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消失：被扭曲的福柯——基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分析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拉美软实力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YJA860029）的资助。

当我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往往是必要的参考书，其中文版（2003年）提到该书是“费尔克拉夫有关话语分析的一本代表作......该书自90年代初出版以后，截止2002年，已先后再版7次。”被认为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此以后，语言学研究可以给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语言活动提供全面细致的说明。”该著作的影响可见一斑。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其主要进阶之一就是费尔克拉夫的这部作品。虽然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观点进行了解读，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成分，但没能从本质上把握福柯的思想。本文试从福柯的原著出发，结合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对福柯的理解，在揭示费尔克拉夫对福柯误读和还原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同时，指出这种“误读”的原因与必然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意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结合费尔克拉夫原文来呈现其对福柯的主要理解；其次结合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误读来展现后者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第二、第三部分）；再其次揭示费尔克拉夫误读的原因及必然性；最后，结合对费尔克拉夫观点的批判总结，指出该误读的话语分析意义。

一

费尔克拉夫眼中的“福柯话语分析”

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强调福柯对自己的影响，并单列第二章“米歇尔·福柯与话语分析”来呈现福柯的考古学-系谱学思想及其话语分析。在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的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指出了自己对福柯话语理论本身的理解。在考古学方面：首先，话语具有建构性，话语建构了社会、客体、主体等；其二，所有的话语实践及其意义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这将导向“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在系谱学方面：首先，权力的本性是“话语的”，“现代生命权力的实践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的”（Fairclough，2006：55）；其次，话语的本性是“政治的”，“权力斗争发生在话语之内或围绕话语来进行”（Fairclough，2006：56）；最后，社会变迁的本性是“话语的”，认为分析（社会）机构和组织的权力意味着要去理解和分析它们的话语实践（Fairclough，2006：50）。费尔克拉夫在指出自己理解的同时，对福柯的话语分析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首先“缺乏对语言文本的关注”；其次，“福柯的分析缺少实践概念”；最后，福柯的权力关系缺乏抵抗性。

不过，在认真阅读福柯和费尔克拉夫（尤其第二章）的原著之后，我们发现费尔克拉夫对福柯观点本身的理解并不到位，基本没有真正把握福柯的考古学-系谱学思想，其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这表现在，在考古学方面：其一，话语具有建构本性，忽略了权力的基础作用；其二，不准确地挪用福柯“话语实践”概念，以此引入“互文性”与“互为话语性”；其三，忽略福柯话语的“实践观”，误认为福柯忽略了斗争，致使“一个人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Fairclough，2006：57）。在系谱学方面，强调权力的话语本性、话语的政治本性以及社会变迁的话语本性，试图把福柯的“话语分析”还原为“政治话语本体论”，一种“特别话语”的“结构主义”分析。

二

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考古学误读”

虽然费尔克拉夫知道福柯的话语分析不是探讨口头或书写的文本，而是某个话语的可能性条件，虽然也知道福柯的话语分析不等同于语言学分析，但费尔克拉夫始终没能说清福柯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只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话语形式”（例如人文科学、医学、精神病学、经济学和语法学）。费尔克拉夫不清楚在福柯那里，构成话语的陈述不是自己所谓的“文本以及作为文本构成元素的言论（utterances）”（Fairclough，2004：122）。

而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依据该功能，我们可以决定符号是否“产生意义”；符号根据何种规则彼此相连和排列，从何处说它们是符号，它们的表述产生了何种行为。......我们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功能，它的存在、它的条件以及调节它的规则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Foucault，1969：116）。

简而言之，分析话语就是了知某个位置的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场域——相对其他陈述而定，即“外在性”——，其存在的物质表象为语言学符号（如句子、命题等）。对话语界定的分析的不足将直接导致福柯话语实践（话语）和非话语实践（权力）的分离，因为话语构成（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策略）是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构合的表象和效果，对话语进行考古学分析就是要显示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策略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领域中构合的分布地形图，这也是构成话语的陈述的分布地形图。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分离导致了费尔克拉夫的理解缺陷：忽略权力，单方面夸大话语的建构作用，并以类比的方式把考古学的话语及其外“外在性”挪用到语言学话语分析中，用文本意义界定的“外在性”取代了作为话语存在条件的“外在性”。

