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传播”的名义：拉美传播研究的考古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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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米歇尔·福柯考古学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对拉美20世纪的“社会传播”研究进行了分析，不仅指出拉美“社会传播”研究以“发展与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知识型”及其与地方现实相结合的“功能主义”“批判思潮”“国家传播政策”“后（现代）范式”“跨学科实践”等五个方面的研究陈述，而且也阐述了拉美传播研究在“学术立场”“学术组织”“研究对象”“认识论视角变迁”“方法论视角”等方面的研究话语特征。文章最后指出，拉美的传播研究更多作为一种技术来服务拉美社会的发展与解放，它借助传播知识生产与共同实践生产了不同于欧美传播的话语思维方法，同时也指出知识的“地方化”不是去照搬“他者”理论-方法，而是要结合本土意识，进行批判挪用。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拉美软实力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YJA860029）的研究成果。
传播研究是人类对全球化过程中信息跨边界流动的一种智力反应，是思维活动全球-地方化的结果。在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的《全球传播的起源》中，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大众传播是肇始于17世纪的欧洲传播文化的一种异化显现，是欧洲传播研究的北美化成果：
大众传播机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出现开始动摇了文化和文化民主的神圣思想……这突出了两种文化间的鲜明对比：一种与市场、工业和技术相联系，并承载着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另一种则是作为启蒙教育普遍性遗产的、依附于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于是......利用欧洲的思想、学说和人力构建起来的美国辐射出一种具有自己合法性的社会和生活模型。不过这成了另一种历史的开始。（Mattelart，1994：336）
籍此，从欧洲以“社会整合”（régulation sociale）为基础的“传播话语”衍生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基于“军事、消费和竞选”之上的“大众传播话语”。沿袭这种知识社会学视角，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拉美又借助来自欧美的社会科学思想与传播概念在自身被殖民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出了基于“解放与发展”之上的传播观念：“拉美是一个提供另类传播的地理和历史场所，即该地区为世界带来了不同于西方或欧美学术传统的传播概念”（Villaneuva，2016：25）。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拉美的社会政治语境和世界形势成为了拉美最初反思传播的基础和新背景。拉美传播思想的诞生被看作是对安于现状的传播的反制，其思想视角是不断地把理论实践和环境的变迁实践（praxis）联系起来。换句话，“与拉美的传播理论相伴随的是一种很强的、事关依附或解放以及斗争空间的政治元素，作为战略轴心的传播就位于其中”（Miller，2015：127）。因此，拉美的传播研究从一诞生就具有解放和实现民主化的使命，与拉美的独立、发展和身份诉求的“实践学”（Praxiología）联系在一起。
本文将采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福柯的考古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田野事物挖掘和考证的考古学：它不是为某个话语寻找一个最初的、奠基性起源或把以往的骨头重新曝光（Foucault，1994a：786），而是“试图寻找使正规知识（reconnaissances）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原因”（Foucault，1966：13）。在福柯那里，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具体形式中的科学，而是不同的知识领域，于是性、绘画（如空间、光线、颜色）、伦理、政治等都成了考古学的描述对象（Foucault，1969：251-255）。考古学分析的具体对象不仅是知识（savoir）、知识型（épistémè）、话语、话语实践、话语构成，更是“档案”（archive）——“档案”成了福柯考古学分析的“数据库”。通过对“档案”的分析来梳理和展示有关某个话语陈述分布的规律（性）。
福柯的“档案”“不是某个文明中被保存的所有文本，也不是人们使其免于灾难的痕迹”（Foucault，1994a：708），而是“指在某个文化中一堆被保护的、被重新看重的、被再利用的、被标识的和被改变的被言说的东西”（Foucault，1994a：786）。“档案”反映的是可以被言说东西的法则，其界定了可言说性的边界和形式（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构成话语的领域）、保留的边界和形式（何种陈述借助重复和教育进入到人的记忆中、何种陈述可以被再利用）、出现在每个话语结构中的记忆的边界和形式（何种陈述是有用的、何种陈述是自身的、何种陈述是外来的）、可恢复或再激活的边界和形式（何种以往的或另类文化的陈述能够再生、再利用或重构）以及占有的边界和形式（有关发出陈述的斗争如何在不同阶层、群体或民族之间发展起来，何种个体或群体有权接触某种确定类型的陈述）（Foucault，1994a：681-682）。简而言之，福柯的“档案”界定了在既定时期可言说性的边界与规则。
就本文的“档案”而言，20世纪以来的拉美主要传播学家的著作文本、会议宣言、传播机构以及社会科学理论家的作品都成了要分析的文献。通过对这些作为“纪念物”的“文献”的分析，在考古学意义上来展现话语对象、陈述方法、概念以及理论的分布地形图及其规则。就本文而言，对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分析，不是按照思想史或概念史的思路，去构建一个具有连续性和变迁的科学研究传统，而是去展示与拉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等相关联的“社会传播”研究话语的对象、概念、理论及相关陈述在历史维度上的分布及特征，具体地，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知识型”特征是什么？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对象和理论分布是什么？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的特征又是什么？最后，通过对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考古学分析，来展现这种话语的积极意义。
一
“社会传播”的界定
何为传播？除了基本的拉丁词源学意义“共享”之外，界定颇多。在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献中，“传播”更多指“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式》中，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总结“传播”各种定义的基础上，推荐了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杰诺维茨（Morris Janowitz）的界定：“大众传播包括制度机构和技术，特殊群体借助技术装置（印书媒体、广播、电影等）把象征内容扩散给众多的、广泛扩散的异质受众”，并指出大众传播的重要元素：“传播的公开性；‘发送’设施近用的有限性与控制性；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间关系的非个人性及其关系的非对称性；制度化安排在发出者与接受者间的介入”（McQuail，1993：6）。大众传播主要囿于军事、政治竞选、商业消费等领域，充满工具-目的性，关注媒介对人做了什么，是拉美学者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传播”。
