月4日）虽然中美两国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从事一线新闻工作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家型人才，以满足传媒体制改革与发展对传媒人素质和能力的需求。但比较来看，我国对新闻和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区分度不如美国明确。

第二，课程设置还不够完善。没有将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进行明确区分，未形成独立的专业硕士课程体系，不少学院简单移植了学术硕士的既有课程，其中一些“研究型”课程并不适合专业硕士“职业型”人才培养方向。相比较而言，美国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生课程设置更重视实践性，在注重核心课程的同时突出实践环节，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个人兴趣和就业目标跨系选课。因此，即使是选择同一专业方向、相同培养计划的学生，在具体课程上也会有所差别，每个人的学习计划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课程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尤其注重现代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运用，大量采用案例教学、研讨教学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能够充分研讨与交流。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在导师制度上，“双导师”制在我国新闻传播院校中虽然得到普遍推广，但对业界导师的考核体系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导师指导方式大多是“一对多”的模式，老师尤其是业界导师与学生的交流、对学生一对一的指导还有待加强。

第四，对学生的考核未能突出“应用型”导向。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培养评价与传统的学术型硕士差异不大，研究生院和学生所在院系负责学生总体教育管理和课程设计工作，校内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计划负责，修满学分后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位。这也导致了新闻与传播硕士指向应用性、实践性的评价并没有得到体现。其实，专业硕士着重培养学生的新闻业务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是实践性极强的学位教育，作为最为重要的考核依据，学位论文应展现学生分析、解决新闻传播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目前，专业硕士不少还是提交毕业论文进行答辩，审核标准依然沿袭学术硕士的评价指标，偏离了专业硕士注重实践的人才培养导向。应该鼓励以新闻报道、调研报告、毕业设计、案例分析等多种成果形式替代学术论文。

◎六、资金与实验条件保障◎

新闻教育改革离不开先进的媒体实验室、成熟的学生实践基地、高质量的摄像、剪辑等采编设备。媒体技术发展迅猛，实验设备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全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对技术与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据报道，2015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 中占比4.15%。这仅满足了基本的教育需求，对于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金不足一直是众多新闻院系在教学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性院校中的新闻院系，专业设备短缺，设备状况不良，全媒体教育还停留在口号和规划上。即便是一些重点高校，也普遍存在不能及时跟进业界变化，购买引进新技术产品的情况，实验教学因此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此外，因为制度管理不完善，导致学生借用设备手续繁杂、流程冗长，接触使用演播室和实验室的成本过高，造成了资源空置浪费等问题，也直接制约了新闻教学改革。相比之下，美国一些新闻传播学院中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更能够紧跟业界的前沿步伐，如苹果手表、Oculus Rift（头戴式3D虚拟显示器）和新技术产品的问世，都掀起了技术课程的热潮，像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谷歌眼镜”课，密苏里大学的“机器人新闻写作”课，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感新闻”课和“数据调查报道”课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1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媒系也投资上千万，为新启用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引进数码媒体教学与研究设备（王君超，2011），打造全媒体教学与实践平台。 

解决资金短缺与实验条件落后的问题，既需要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和各高等院校加大对新闻传播学科的支持力度，也需要新闻传播院系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如加大与媒体、企业的合作，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资金、设备的资助；加强校友联络工作，通过建立基金会获得资金捐助，改善办学条件等。

综上，本文讨论了新闻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六大共性问题，但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于这些，各不同高校中新闻教育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也未一一涉及，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媒业的变革还将继续。无论是传统媒体的痛苦转型还是新兴媒体的快速迭代，每一步都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格局与生态。我们看到新闻生产与发布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模式，渠道、载体、传播方式的改变，新闻界从业人员的流动，以及新媒体环境中愈加复杂的新闻伦理失范和权利保护等问题，使新闻教育的目标、使命、服务对象、运行机制和实施办法还将面临更多挑战，新闻传播院校对未来新闻人才标准的追问也愈加急迫。 

在新媒体环境下，专业媒体的价值不会被个人媒体、机构媒体所湮灭，机器也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的工作，职业新闻工作者在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专职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人必将面对更加复杂的舆论环境、报道对象和传播技术，他们的专业性、创造力和道德品质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拷问和检验。因此，如何培养未来新闻业的主力军——职业新闻工作者，仍然是新闻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编辑｜毕格菲斯

本文系简写版，文献综述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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