（一）在话语建构性方面

在考古学方面，费尔克拉夫把福柯的考古学思想总结为二点：话语的建构本性；强调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Fairclough，2006：55）。在“话语建构性”方面，费尔克拉夫认为，对于一个话语实践而言，因作为规则来运作的“话语构成”具有规定主体可能性的能力，于是“话语”也便具有了构建社会、主体等能力。的确，福柯承认话语具有“形塑”主体性的能力，不过这只是在宏观定性方面的表述，但具体理解这种形塑建构能力，就不能脱离权力-知识1的关系组合，因为（尤其在系谱学中）话语不仅由陈述构成，更是力量关系场域中的一些元素或战术组（blocs tactiques）（Foucault，1976：135），话语战术（tactique discursive）本身则是一种知识-权力装置（Foucault，2008：175）。根本上，“权力和知识构合在话语之中”（Foucault，1976：133）。因此，在福柯那里既不存在对立的权力话语（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话语），也不存在话语与权力的对立（如话语具有“赋权”功能）。于是，在谈论话语的建构性时，不能简单去说话语建构了对象、现实、主体，而更重要的是从权力-知识的关系组合中来考察。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权力具有建构性，“其生产了现实，生产了对象领域以及真理的仪式。个体以及我们对其的认识就属于这个生产过程。”（Foucault，1976：196）同样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曾以“性”（sexualité）话语把权力的生产性说得更为明确：“如果性形成了要认识的领域，这是权力关系把它构建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如果权力把其作为目标，这是因为知识技术、话语程序能够对其进行关照。”（Foucault，1976：121-122）因此，脱离权力-知识关系来谈论话语的建构性，容易走向对福柯的结构主义批判，因为生成话语的“规则性”易于被化约为“结构”——费尔克拉夫就是因此认定福柯的话语认知属于结构主义（Fairclough，2006：57）。脱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组合，权力生产对象和现实的能力被赋予给了“话语”。实际上，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误读根源就在于此，没认识到话语和权力彼此不能分离。

（二）在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方面

费尔克拉夫把福柯的话语构成中各元素间的依赖关系与话语实践间的关系看成“互为文本”和“互为话语”关系。费尔克拉夫的依据是，“福柯强调一个社会或机构的话语实践的相互依赖性：文本总是利用和改变其他同时代以及历史上已有文本，任何特定类型的话语实践都产生于与其他话语实践的结合，并由其他话语实践关系的界定。”（Fairclough，2006：39-40）费尔克拉夫的“互为话语性”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米歇尔·佩奇尤克斯（Michel Pêcheux）对福柯“话语构成”的理解。佩奇尤克斯认为，“话语构成位于被称作‘互为话语’的相关话语构成体系当中，其中一个话语构成的意义由与其相关的其他构成来决定。”（Fairclough，2006：31）费尔克拉夫于是用“话语实践”代替了佩奇尤克斯的“话语构成”，认为“任何特定类型的话语实践都产生于与其他话语实践的结合，并由其他话语实践关系的界定”。实际上，这二位语言学者把福柯考古学的“互为话语”（或话语间性）中的不同话语实践以及话语构成间的关系以类比的方式平移到语言学的“文本”与“语用学”（语境）中，用结构主义的“意义”因果决定性取代了考古学元素间的外在相关性。

福柯的确在《言论写作集》第一卷中讲到了“互为话语”概念。他在描述话语的变迁时提到，在所有话语变迁方面存在着三种依赖关系：话语内（intra-discursive）的依赖；话语间（inter-discursive）的依赖；话语外的依赖（extra-discursive）（Foucault，1994a：680）。话语内依赖关系存在于同一构成内的不同对象、不同操作、不同概念之间；话语间的依赖存在于不同的话语之间，如《词与物》中自然历史、经济学、语法学和表象理论间的相互关系；话语外的依赖存在于话语变迁与其他外在变迁间的关系，如《疯癫史》与《诊所的诞生》中医学话语与经济、政治、社会变化间的关系。在解释体现话语间关系的、作为话语实践的“认识型”时，福柯指出：“在某个既定时期，数学被用在物理研究领域，语言学或符号学用在生物学领域来解释基因信息，进化理论成了历史学家以及19世纪心理学家的模型。不同科学或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现象构成了我所说的一个时代的认识型。”（Foucault，1994c：371）很明显在福柯那里，“互为话语性”（或“话语间性”）体现的是话语构成的相似性以及不同话语间的相互关联，而非语言学话语或文本意义的彼此决定性。