在拉美学者看来，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的、现代世界的科学假设和标准，它们使欧美成了自15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心。这种传播研究模式随着二战的结束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成了传播学的参考标准。玻利维亚传播学者埃里克·维拉努埃瓦（Erick R. Torrico Villanueva）对此进行了批判：
尽管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并不存在明显的理论标准，但实际情况却是传播的观念和主张来自于一小撮欧美学者……在欧美的这种主导中，传播被理解为旨在施加政治、商业和宗教影响的讯息传输，这种“主流范式”首先把传播看成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工具和支持资源，因此为传播研究被赋予一种实践效用，而不是产生一种具有科学和社会重要性的自治的社会认识能力。（Villaneuva，2015：42）
于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拉美学者在传播研究领域采用了“批判的-乌托邦的”视角。这是一种“去西方化”的另类分析视角，其不再用技术专家治国、市场、盲目信任和政治控制的眼光来看待传播及其应用，而是恢复传播内容及其实践的解放性，“把大众媒介嵌入到拉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Martín-Barbero，2014：22）。
由于拉美传播研究的这种“解放性”特征，拉美的“传播”概念有别于欧美的“传播”界定，强调传播的“社会与自治”维度，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传播”传统——如同“大众传播”之于北美（或美国），“社会传播”（comunicación social）则是拉美传播研究的铭文。在对功能主义传播批判的基础上，在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玻利维亚传播学家路易斯·贝尔特朗（Luis Ramiro Beltrán）在1974年把“社会传播”界定为“一个基于符号系统之上的民主互动过程，借助该过程人类彼此根据不同的意图自由平等地交流自己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彼此相互影响”（Beltrán，2000：148）。五年之后，他又把它界定为“一个基于象征符号交换基础上的民主的社会互动过程，通过这些符号人类能够在自由平等近用、对话和参与的条件中来分享他们的经验”（Beltrán，2014：29）。在考古学视角下，作为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对象的“社会传播”更多是一个“参照系”，其事关拉美传播研究在不同领域中的陈述。
于是，无论是作为拉美传播奠基人安东尼奥·帕斯库亚利（Antonio Pasquali）的“对单向传播的否定”、埃里西奥·维龙（Eliseo Verón）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特拉的“文化的解放作用”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对话是解放的条件”，还是贝尔特朗的“对扩散理论的批判以及传播政策的强调”、马丁-巴贝娄（Jesús Martín-Barbero）的“作为象征互动场所的媒介的中介化”、加西亚·坎克里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的“消费文化中的挪用”、何塞·布伦内（José Joaquín Brunner）的“传播的多元化政策保证”、2019年9月拉美《苏克雷宣言》对“对拉美传播研究批判性的强调”和“拉美传播高等研究国际中心”等机构的设立，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在不同学科和阶段的陈述都指向一个“独立、发展、解放和自由”的拉美智力方案。按照拉美学者的说法，“作为人和社会行为的基础过程，传播必须在自己所有的表现中建立起自己的解放意义。”（Villaneuva，2018a：82）
二
拉美与欧美传播研究的“知识型”差别
要理解拉美“社会传播”和欧美传播的区别，就要了知这两种传播研究话语的不同“知识型”。“知识型”在福柯的考古学中指“在某个既定时期在不同科学领域之间存在的所有的关系”（Foucault，1994b：371），是特定知识和话语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福柯用“知识型”来描述能够连接既定时期话语实践的整套关系，这些话语实践诱发认识论想象与科学，最终导致了标准化系统的产生，知识型使我们可以把握约束和界限在某个时期施加给话语的规则（Foucault，1969：250）。在拉美的整个20世纪，拉美传播研究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或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都围绕着拉美的“发展”和“解放”来展开：无论是对认识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把握还是面对实践理念（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翼思潮）的冲击，它们都着眼于对外来理论的批判性挪用，旨在摆脱拉美在学术实践上的“落后”和“对外依赖”。
欧美和拉美不同的既定现实，为不同的传播研究知识和话语提供了各自的可能条件，成了各自传播话语产生其中的“历史先验”（a priori historique）。当我们在提及“欧美”时，通常也用“西方”来表述。在拉美传播研究者那里，“西方”除了在地理上指西方外，它还是一个历史隐喻；在认识层面上，其喻指欧洲帝国的超级实力及其在“新世界”美洲的延伸。同时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隐喻，喻指自我界定为普世文明模式的欧洲文化以及被欧洲化的文化，其具有个体自由、经济积累、无休止的物质进步等特征。这种认识除了内在地和技术及永久的陈旧逻辑相关联外，还与科学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自17世纪以降，这些“主义”在“第二次现代性”中得到了完善，其把实证主义科学作为真正认识的权威，借助哲学和神学贬低其他形式的认识，建立起一道分界线，存在于分界线另一侧的是信仰、观点、魔法、崇拜、感性与主观理解，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Villaneuva，2015：44）。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核，是“西方”局部认识被普遍化与世界化的依据。
根据拉美学者看法，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观念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展开：认识论、政治和社会（Villaneuva，2018a：65-66）。在认识论方面，传播现实局限于大众媒介形式，其在实证主义的视角下，假设了一种从制度性的发出者向公众的单向传播，经验主义被看成生产知识的唯一有效方式。在政治层面上，该传播优先对待编码和传输系统的控制者（国内的、国际的），因此对相关的受众和媒介使用者施加决定性的权力。在社会维度方面，自社会实践出发，其对集体生活进行着垂直结构化，这种形式在社会中重复生产理性化的等级体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自1492年以来）结构化了支配者和隶属者间的互动关系。自传播学传递到拉美以来，按照西方需求生产出来的这种传播思想一直成为拉美批判的对象，也是当今拉美去殖民性研究要超越的东西。
对西方中心主义传播研究的批判是拉美传播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调，“拉美的传播研究历史体现了一种从依服到批判的路径”（Beltrán，2000：200）。在拉美传播学者看来，
在实证主义方法中，社会科学家不构成变迁的因素。他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来分析支配传播现象的原因和法则，其方法策略基于系统的经验方法之上，旨在把科学知识与主体情感分离开来，一般采用量化技术。根据不同的方法，实证主义拥有不同的概念和理论表现方式（如功能分析、个人影响、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涵化分析、讯息生产社会学），尽管它们也考虑了媒介的影响并看到了它们的不足之处（Duarte，2002：24）。
欧美的实证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功能主义研究并不太适合拉美的社会现实。贝尔特朗曾把“传播研究”界定为“一种旨在理解社会文化经验相互交流过程的系统的研究活动”；并指出，为了实施这种研究，拉美的研究者在使用理论方法工具时，要满足本地区的需求，不能只是维持不公正现状的“助手”（Beltrán，1983：41-48）。同时“传播不应当是一种为满足少数利益而粗野地操控人类的工具。传播也不应当用来保护社会结构的不公正，而应该用来改变这种结构以便公正与和平得以存在”，而且“由于社会变迁和传播转型，拉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地出现传播研究的政治内涵......拉美的传播研究史完全体现为解放而斗争以及支配过程中的成就和困难……拉美批判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拒绝北美传播社会学强加的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Beltrán，2000：199）。虽然批判理论方法起源于欧洲，但拉美的研究者用其来“分析不同制度中的经济、社会、教育、权力和霸权条件，质询传播在维持现实制度中的作用，讯息在主流意识形态扩散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在这种批判方法中，“社会科学家会被看成社会变迁的伦理和社会因素”（Duarte，2002：25），是社会变迁、转型和进步的动力。
这种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视角成了拉美传播的主流传统，并体现在拉美自己的学术组织体制、学术立场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
三
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与现代性路径
拉美大陆在地理位置上包含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体，如拥有相同的殖民史及其遗产、相同的语言（除巴西的葡萄牙语外均使用西班牙语）、几乎相同的独立与相似的国家建设经验、多元的种族文化共存等，所有这些元素使整个拉美地区成了一个相对自的“地缘文化”群体。“拉美”不仅是从地域上标示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者所占领的空间的称谓，而且也成了构建拉美共享身份的地缘文化手段。面对欧美的传播学术影响，拉美的反应不仅体现为一种有差异的综合选择，而且也表现为对已有智力建制的颠覆和一种恢复共居原则与推进各层面整合的机会。于是在拉美，传播研究往往呈现为一个“地缘学术群体”行为，“裙带体制”（amigocracia）是其学术组织形式，并围绕自己的三个历史目标（独立、发展和民主）来组织（Villaneuva，2016：26-27）。因此，拉美传播研究规则更多表现为挪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及其创新来反思和构建当地的现实。
作为拉美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拉美的社会传播与拉美的现代性路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传播及其研究活动主要围绕该地区的现代化来组织：“拉美的传播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树立起一个把传播过程与为独立、民主、发展等而战结合起来的智力思考路径。”（Villaneuva，2016：33）根据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拉美小组的分析，拉美的现代化依次经历了以下模式：首先是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的初级出口模式；其次是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结构主义理论的替代进口的工业化模式；再其次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最后是后自由主义模式（Cálix，2016：4）。在智利著名的社会学家赫尔何·拉雷恩那里被具体为五个现代性阶段（Larraín，2004：40-42）。
（一）自独立到1900年的农业寡头现代性。拉美最初的独立国家是在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但民主共和实行的是家长主义、政治庇护主义、军阀政治以及威权主义的总统制，于是形成了没有公民的共和国，平等原则仅限于拉美社会的少数成员。在此现代性背景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美的殖民阻碍了欧美现代性在拉美的扩张，虽然新的观念带来了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但伊比利亚殖民遗产所造就的寡头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改变。随着20世纪前期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自由、发展和解放诉求凸显出来。
（二）自1900年到1950年的寡头现代性危机和强调广泛参与和再分配的民粹主义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面对欧美现代性（或自由工业主义）危机，拉美以农业和原材料出口为特征寡头现代性也遭遇危机，社会问题涌现，这削弱了传统的寡头政治，导致了倡导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平等思想的民粹主义的政权开始走向政治舞台，拉美开始实行“工业化替代进口”的“发展”策略。
（三）自二战后到1970年的强调“发展主义”的工业扩张。“发展主义”强调不发达国家应该强化国家的作用，质疑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促进工业化取代进口以达到自治的发展。这是一个广泛参与民主得以巩固的阶段，是拉美社会和经济基础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和政治运动的高涨阶段，到处在学习和应用CEPAL的（如边缘-中心模式的结构经济学、依附理论等）理论，同时大部分拉美国家都采用了干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不过现代性的红利仍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外。