就“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与其他构成或实践的关系而言，福柯更多用“依赖”（dépendance）与“构合”（s'articuler）词语来描述，采用这些概念“就是想用来替代单一的因果确定关系；用剥夺原因的无休止的特权来显示不同形式的相关性（corrélations）。”（Foucault，1994a：580）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是些匿名的历史规则。

它集合了不同的学科或科学，而且贯穿某些科学或学科之中，把它们的某些区域合并在一种不太明显的统一性之中。......话语实践形成于一些技术整体、制度机构、行为图式、传输与扩散类型、教育形式之中。......一种话语实践的变迁与一套复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这些变化或产生在话语实践之外，如生产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之中，或产生在话语实践之中，如对象的确定技术、概念的细化与调整、信息的积累，或与其并列产生，如在其他话语实践中（Foucault，1994b：241）。

在话语构成分析方面，考古学分析是在详述话语的构成（即客体、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选择），对它们进行比较，展示不同话语构成内部及它们之间的可被描述的关系（如不同的元素可根据类似的规则得以形成；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规则拥有相同的顺序；在不同话语中是否依据相同的模式来安排；相同的概念可以包括不同的考古学含义；在不同的实证性之间建立服从或补充关系），同时弄清楚它们与周围的非话语实践的联系。在福柯那里，这种存在于不同话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被看作“互为话语构型”的内容（Foucault，1969：207）。这里的“互为话语构型”（configuration inter-discursive）指的是不同话语间具有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安排，这与费尔克拉夫所谓“互文性”与“互为话语”间的彼此决定性不太相符合。

（三）在“福柯的话语缺乏实践概念”方面

费尔克拉夫批判福柯的理论“缺少对实践和斗争的关注”，认为“福柯忽略实践与变化的详尽机制，这是与对斗争的忽略相伴随”，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人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并认为福柯把“话语实践”还原成了结构，“过于强调结构，就等于是对这些斗争采取了一种片面的观点，即强者的观点”（Fairclough，2006：58），并由此认为福柯的权力是不平衡的，需要引入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基于经济界定的阶级联合其他社会力量对整个社会施加的权力”（Fairclough，2006：92）——概念，因为“葛兰西根据霸权对于权力的阐释优于福柯的权力概念，因为它避免了这样的不平衡”。（Fairclough，2006：58）费尔克拉夫在此的批判可归纳为两点：首先福柯的话语缺少实践和斗争观念；其次处于权力体系中的个体是无能为力的，充满了结构主义特征。

首先，福柯的话语并不缺少“实践与斗争”概念，甚至可以说“福柯的每样东西都是实践的结果。”（Stone，2014：390）我们知道福柯关注的是西方社会的具体体验的理性化过程，发掘个体在这种理性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旨在为当下主体化提供选择的可能性。福柯从三种实践形式来描述了个体的“主体化与客体化”过程：考古学视角下的话语实践、系谱学的权力实践、伦理-实践。福柯对“主体化-客体化”过程的分析是通过话语/权力、知识/权力的关系分析来进行的，展示在它们关系中的主体不仅成了认识的对象而且在被认识的过程中实现了主体性建构。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个策略领域，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场所，其中斗争策略是权力/话语效果产生的关键。根据福柯，通常情况下，存在三种斗争类型：“反对支配形式的斗争（种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反对把个体与自己生产产品分离开来的剥削形式的斗争；反对所有把个体与自我联系起来并确保自我对他者服从的斗争，如反对奴役以及不同主体性和服从形式的斗争。”（Foucault，1994d：227）自16世纪以后，随着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即国家）的出现，进而言之，一种忽视个体只关注群体或被选阶层的历史权力类型的出现，或一种个体化技术与全体化相结合形式的出现，第三种类型的斗争，即反抗奴役或反对主体性臣服的斗争越来越重要。自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福柯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现而是拒绝“我们是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想象和构建“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我们”，以摆脱这种政治的个体化与集体化之“进退维谷”的局面（Foucault，1994d：232）。

其次，处于权力体系中的个体也不是无能无力的。福柯的“权力”又称作“权力关系”，是力量关系，也是一种对他者行为的影响，又是一种安排或装置。作为力量关系的权力，不是强加和命令，而是表现为行为影响上的策略关系。福柯指出，“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一种结构或一种某些人被赋予的力量；它是既定社会中复杂策略关系的总称。”（Foucault，1976：126）当人们在“谈论权力的时候，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一种政治结构、一个政府、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一个面对奴隶的奴隶主，等等。然而这绝对不是我在谈论权力关系时所理解的东西。”（Foucault，1994d：219）“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关系”（Foucault，1994c：87），是动态的，无处不在，是可逆的，作为占有与挪用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权力关系是改变社会的路径，只有通过改变人们之间的行为关系才能改变社会（Foucault，1994c：473）。

福柯的权力关系不同于暴力关系。

权力只存在于行为中......其自身也不是对自由的放弃、权利的转让、委托给某些人的所有人或某个人的权力......界定权力关系的东西是一种并不直接向其他人而是向其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一种影响行为的行为，一种影响可能的或现实的、未来的或当下的行为之行为。暴力关系影响一个身体，影响一些事情：它强制、它制约，它击碎、它破坏：它关闭所有可能性；它只允许被动性在它身边；如遇到某种抵抗，它只会着手制服它。相反，权力关系则构合于两个必不可少的元素上面：“他者”（被施加这种权力关系的人）自始至终被作为行为主体并加以维持；面对权力关系，开放的是整个回应、反应、效果和可能的发明的场域。......权力是一揽子对可能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它运行于行为主体隶属其中的可能性领域：它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它常常是一种影响一个或多个活动主体行为的方法，无论是在他们行动或可能行动的时候。一种对其他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Foucault，1994d：235-237）。

简而言之，福柯权力不是施加给某个主体的权力，而是影响主体行为的可逆的力量关系。

福柯的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自由的”个体。虽然在现实中存在“支配”现象，但福柯认为“在支配状态中，权力关系是封闭的和固定的，是稳定的，不可能让不同的参与者拥有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当一个或社会群体封闭一个权力关系领域，使这些关系成为固定物并阻止其运动的可逆性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种被称作支配状态的东西。”（Foucault，1987：109）在支配状态下，当个体失去自由的时候，也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因此，“不存在权力和自由的对立排斥关系。”（Foucault，1994d：238）

这种以“自由”为前提的权力关系，为反抗和斗争提供了可能性。福柯在《精神病治疗权力》中描述了这种“自由反抗现象”（Foucault，2007：416-417）。福柯指出，对精神病治疗装置的分析围绕三个轴心来展开：权力轴心（精神病医生把自己构建为影响他者的主体）；真理轴心（精神错乱者被构建知识的对象）；主体化轴心（主体必须把强加给他的规范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三个轴心构成“精神病治疗权力装置”的知识-权力策略。《精神病治疗权力》中的权力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权力的支点（或应用点）在于身体，身体“服从所有身体微观权力物理学安排”；另一方面，精神病医生与病人间建立的权力关系是不稳定的，由对抗与斗争组成，在这些对抗与斗争中出现了抵抗点。于是，借助这些“反操作”（抵抗点）病人对医生的权力产生了影响或损伤了医生的权力，病人逃避了医生为他们规定的范畴，这导致了福柯所说的“反精神病治疗危机”。这种“反操作”的积极意义在于，显示了处于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主体借助“知识-权力”策略来改变自身主体性的可能性，是一种去制度化的操作。因此不敢苟同费尔克拉夫指责福柯“排斥了任何意义上的积极的社会力量”以及“一个人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

三

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系谱学误读”