（四）自1970年到1990年的独裁与失去十年。拉美在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的发展危机与欧洲的第二次的现代性危机（如福利国家）相重合，工业化过程失去了动力，社会动荡；在欧洲出现了限制工会权力和政府支出的右翼政府，在拉美智利社会主义及其他左派政府的政治方案尝试的枯竭导致了军人独裁的出现。这意味着拉美现代政治制度机构的不稳定，无力吸纳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抗议问题，不过军人独裁为新的全球化和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开辟了另一阶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放弃了“替代进口”策略，又转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的外向出口战略，不再把落后归咎于依附，而是归咎于国家的过多干预，其结果导致了“失去的十年”。
（五）自从1990年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此阶段开始于拉美军人独裁的终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加速了拉美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出现了对民主、参与、人权等重新评估，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同的现代性路径开始融合。
与这些阶段相对应的则是拉美的社会科学主流范式路径：自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发展主义；从60年代中期到南美建立军人独裁时期（1973-1973）的依附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上升、经80年代前半期的债务危机直至当下的新自由主义（Yocelevzky，2015：206）。从以上现代性路径和拉美社会科学主流范式可以看出，“发展”与“解放”不仅是国家建设与实践的目标，也是拉美学术话语基本参照框框架，而欧美的“社会整合”和“管理学派”的陈述基本被排斥在拉美“社会传播”话语之外，至少被边缘化。这种“发展”和“解放”的非话语实践和话语实践相互关联，构建了拉美社会的物质和象征现实，实现了拉美传播学的“词与物”的构合，自然也成了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知识和话语的“历史先验”。
四
考古学视角下的拉美社会传播研究
20世纪的拉美“社会传播”研究话语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陈述，这种扩散与不同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陈述框架。总体而言，这种分布体现在五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功能主义陈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批判”陈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国家传播政策”陈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题多元化的“后（现代）范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跨学科陈述。
（一）在“功能主义”陈述方面
一般普遍认为，拉美传播研究开始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在拉美就出现了新闻与传播学校。不过“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的拉美传播研究是零星的、偶然的、非制度性的，是个人兴趣的结果”（González-Samé et al.，2017：430）。195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45）推动下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Quito）成立了推动拉美传播研究的“拉美传播高等研究国际中心”（CIESPAL）。该中心“旨在为拉美面对新的社会文化需求做传媒方面的职业准备”（Melo，1987：55），基多成了拉美传播研究的圣地麦加（Melo，2004：12），并于1972年创立自己的传播研究杂志《信使》（Chasqui），该杂志成了拉美学者就传播进行批判和传播的平台。CIESPAL的成立不但促使了拉美传播在教育、文献编纂以及研究方面的发展，促使了拉美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制度化，而且也促使了拉美传播研究在社会方法、内容等方面的融合（Duarte，2012：237-238）。CIESPAL成了整个拉美地区传播研究网络扩张的推动者（Ibáñez，2014：63）。
拉美传播研究的功能主义陈述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美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并逐渐与拉美的现实结合在一起。20世纪前半期是拉美寡头体制现代性崩溃和民粹主义体制兴起的年代；到了50年代末，民粹主义现代化走到了尽头，导致了“发展主义”政府产生，“现代化”与结构-功能主义发展理论受到重视。在传播维度上，功能主义有两个研究取向：大众传播效果和技术的创新-扩散。效果研究由拉斯韦尔、默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二战后发展起来，主要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对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假设：首先是单向传播；其次是可塑造的大众；最后是大众媒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Catalan & Sunkel，1991：4-5）。效果分析主要是针对社会调整的说服效果的分析，是一种旨在非颠覆性的社会现状改变，让事物产生“一致性”活动。这些研究与拉美的效果研究和技术的创新-扩散联系在一起，旨在借助大众媒介来实现预想的目标，如农业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远距离教育等，呈现出了功能主义特征。
在此陈述中，出现了后来构成批判思想的两位先驱的作品：委内瑞拉学者帕斯库亚利的《传播与大众文化》（1963）与阿根廷学者维龙的《行为、结构和传播》（1963）。这两部作品标志着拉美批判学术思想的诞生：帕斯库亚利把单向的、缺乏合理性的信息告知与双向互动的、理性的传播区分开来，认为信息告知具有大众化和支配特征，而传播则具有个体化特征，不赞成“讯息接受者服从发出者”，同时认为北美的“信息传播”模式阻碍了人们将传播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称关系,谴责用对传播技术的研究替代对传播本身的研究，这被看作是拉美批判传播学派的起点（Beltrán，2005：10）；维龙则对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作用进行了批判（Beltrán，2007：5），后来成为拉美“批判思想阶段”的主要代表。这些早期的传播研究所指向的媒介分析围绕信息的生产和受众消费来进行，虽然采用批判的视角，但使用的是北美的方法论。
（二）在“批判”陈述方面