在系谱学方面，费尔克拉夫把福柯的系谱学思想总结为三点：权力的话语本性、话语的政治本性、社会变化的话语本性（Fairclough，2006：55-56）。从费尔克拉夫的理解可以看出，很明显，他把“话语”当成了福柯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把权力和社会过程的变迁还原为“话语”。费尔克拉夫虽然给出这样的认知，但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但这种认知显然不符合福柯的系谱学精神，我们可以首先从福柯的“人”的考古学思路入手来厘清这种表达的局限性。

根据福柯的观点，在西方社会中“语言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是不相容的。福柯对语言的关注是从“语言存在”过渡到“语言的使用”，再到“话语实践”的。在语言仅仅作为表征工具，用来复制世界秩序而不是创造秩序的时候，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在语言碎片化，失去这种功能时人才存在。前者属于18世纪古典时期的情况；到了18世纪末，语言这种表征功能丧失，有关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知识的实证性开始出现。在古典时期，人是由话语的“表征”的秩序框架来界定的，不是一个具有自己具体生活、工作与语言的存在。随着古典时期的结束，在作为“话语”的语言的解体中，出现“人”的形象。“人”的出现才保证了“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福柯对“人”的理解是从“有限性到有限性”的思路来进行的。一方面，作为人的有限性体现于知识的实证性之中，生活、工作和语言在人的存在中占据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外在的知识形式的“有限性”却需要从人的“有限性”来理解：通过人的身体来理解生活的存在方式，通过人的欲望来理解生产的决定性，通过言说的时刻来理解语言的历史性（别忘了，福柯关注的是语言在某时刻被说出时的功能!）。福柯认为有必要从人的有限性（身体、欲望、言说）来把握生活、工作与语言的有限性，这也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所遵循的路径。对人的有限性和有关的人的知识实证性的辩证思考贯穿于福柯的整个作品之中。就话语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福柯强调的是“人用语言做了什么”，换句话，人如何借助话语实践实现的自己的“主体化”。我们知道，福柯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或“当下本体论”，“为什么我们成了现在的我们”，具体研究对象是“主体”。具体地说，“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话语）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话语）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Foucault，1994d：574）语言、话语以及话语实践只是一种手段，主体并不存在于“语言的存在”之中，因此不能把福柯的权力、话语与主体关系的思考化约为“话语本体论”或“政治话语本体论”。

从福柯具体论述来看，费尔克拉夫的化约式呈现也是不合适的。首先，就“权力的话语本性”而言，把福柯权力的本性界定为“话语”，这是不合适的。费尔克拉夫的依据是“现代生命权力实践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的”，并围绕“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进行的诸多表述：“福柯强调了权力现代形式的技术的重要性，很明显主要体现在语言之中”；“这种权力概念意味着话语和语言位于现代社会过程的中心：福柯看重的实践和（权力）技术在本质上是话语实践”；“话语就是要被夺取的权力”；“权力斗争出现在话语中并围绕话语来进行”；“在现代权力形式的发展的过程中，福柯的富有影响的著作把核心作用赋予给了话语。”所有这些表述都指向这样的理解：权力的本性是话语的，换句话，权力需要从话语角度出发来理解。实际上，这正好与福柯的认知相反：对话语形成的分析不是根据意识类型、观察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从权力关系的战术和策略来着眼（Foucault，1994c：39）。就“权力与话语”关系而言，权力与话语彼此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话语是权力行使的工具，是权力关系装置的组成部分，其运载并（在既能巩固权力又可破坏、展示权力、阻挡与削弱权力的意义上）生产权力（Foucault，1976：133）；另一方面，话语是权力的结果（effet），“权力形成知识，生产了话语”（Foucault，1994c：149）。这会使人想起福柯的好友德勒兹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描述：“力量关系构成了权力，形式关系构成了知识。”（Deleuze，1987：102）福柯曾在《性史》第一卷中指出：

人们所说能引起怎样的权力效果？这些话语、权力效果及其贯穿其中的愉悦间存在何种联系？由此生产了怎样的知识？总之，问题在于确定支撑人类性（sexualité）话语的权力-知识-愉悦体制（régime）。于是，关键不在于知道人们对性（sexe）说了是或不......有关性（sexe）的这些话语的生产并不外在于或反权力之中（Foucault，1976：45-46）。