拉美的20世纪60、70年代是强调“工业化替代进口”策略的年代。在此时期，促进拉美自身工业化和经济自治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流行，中心-边缘的国际贸易关系导致拉美地区转向自身的工业化，自身的“发展”与“现代化”观念被看重。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来自现代化社会学的解释、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以及CEPAL的理论成了拉美社会现实的主要阐释框架（Girola，2008：16）。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枯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尝试（如古巴）以及军人独裁。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拉美的社会科学主要围绕着“发展”展开：一方面是结构功能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依附理论批判（Floriani，2015）。在传播维度上，批判构成了本阶段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批判思潮开始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阿根廷和巴西。这种传播话语陈述是在西马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观点被应用于传播领域时获得了发展，其重要方法是符号学（Catalan & Sunkel，1991：7）。服务于批判思潮的符号学方法开始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智利，随后被扩散到拉美其他地区。在这个时期，符号学方法失去自己的学科自治性，开始服务于意识形态批判。批判范式汇集了两种取向：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路易·阿尔都塞）和对依附理论的批判（Catalan & Sunkel，1993：83）。符号学方法借助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组合来服务于对意识形态揭露。实际上，这种方法成了讯息分析的一种特定方法，并扩展到不同的大众传播体裁，藉此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拉美符号学分析的代表人物是阿根廷学者维龙,他把符号学描述为“传播科学”，一种研究符号系统本身的领域，一种有关句法和词法而与语用学无关的领域。维龙认为，讯息的显现功能不能与其意识形态运作相混淆，传播研究者的任务在于揭示讯息的真实功能，展现出现在每个传播事件中被选择和排除的内容（Beltrán，2000：226）。
在此时期，还有两位重要人物：曾移居在智利的阿芒·马特拉和巴西的保罗·弗莱雷。前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符号学方法对美国的传播研究进行了批判，分析并揭示了单一信息流动和依附是文化施加影响的重要机制，文化是依赖于解放和社会政治条件的社会变迁的可能路径，指出信息权力结构是国家独立的重要元素（Beltrán，2005：11）；后者则被看成拉美教育传播的铸造者，其认为传播是对话，对话是解放被压迫者的必要条件，真正的教育是人们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反思和行动，教育不是因为知识而是因为对话主体的相遇而重要，不同群体的讯息生产要从自己的现实出发（Duarte，2006a：66）。弗莱雷的民众教育传播观对拉美传播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玻利维亚学者阿尔冯索·达格隆（Alfonso Gumucio Dagron）认为：“没有保罗·弗莱雷的作品，我们几乎不可能思考传播、社会变迁、水平对话、产生问题意识、参与以及其他流行于传播研究者间的诸多概念。”（Dagron，2016：588）
（三）在“国家传播政策”陈述方面
该陈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在拉美军事独裁的语境中，与信息传播秩序诉求联系在一起。UNESCO组织的“第一届国家传播政策专家国际会议”于1974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并于1976年又在哥斯达黎加组织了“第一届政府间国家传播政策会议”。此陈述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有别于前面的两个陈述（Catalan & Sunkel,1991：10）。一方面，在此阶段实现了拉美最早的传播研究，它们不再是对在其他社会现实中生产出来的传播模式的应用，而是“拉美传播的研究、发展以及理论应用形成的年代”（Duarte，2002：21）。该陈述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即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旨在实现传播的民主化。与这种传播诉求相伴随的是传播的权利、作为资源的传播、横向和参与传播、传播规划、新闻的平衡流动等。另一方面，该阶段不同于前面的阶段，因为在这种方式的构建努力中，参与者除了社会科学家，还有政治人物以及传播界人士，这使得传播主题开始演变成了政治辩论的主题。
在此陈述中，鉴于整合拉美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在帕斯库亚利、贝尔特朗、马丁-巴贝娄、达格隆等学者推动下，于1978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成立了“拉美传播研究者学会”（ALAIC）。这是一个具有行业协会性质并涵盖实证主义和批判传统的组织，包含了诸多拉美传播研究机构、协会和人员，其“不仅构建一个使拉美传播研究者职业合法化的空间，而且也是在对公共事业的参与，如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研究以及对‘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强化项目的研究”（Melo，2004：15）。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拉美的传播研究开始形成一种机构意识，在拉美逐渐出现诸多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ALAIC的产生就是为了把拉美传播研究制度化，并把该地区所有研究团体联系起来（Beltrán，2005：13）。
“国家传播政策”陈述的代表人物是贝尔特朗。其贡献主要包括：对现代化（发展）传播前提以及创新扩散理论的批判；对拉美地区理论方法图式以及传播研究的对外依附进行批判；揭示传播、信息和文化的依附并提出行动建议；把民族国家的传播政策规划为解放传播的策略和工具，解放传播与民主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提出了横向传播和参与传播理论（Miller，2017：82)。在“拉美传播学派”（ElACOM）的提出者德梅洛看来，贝尔特朗不仅是拉美地区传播政策研究之父，而且其研究的人文、伦理、科学以及公民维度成了新一代拉美研究者和传播学者的参照——贝尔特朗就象征着那种帮助我们建构社会和强化学术身份的传播学范式（Duarte，2007：55）。贝尔特朗的“自由传播学”（即以解放为目的的传播学）不只是对拉美批判传播思想的总结，而且也是该领域去殖民化研究的不竭源泉，其“在殖民性的屋檐下从系统的外在性（即边界思维）出发，借助思维和行动装置来挪用欧洲的现代性”（Villaneuva，2018b：78）。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终结，拉美的传播研究开始从对媒介的分析转向对中介化的社会-文化过程的理解（Martín-Barbero，2014：25）。
（四）在“后（现代）范式阶段”陈述方面
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被强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以及传播结构，同时拉美的8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化、协商和公民社会重构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拉美开始了另一个时刻：传播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这时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互不排斥地把传播和发展构合在一起。80年代初，在拉美出现了传播的“另类思潮”，其借助“横向传播”和“参与传播”试图构建另类于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自由空间”。该思潮旨在涉及并实施另类传播方案，如群众广播、工会或教会小报以及其他类型的“小媒体”。这种传播努力改变新闻的主流概念，致力于“纯正的”的群众信息。
国家传播政策乌托邦的破灭，使得民主化传播的中观希望转移到微观层面：日常生活空间、地域空间、大众空间等（Catalan & Sunkel，1991：17）。这些空间被看成改变“鲜活现实”中的梦想的场所。在传播研究的制度化方面，拉美的大学传播学院系在1981年成立了“拉美社会传播院系联合会”（FELAFACS），旨在强化拉美传播学术领域的制度化，以地区整合发展的视角来协调和推进拉美的传播教学与职业实践；拉美又于1983年在秘鲁首都利马（Lima）成立了一个由拉美多国参与的“拉美研究院”（IPAL）来推进拉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该机构成了拉美地区理解和扩散拉美传播新技术的重要参照（尤其在南锥体地区）（Duarte，2006a：79）。
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殊的、碎片化、非范式化的研究趋势得到了强化。这些研究思考的主题多元，藉此展现了传播领域的复杂性。一方面，这体现为微观、地方的、日常的和民众的维度；另一方面，体现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现象，与其相伴随的是过去几十年所产生的变迁。总体上，这涉及到三种分析：对新的流行文化或媒介的社会使用的分析；对媒介接受（非主流）和文化消费的研究；有关文化政策研究（多元文化政策）。
第一个分析路径代表人物是马丁-巴贝娄。受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影响，他把传播媒介看作社会生产者，是人类中介化和互动的场所，也是象征冲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场所，媒介的社会应用是理解社会与政治交叉关系的条件，其不仅涉及公共舆论的建构和解构，而且事关拉美新的公民身份和民主化形式的生成（Duarte，2002：35）。这种分析不是基于流行文化（cultura popular）和大众文化的对立（或流行传播和大众传播），而是把民众（lo popular）看成一个构建他者（Otro）和否定制度的空间。
第二种分析的代表是阿根廷裔墨西哥传播学家坎克里尼。坎克里尼受皮埃尔·布迪厄、曼纽尔·卡斯特、玛丽·道格拉斯、米歇尔·德塞托等人影响，他把文化消费研究看成分析大众传播接受过程的最好形式，并把消费界定为一揽子对产品实施挪用的社会文化过程，具体地，表现为“消费是劳动和资本再生产的场所”“消费是阶层和群体竞争挪用社会产品的场所”“消费是群体间社会差异化和象征区分的场所”“消费是传播和整合系统”“消费是欲望的客观性展现的舞台”“传播是仪式过程”等（Duarte，2002：37-38）。坎克里尼观点有助于超越“消费只是由欲望推动的非理性的个人行为”的观念，“文化被看成一个不同社会阶层构建文化身份的根本场所”（Jacks & Gómez，2016：150-151）。
第三种分析来自对文化领域在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其要求在新的文化政策制定中，民主需要一个总的文化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国家的作用被化约为“保证多元性”，避免政策成为意识形态封锁的目标。智利的布伦内是该分析的代表，其认为：“如果定义民主的文化政策，那么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其必须生产一些基本的制度规则，它们使个体或群体的实质利益表达成为可能。这些基本规则不能授予、促进或推动某个群体的文化霸权，而是创造一个可能的制度框架，借助它社会个体或群体使自己文化利益物质化，最小限度地保证在资源的分配中，没有人会被排除或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Brunner，1988：375）。
（五）在传播研究的“跨学科”陈述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传播研究就遭遇诸多大事件，如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的挫折、柏林墙的倒塌。在此背景下，拉美普遍认为民主是统治和思想的最纯净的形式。在此阶段，社会科学见证了“范式危机”，该陈述的特征之一是宏大理论和教条主义消失，限制传播研究的意识形态变得开放（González-Samé et al.，2017：436）。无论在采用现行的市场法律面前还是在研究领域，无论是在社会实践的多元的“中介化”（mediación）方法面前还是在其他方向上，20世纪90年代传播研究的主要张力在于似乎抛弃以往的批判前提（Fuentes-Navarro，1999：109）。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其他地区，即使拉美学者也放弃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开辟了一个更为经验的、实用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新阶段。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的学术应用和传播理论研究开始经历一种更新，走向了跨学科道路，但“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拉美文化范式仍是传播研究领域的主流，贝尔特朗、维龙、马丁-巴贝娄、坎克里尼、奥尔提斯（Ortiz）、蒙斯维斯（Monsiváis）等是其代表，常被提起的外国学者包括布迪厄、卡斯特、塞拉诺（Manuel Martín Serrano）、本雅明、阿帕杜莱（Appadurai）、德塞托等”（Duarte，2007：149）。
实际上，这些基于同一“话语构成”的陈述是彼此交叉的。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从20世纪60、7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是拉美传播研究的发展和形成自己特殊性的关键时刻。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和政治动荡，就是在这样一个反对外部殖民和内部社会不公的语境下，在拉美地区出现了诸多质询和颠覆现存秩序的思想：依附理论（Cardoso，1969）、受压迫者教育学（Freire，1970）、自由（或解放）神学（Gutiérrez，1971）、自由（或解放）传播学（Beltrán，1976）和自由（或解放）哲学（Dussel，1977）。虽然这些“自由”思想所属学科领域不同，但都具有颠覆性的、批判-乌托邦的特征（或话语规则性），旨在于拉美的现实背景中构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对话的、参与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拉美社会的解放：从外部支配和内部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
总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扩展开来的拉美传播思想包含三个解释元素：针对已有理论和实践建制的批判、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以及与未来民主设计的关联。帕斯库亚利、弗莱雷、贝尔特朗和马丁-巴贝娄等人成了拉美传播领域中的这种智力、伦理和政治路径的主要的理论提供者，为拉美传播研究设立了参考框架：传播过程被看成一个建构人的存在和社会组织的对话过程——这种认识一直存在于拉美的现代解放方案之中，尤其是理想的民主化路径中（Villaneuva，2018a：70）。
五
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话语特征