其次，在“话语的政治本性”方面。费尔克拉夫把福柯的话语界定为“政治本性”的依据主要源自其对《话语的秩序》的引述：

这一点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心理分析早已表明话语并非仅是显现（或隐藏）欲望——它本身亦是欲望的对象；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不只是说明斗争或控制系统，而且也是为它并通过它而斗争的东西，话语是我们试图占有的权力（Fairclough，2006：51）。

但费尔克拉夫没有看到福柯在《言论写作集》第四卷中对《话语的秩序》的评述：

我认为，这本书混合使用两种权力概念......这本书写于一个过渡时期。直到这个时候，在我看来它还是接受了权力的传统概念，把权力当成一种实质上的法律机制，法律规定的与禁止的东西，拥有一系列的消极效果：排斥、拒绝、阻碍、否定、掩盖......现在，我还没有充分考虑这个概念......惩罚使我相信它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权力，而是从技术、战术、战略的角度来进行。技术和战略格栅取代法律格栅是我在《监视与规训》试图展示的东西，后来又用到了《性史》中（Foucault，1994d：228-229）。

福柯认为《话语的秩序》中的权力观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法制权力，这就是说，把话语作为权力并为其斗争的观念还不是的福柯的“系谱学权力观”——作为“力量关系，是无法占有或攫取的”，费尔克拉夫的理解已经偏离的福柯的系谱学精神——，因为其是在强调作为特权并可被占有的权力对话语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而且福柯曾说，其20多年来的研究目标是勾画一部西方人有关自己知识生产的不同方法的历史：经济学、生物学、精神病学、医学和犯罪学，展示知识领域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具体地，福柯是借助话语、权力（关系）、知识、真理等概念工具来展现西方社会中这种知识领域的形成过程——其中重点是有关言说、工作和生活知识的形成，解析“思维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Foucault，1994d：777）。福柯的历史哲学更多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其捕捉的不是宏大历史运动规律的本身或结构，而是关注人们思考历史的方法。福柯曾把话语看成一系列事件，并常常把“话语事件”与另一种性质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事件联系在一起（Foucault，1999b：61-62），如此看来，话语的本性并非完全是政治的。因此话语被彻底定性为“政治的”，是不太合适的。但如果说“话语具有政治属性”，还是可以理解的。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是“历史的和政治的”（Foucault，1994c：376）。政治属性是其活跃思维的一个维度，在福柯后期的思考中，“话语体现为一种真理政治”（Dekens，2011：205），而且福柯也认为，哲学的思考应位于每个社会生产的“普遍真理政治之中”（Dekens，2011：206）。从权力关系的政治属性出发，我们可以认同“话语具有政治属性”。

最后，费尔克拉夫认为在福柯那里“社会变迁的本性是话语的”，这不符合福柯的原意。费尔克拉夫的依据是“变化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Fairclough，2006：55）。在福柯看来，主体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主体不仅处在复杂的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之中，而且也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历史和经济理论为生产关系找到了合适的工具，语言学和符号学为意义的研究提供了工具，系谱学于是被用来描述权力与主体的关系，即从权力关系中来研究主体；在这里权力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如法制、君权）概念，被扩大到力量关系；超越作为内部合理性的权力，走向作为对抗策略的权力观（Foucault，1994d：223-225）。因此，要描述主体和社会现实的建构，就需从权力关系入手。福柯在有关知识分子的作用探讨中提出， “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揭示隐藏运作的权力机制。”（Foucault，1994b：772）

知识分子的政治（或策略）问题是了解是否可能构建一种新的真理政治（或策略）。问题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或脑子里拥有的东西，而是去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体制。问题不在于把真理从所有的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而是把真理的权力从其发挥作用的霸权（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Foucault，1999a：55）。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于说明社会体制中存在着“意识形态”，而应该去揭示隐藏在这种意识控制后面的权力运作机制。

福柯在论及殖民地的解放时也指出：

被我们称作“主体”或“人性”的东西与赋予它形式的历史过程分不开......涉及的不是自由解放，而是自由实践，即，赋予主体性的形式。在被殖民人民的政治解放的斗争中，解放还是不够的；获得了解放后，必须确定界定这些人民政治生活的自由实践。解放斗争是自由实践的必要条件，不过是一个不充分条件：“解放为借助自由实践来实施掌控的新的权力关系开辟了空间”（Foucault，1994d：711）。

也就是，对社会的变迁而言，必要弄清楚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以此入手来改变社会的体制。因此费尔克拉夫认为“在福柯那里，社会变化拥有话语本性”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但费尔克拉夫的“唯话语论”逻辑是可以理解的：权力本性是话语的、话语是政治的、社会变迁的本性是话语的、话语建构了社会现实。费尔克拉夫的“话语本性论”实际上把福柯的话语理论还原为一种“政治话语本体论”。

四

费尔克拉夫误读的原因及必然性

费尔克拉夫对福柯误读的根本原因来自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实际分离。福柯对话语的分析是从权力关系的战术和战略来着眼的，话语即权力；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则是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的，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话语的使用具有暴力和支配功能，于是表现出“语言即权力”（Fairclough，1996：v）的特征。

在福柯那里，权力不是暴力，不是支配；既不是“同意级别的东西”（Foucault，1994d：236），也不是“纯粹的暴力强迫（coercition）”（Foucault，1994d：238），也是不可让渡和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力量关系。在费尔克拉夫处，权力则是可让渡的，是暴力、支配（domination）、强迫（coercion）、同意（consent），它能“剥夺人的工作、家庭和生命。”（Fairclough，1996：17）。费尔克拉夫在《语言与权力》中指出，自己的研究旨在探讨“语言使用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间的联系”：一方面有利于纠正语言重要性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维持和变化中的被低估的局面；另一方面使人们意识到语言强化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支配（domination）（Fairclough，1996：1）。他认为，语言的使用与权力和围绕权力的斗争有关（Fairclough，1996：17），人们以两种方式来行使和拥有权力：通过身体暴力或死亡的终极惩罚来强迫他者与自己站在一起，或通过赢得他者的同意或默许来拥有和行使权力。（Fairclough，1996：33）简而言之，权力的行使依赖于不同形式的“强迫”（包括身体暴力）与制造“同意”，其中“意识形态是生产同意的首要工具”（Fairclough，1996：4）。借助这种“语言和权力”关系的理解，费尔克拉夫的作为语言使用的话语和社会机构拥有了这样的辩证关系：话语在权力关系和阶级斗争中拥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和社会权力的拥有者控制着话语秩序的生产（Fairclough，1996：37）。以此，来显示话语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彼此决定关系。很明显，这些观点都不同于福柯的理解。

另外，费尔克拉夫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来思考话语分析的，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本。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他明确指出：自己指向的是一种文本导向的话语分析（Fairclough2006：37）。在费尔克拉夫看来，主流语言学把语言作为非社会现象来研究，没有考虑语言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语言学虽然考虑语言学形式变化和社会变量间的关系，但只是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描述方法，把社会语言变迁作为一套事实来描述；语用学虽然被认为是一种行为形式，但这种行为形式被当作原子化的行为来考虑，往往被表述为个体言说者为达目的而采用的策略，低估了人们受语言影响的程度，高估了人们为战略目的而操纵语言的能力；即使与意义生产与阐释相关的认知心理学也很少关注意义生产和理解的社会根源，作为对话分析的话语分析也无视对话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间的联系（Fairclough，1996：4-13）。这意味着，作为话语的语言远不止是一种被完成的文本，“不仅要考虑作为我们所见所闻产物的语言，而且还要考虑文本的生产和阐释条件”，这样，对语言的研究从单纯的描述走向了阐释，把参与者包括在语言学过程中，把心理学和社会与文本融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地形图（Fairclough，1996：viii）。