拉美传播研究主要话语特征是批判的和乌托邦的。拉美传播研究的动力和特殊性来自于拉美社会的具体演变的现实（White，1989：43-54）。其传播观念基于这样三种假设：首先，自由而真实地接受讯息；其次，自由而直接地传递讯息；最后，自由而直接地参或成为讯息生产与传递过程的组成部分（Duarte，2007：187）。在拉美传播学者看来，拉美传播研究的知识的生产，不但来自拉美的从属性视角，其试图从政治经济依附、由外部所引起的社会矮化、为解放提供具体的地区条件中寻找解放与发展的依据——于是，拉美的传播思想整合了本地区的特殊性、张力与挑战，一直由“一种来自从属性的批判规则所支配，其规定了拉美传播研究的观念、阐释和话语”（Villaneuva，2016：33-34）——而且也来自对拉美社会公正的反思：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根深蒂固。因此，只有采取一个更为多元的、包容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的、既有乌托邦特色又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立场，我们才能走向这样的认识：知识具有社会有用性与科学生产性，并能够生产另类的可行变量，有别于使我们继续沿循那些非对称的、不可原谅的、不道德的、不公正的现实原则（Ruíz，2002：30-31）。
就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具体的话语特征而言，美国学者罗伯特·怀特（Robert A. White）曾于1989年做过总结。著名的墨西哥传播学者古斯塔沃·杜尔特（Gustavo A. León Duarte）也以“拉美传播学派”的名义于2006年总结了拉美传播研究的特征，认为拉美传播研究至少有两点标示了自己的独特身份特征：首先是不断地指向自己的政治-伦理立场；其次是拉美传播研究方法的混合性，其吸收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Duarte，2006b：53）。基于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历史性及其现实，我们认为拉美传播研究的话语特征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学术立场、学术组织、研究对象、认识论视角变迁、方法论视角等。
（一）传播研究的学术立场：社会/政治-伦理参与
这是拉美传播研究与欧美不同且标示拉美传播研究同一性的重要差异元素。在拉美的传播研究中，“科学-认识论的要求与政治-伦理的要求是共存的：不仅需要理解来自霸权国家的理论知识，而且还须从拉美自己的身份出发来衡量拉美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理解和肯定学术研究的社会（伦理）相关性的重要性成了拉美传播研究者的关注常量”（Fuentes-Navarro，1992：233）。该观念旨在把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思考，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拥有自己传播的社会中介化、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特征，表现出了拉美社会变迁中传播过程的多维度面孔。所有这些多维度都指向一个基本的学术出发点：“把（拉美）的智力参与统一到一种拥有公正、平等和自我可持续性的社会变迁中。”（Duarte，2006：575）
（二）在学术组织方面
拉美传播研究人员、传播研究机构乃至研究项目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怀特认为，拉美人倾向于将他们的任务视为整个拉美大陆的事业，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辩论和分歧，但这些研究人员彼此相对高度理解，因此许多拉美人将他们的大陆联系称为“裙带体制”（White，1989：43-54）。例如在1978年成立的“拉美传播研究者协会”，它使拉美不同国家间学者、大学、政府机构、资助机构、研究中心、非政府组织等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促使研究方案的共同选择与研究。就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看到了来自国家和地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拉美的传播研究得以强化。实际上，拉美传播研究的整合特征也体现在其他学术机构中：拉美经济发展委员会（CEPAL，1948）、拉美社会学协会（ALAS，1950)、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FLACSO，1957）、拉美新闻高级研究中心（CIESPAL，1959）以及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1967）。
（三）在研究对象方面
拉美的传播研究更多关注社会与人权的发展、传播媒体政策的制定、传播与传媒政策的制定力量、政治与社会变革、以及（尤其）另类传播与群众运动的联系。贝尔特朗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特征的缘由：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经历着一种“社会非传播状态”，并成了“没有传播的大陆”，“支配”是拉美传播的特征；鉴于拉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现实，拉美不仅需要平等的、民主的、具有对话特征的“横向传播”，而且还需要制定合理的“国家传播（或国际）传播政策”，来保证社会公正以及文化多元性（Villaneuva，2010：73）。传播不是操纵工具，而是改变社会不公正结构使和平得以存在的手段，这为拉美的传播研究奠定了基调——“批判”。这有别于北美对媒介效果的传播过程的分析。北美的“效果分析”是服务于社会调整的说服科学，具有维持社会现状和生产“一致性”的特征（Catalan & Sunkel，1991：5）。对传播政策的关注（贝尔特朗）和媒介的被中介化（mediación）的分析（马丁-巴贝娄）逐渐成了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基本参照。
（四）在认识论视角变迁方面
总体而言，拉美传播研究的视角是历史的、变迁的和民众的（popular）。但具体视角随着拉美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改变，即与拉美的传播现实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是对欧美理论-方法的批判；在20世纪70、80年代，把欧美理论-方法与拉美现实相结合，开始生产与拉美现实相关的传播学阐释，批判单向的传播秩序、文化帝国主义、军人独裁、文化工业；到了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随着“范式危机”的出现，传播视角由“宏观-中观”结构性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微观”，强调传播的日常挪用和身份构建，其积极意义如玻利维亚社会学家雷内·萨瓦雷塔（Rene Zavaleta）所说：“处于危机中的是揭示和认识整个社会现实的古典形式，即这是一个融合的时刻，在这里整体性早已被接受的认识边界被打破，出现了富有意义的有助于自治和反叛思想生产的突破口。”（Villaneuva，2011：44）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又逐渐受到重视。自90年代开始，“经济和市场”因素以及“强有力的多媒体技术在拉美的出现”导致难于完成一种有效的批判，因为媒介工业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整合能力，同时出现了媒介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González-Samé et al.，2017:436）。根据桑切斯·路易斯，自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拉美无批判地接受了在美国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经验主义、功能主义、扩散主义以及作为其总括的发展主义。尽管后来批判方法在拉美动摇了实证主义，但这种动摇并不完全，这种方法在90年代初又恢复了重要性。”（Beltrán，2000：273）不过进入21世纪，虽然拉美的传播研究出现了与其他地区传播研究融合的特征，但拉美传播研究的“批判性”仍保持不变：2019年9月在玻利维亚苏克雷举行的“17届拉美社会传播院系联合会”上，该协会与ALAIC和CIESPAL在签署的《苏克雷宣言》中强调“重申把批判的传播思想和认识当作研究和职业参与的导向标”（Dávila，2019：2）。
（五）在方法论视角方面
拉美的传播研究呈现出“方法融合”特征。拉美20世纪70年代的传播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刚开始，如同其他地区一样，拉美的传播理论是舶来品，其来自欧美，具有普世主义特征，在拉美缺乏必要的内部合法性。但在20世纪90年代，道路发生了变化，通过与地方现实结合，以往理论的融合发展成为伦理-认识论的融合，其更倾向于把传播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拉美的传播研究实践成功地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知识重构并改变了以往的关注点。这种基于人类学依据上的融合更适合阐释以拉美社会现实来统一理论方法多元性的倾向，有利于把界定拉美现实的结构特征结合起来：如拥有公正、平等和自我维持特征的社会变迁观点（Duarte，2007：189）。
另外，“实践的”和“日常的”成了拉美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铭文。拉美传播研究之所以能有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是因为其传播的“实践性”以及后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日常性”。不管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北美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文化帝国主义、依附理论等的批判，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另类传播”与“传播中介化”的分析，拉美传播研究都体现着“外部理论”和“地方实践”的结合。拉美传播研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实践性”，旨在借助意义的生产来实现拉美的“解放”与“民主”（Miller，2017：82）。而“日常性”维度产生一种不同于欧美霸权体系的传播意义。在此视角下，传播的意义来自于文化质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其不但是对国家机器的质询，也是对主体的质询；沿循这种日常性特征的方法论路径表明了文化、大众和经验回归的价值辩论逻辑，在研究方面的影响是多重的，其有利于使传播研究领域向其他认识论和伦理概念开放，为更复杂的问题提供方法（Duarte，2007：190）。“实践性”和“日常性”的方法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被巩固下来。
六
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考古学分析意义
有关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话语陈述开始于20世纪中期，刚开始只是一些记者、律师及非专业人员以描述的、文献的和历史法律的视觉所进行的零星的表述，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现制度化并体现出系统化特征，欧美的理论被批判的挪用并与当地现实结合起来。到了21世纪，为应对拉美社会现实，传播研究认识论、理论和概念发生了变化，但拉美传播研究的“批判的”基调仍被保持着。
认识拉美社会传播研究富有意义。自两次世界大战后，当大众传播学派因“管理心灵和思想”而成为显学并被世界“拷贝”时，这种传播研究在拉美经过短暂的引入之后，走上与拉美本地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传播学研究的“地方化”，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拉美的传播研究成了“地方化”和“建构学术主体性”的典范，并因此可以成为他者的借鉴。这种“地方化”和“主体性构建”主要通过“对理论-方法以及主要概念的批判和再创造”来实现。贝尔特朗与马丁-巴贝娄对欧美传播观念的批判挪用是其代表，为拉美传播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作为拉美传播研究奠基人的贝尔特朗（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
北美经典传播研究方式与拉美传播现实的理论失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模糊地认为传播能够不依赖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而发展；其次，错误地认为生产的增长、财富和服务的消费是发展的本质，并在适当的时候，必然会从中产生对收入和机会的公正分配；最后，认为生产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拉美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显示，这些概念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用来为外国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帷幕。（Beltrán，2000：200）
贝尔特朗从人类学的角度否定了美式大众传播的“普遍性”，并结合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创立了旨在阐释拉美发展与解放的“自由传播学”，也因此成了拉美社会传播研究的参照。
马丁-巴贝娄则摆脱了把大众传播概念囿于媒介、渠道和讯息作法，把传播转向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概念：行为模式、价值语法、叙事体系，即一个允许我们思考新的社会化过程的文化概念（Martin-Barbero，1984：80）。他的《从媒介到中介化》（1987）被拉美学者称作“不仅让拉美思想回归到我们自身，而且从此欧美影响不再是唯一，在传播研究领域拉美有了自己的新主题、新概念、新方法”（De Moragas et al.，2017：14）。马丁-巴贝娄把传播与文化联系起来，改变了拉美传播研究的方向，使拉美研究“从对象转向过程、从媒介转向中介化、从发出者转向接受者、从压迫者转向被压迫者、从文化工业问题转向流行文化、从传播学转向社会人文科学”（De Moragas et al.，2017：12）。马丁-巴贝娄重构了流行文化的作用，虽然流行（或大众）文化仍包含控制民众的作用，但也是一个民众重构公民身份的场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作为传播实践和社会运动联系者的文化过程的历史”。（Martin-Barbero，1984：83）通过对拉美历史过程的重新阅读，马丁-巴贝娄把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大众社会的存在条件联系起来，借助这种联系，把“民众”（popular）解读一个“他者”空间，从而把“大众”构建为一种新的民众存在方式（Catalan & Sunkel，1991：10）。拉美的流行文化不再是重商主义的“娱乐至死”，而是成了一个借助意义生产来争取发展、（民族／种族）身份、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利的场所。
由于传播在拉美与欧美所面对问题不同，传播在拉美更多作为一种技术来服务于独立、发展和解放，借助传播知识生产与共同实践来生产不同于欧美的思维语法。因此，拉美的传播研究对于其他学术团体而言，在学术理论与实践上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显示知识的“地方化”不是去照搬“他者”理论-方法，而是结合本地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挪用，实现本土意识和外来传播观念的结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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