因此，费尔克拉夫要做的是，吸收当时的有关“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话语与权力”（福柯）和“交际行为理论”（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力图超越不同的语言分析路径，提供一套综合性的、必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Fairclough，1996：14），从而使话语成为一种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社会实践。不过，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有别于福柯的话语实践。由于福柯不是从语言学的意义生产和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主体，采用的是权力关系视角，因此权力关系成了福柯话语分析的基础，更多强调的是权力对话语和知识的生产。于是，在费尔克拉夫处，话语产生了权力；在福柯那里，权力生产了话语。因此二者的路径是相反的。但这种表面上的路径差异还不应当掩盖“话语与权力”的本质联系：费尔克拉夫话语与权力是对立的、可被拥有的，而福柯话语与权力则是不可分割的，不能被拥有。

由上分析，我们可看到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误读的必然性主要源自于话语分析出发点的不同：一个是传统语言学的文本；另是一个后现代权力关系。费尔克拉夫从语言学文本出发，整合了社会理论中的、具有现代特征的、作为拥有对象的“权力观”；而福柯则从作为力量关系的后现代“权力观”出发，探讨不同于主体哲学路径（意识-认识-科学）的考古（-系谱）学话语发生路径（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话语）（Foucault，1969：238）。换句话，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耕耘在“现代”的田野上；福柯的话语分析则行走于“后现代”的道路上。

五

费尔克拉夫“误读”的话语分析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尔克拉夫对福柯的话语理论的理解存在着不少偏差。由于其割裂了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因而没能很好地把握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不到话语生产的可能性背后是知识-权力装置的运作现实，于是把福柯的“话语分析”还原为“政治话语本体论”，一种“特别话语”的“结构主义”分析。

由于没能把握福柯的“话语战术的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权力装置”，费尔克拉夫不但提出用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权力观（一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权力）来代替福柯的权力观（一种互逆的力量关系），来为话语“赋权”，而且还专门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自己的“话语技术”（discourse technologies）：“福柯的权力技术的分析可以扩展到话语。我们可称之为‘话语技术’和‘话语的技术化’，并把其作为现代话语秩序的特征。”（Fairclough，2006：215）并认为“话语技术在有关语言和话语的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它们的目的是某些预期的效果，也是在某些预期效果的基础上得到改进的。”（Fairclough，2006：216）很明显，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权力基本上完全脱离了福柯的考古学-系谱学精神，表现为“语言学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

在话语分析方面，虽然对福柯理论存在着误读，但费尔克拉夫为话语分析理论和实践开辟了新的思路。尽管费尔克拉夫没有完全把握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实质，但其以福柯的名义实现了话语与实践、文本与实践以及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间的连接，从而把话语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甚为有趣的是，虽然费尔克拉夫没能完全把握福柯的话语理论，但其在分析话语在建构“自我”（第五章）和“社会现实”（第六章）的作用时，他的创新却又暗合了福柯的话语-权力逻辑，不过是另一种表述方式：第五章中的“人际功能”（及其中的“互动控制”）和第六章的“语言概念功能”在福柯那里体现为作为知识-权力装置的话语战术，这里的“装置”不仅构建行动者的主体身份、生产了意义而且还构建社会的现实秩序。费尔克拉夫与福柯的差别体现着“现实构建”的视角的差别：前者是从意义关系和生产关系出发；后者则是从权力关系出发。在此意义上，费尔克拉夫也没有必要去“挪借”福柯的理论及其概念。

费尔克拉夫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话语分析不仅重视文本的历时互文性，而且强调作为互为话语性的不同话语实践间的相互界定，从而把话语看成一种与社会语境相关联的（意义、文本和自我意识）生产与消费实践，于是话语具有了三重维度：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这意味着，话语不再是自治的语言结构，而是与环境相结合的意义与现实生产机制，这弥补了传统语言学话语分析重语言轻环境的缺陷。自语言学家索绪尔以来，该缺陷是符号学、话语分析乃至文化研究一直努力去弥补与完善的目标。费尔克拉夫“挪借”福柯及其他学者而构建的话语分析理论，势必在认识和实践上将增强受众的“批判的语言意识”，使受众“对自己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介入的实践有更加多的意识：更加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更加意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加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话语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话语的技术化）。”（费尔克拉夫，2003：222）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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